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在省级党委书记阵营中，郭金龙算是较为特殊的一位--唯一的40后省委书记。在50后扛起大梁，60后进入状态、70后方兴未艾的中国政坛，郭金龙无疑属于老臣谋国了。梳理“老臣”郭金龙的仕途经历，可以用“老骥伏枥，终成正果”八个字来概括之。

优良作风 促助力发展

郭的仕途发展是“性格决定命运”的生动写照。郭金龙的特点在中共对其个人对评价上淋淋尽致地体现着。

2007年其履新北京市代市长时，中组部副部长的沈跃跃如是介绍这位新任官员：“他政治上坚定，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强，政策理论水平比较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有魄力，驾驭全局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充满激情，勤奋务实，在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坊间亦曾有传言，当杨传堂接替郭金龙出任西藏自治区书记后，曾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议“向我们的'老班长'郭金龙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的感言。郭的“官品”由此可见一斑。

2002年，郭金龙下乡到日喀则调研，正逢年楚河发水毁了不少田地。春耕在即，郭立刻叫秘书给主管农牧业的副书记打电话，让他从拉萨赶来。上午还在调研，下午计委、农委、电力、交通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就赶到了日喀则，调研变成了现场办公会。

郭金龙履新安徽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调研，不久已跑遍安徽17个地级市。郭的同僚回忆说：“他工作起来真有些忘我。有时候调研途中我们建议他中午休息一下，他总是拒绝。在车上连我们有时候都犯困，但他总是睁大眼睛看外面，为什么有的群众还住草房子啊，为什么有的地被撂荒啊，这些他全注意到了。”正如郭金龙自己所言，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崛起的一股劲。

刚来北京时，有记者问郭金龙最喜欢北京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最喜欢北京的人民。”这种爱民言辞并非客套，而是很真实的反映在郭的行为中。

在安徽时，郭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他曾上街看望环卫工人，在雪中，他认真地向环卫工人鞠了一个90度的躬。 在京郊调研时，被他访问过的农户对这当时的北京市长评价很高，“他问你话时，口气很温和，跟一般人一样。压根儿没有官架子，特别平易近人”。

正因为郭金龙的工作作风，他才能在关键时刻被高层所信任。因此他能在安徽负面新闻缠身、士气低落时，接过安徽省委书记职位；在距北京奥运会不足200天时成为代市长。

西藏履历 延拓仕途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这思路能够在具有分量政治报告中提出，可见高层在用人上，参考此项指标已成共识。

郭金龙1993年由川入藏，期间共在西藏任职长达11年。这位被西藏媒体描述为“宽额、浓眉、高鼻梁”的郭金龙在2000年成为西藏的主官。在近四年的书记任期中，郭金龙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

人们所熟知的青藏铁路，能够顺利通过论证并付诸行动，郭的功劳不可磨灭。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回忆道，2000年10月中央召开十五届五中全会(主题为讨论“十五”计划)时，主政西藏的郭金龙在会上力争将修建青藏铁路纳入“十五”计划。

在促进西藏发展中，郭的另一个政绩就是借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推动了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并由此进一步确定了内地与西藏的对口援助。在郭金龙任期内，西藏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根据资料显示，2004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200亿元，连续四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

郭的政绩还显示在治藏思维上。比如，郭金龙认为：在宗教信仰上，要把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区分开来，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而非中共党员则有信教自由；把正常的民族、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区别开来；一旦触犯刑律，不管什么民族，一律依法办理。这一理念在实施后，对于稳定西藏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有分析人士称，“郭金龙的仕途在四川打下基础，而西藏经历则是其仕途飞跃的一个关键平台。其在西藏的表现，让党内高层认识到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结缘体育 转身政坛

2007年11月30日，郭金龙履新北京。压在他肩上首要任务就是办好奥运会。彼时，距离北京奥运会不足两百天。这并不是郭首次与体育结缘。恰恰是因为体育，帮助了郭金龙在仕途上斩获良机。

郭本身就一个体育迷，还是一个不错的排球手。高中阶段郭金龙就开始练习排球，在进入南京大学学习期间，更是校队的主力选手。

在大学毕业后，郭金龙被分配到忠县水电局任技术员。据《京华时报》报道，郭金龙的排球技艺被时任时任忠县体委主任的颜光吉看重。颜本人对郭的评价很高，”是个人才，要得!“因此几番考验后，郭被借调到县体委。

1973年，郭金龙成了忠县体委第一个专职排球教练。在其担任教练期间，不仅选拔出了像曾任男排主教练的周建安这样的排球好苗子。万县女排更是在其率领下拿下第四届运动会上第七名，创下了万县女排的最好成绩。

正是凭借其在体委的表现和的体育专长。才让他抓住了机会，在借调中让自己完成进入政坛的华丽转身。若干年后，当那个活跃在体坛排球教练成为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时，真是一种颇为戏剧性的巧合。

郭金龙对北京体育界而言，可谓是一位福星。正是在其担任市长期间，北京有了第一个中超冠军和男篮冠军。夺冠的关键比赛，郭金龙均在场观看。两只球队夺冠时郭与队员共庆的感人场景，尤其是在北京问鼎CBA时与马布里相拥的画面，更是让这位市长亲民作风烙在市民的心里。

北京的加法与减法

选择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干部负责拱卫京畿，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尤其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之下，更需要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来处理。

作为崛起大国的首都，北京所遭遇的问题与其所享有的声誉与机会一样多。这些问题是前任日积月累尾大不掉造成，有一些则是在新时期遭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所造成影响，已经到达了无法回避的程度。于是乎，现任的北京领导层就像排雷工兵一样，需要逐步摘除挂在北京城上的隐患。而这样工作也只有老臣担纲才更为妥帖。

与中国大势一样，治理北京也需要新常态。而这也是郭金龙履新后正在逐步做的。一方面，郭金龙借助习总京津冀顶层设计的机遇与支持，将盘踞在北京内一些不合适的产业逐步转移至周边地区，以图缓解首都的压力。除了产业转移之外，北京还在控制人口、环境保护与治理交通等多个领域发力，以卸去北京不应该有的负担。

凭借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做足了减法。同时，郭金龙也借助大势为北京做加法。在经过北京奥运会之后，今年北京又迎来了APEC峰会，这将进一步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增色不少。此外，在具备了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之后，郭金龙又要迎来新的体育使命--2022年与河北一起申办冬奥会。

加法与减法之间，北京将逐步迎来属于自己的新常态。

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作为“共和派”省委书记的一员，孙春兰是当下唯一的女性省委书记。作为中共建政后女性政策的受益者，孙春兰得以与刘延东一道成为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两名女性组成人员，同时她也是建政以来第六位女性中央政治局委员。梳理孙春兰的履历发现，其仕途走向颇具有女性官员晋升的典型性。

女性履历与地方职务交互助推

与大多数女性官员一样，仕途早年的孙春兰在仕途晋升层面颇具特色，诸如纺织工厂、工会主席、妇联主席等成为仕途的关键词。

孙春兰的晋升路径，既有女性官员仕途走向的普遍性，也有这个时代选贤任能的特性--对地方履历丰富官员的器重。通过最近两届政治局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看，具有丰富地方履历官员占据了较高的比重。而本届政府更是将“起于州郡”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

与刘延东长期在中央工作不同，生于1950年的孙春兰的主要政治积累是地方完成的，辽宁、福建与天津是她的关键之地。

孙春兰的仕途初期是在辽宁度过的且长达36年，这也是她履历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这一段辽宁履历也颇具共和一代人生履历的典型性，即从工厂开始工作生涯。

1965年8月，15岁的孙春兰赴辽宁省鞍山市工业技术学校机械专业学习。1969年从学校毕业后，孙春兰留在鞍山并被分配到鞍山钟表总厂工作。在钟表总厂工作的5年时间，孙春兰从一名工人晋升为厂党委委员。1974年，孙春兰又前往鞍山市一轻局，出任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一职。

1978年2月，孙春兰离开鞍山市一轻局，又进入鞍山化纤毛纺总厂工作，并在此后晋升为该厂的党委书记。1988年，38岁的孙春兰并离开了工作10年的化纤毛纺总厂，出任鞍山市妇联主任，由此正式进入政坛。从上述履历看，孙春兰早期的仕途积累源于工厂的锻炼。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这也是不少官员完成晋升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此外，正式进入政坛的第一步--妇联--则颇具女性官员晋升的中国特色。

此后孙春兰继续延此类岗位完成晋升，先后担任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辽宁省妇联主席、辽宁省总工会主席等职务。1995年。孙春兰正式晋入省委领导层，担任省委常委并继续兼任省工会主席。1997年，孙春兰又转岗为省委副书记。2001年，孙春兰第一次成为地方“一把手”，以辽宁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大连市委书记。

2005年，孙春兰告别工作36年的辽宁调入中央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晋升至省部级正职官员序列。

4年之后，孙春兰主政地方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二位女性省委书记(第一位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接棒卢展工成为福建省委书记。在经历过3年东南省份的历练之后，孙春兰进一步得到了中央层面的信任与器重，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执掌津门。

入津门 顾大局 谋大事

入主津门的孙春兰赶上了一个好时候，那就是习近平主推的一号工程“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导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阵容颇有福建底色。主导者习近平曾在福建履职多年，官至福建省长。具体的执行者张高丽则是福建晋江人。孙春兰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小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在福建工作30多年，官至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此后，何立峰又在天津履职，掌管滨海新区、担任副书记、政协主席。

“协同发展”是一个展现高官政绩与能力的关键政治题材，也是改善京津双城状态的绝佳机遇，当然成功可能背后也同存在棘手的问题。于孙春兰而言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简而言之，孙春兰入主津门，需要顾大局、谋大事。

京津冀一体化屡次遇挫的重要原因就是三地政治地位的不平衡--京津的市委书记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但是，诸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中国区域发展标杆地带，其政治格局较为单一 --均只有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省级党委书记的省份。

由高层主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出现了一个超脱于三地的力量来平衡区域的政治协同，这对于处境较为特殊的天津无疑是个机遇。主政天津的孙春兰需要在处理个中关系上把握好一定的分寸与尺度。9月初，孙春兰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双城联动发展，是继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天津面临的又一历史性机遇。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清醒认识天津的基础条件和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具体而言，津门主政者的分寸感体现在了天津的城市定位上。在今年2月份座谈上，孙春兰这样描述天津的城市定位：天津将着眼于城市定位，发挥港口、制造业、滨海新区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等比较优势，在联动发展、差别化发展、特色发展、共赢发展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区域发展规划编制、高端制造业分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推进市场一体化等合作，努力形成新的体制机制，京津冀共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顺应中央的顶层设计，唱好双城记成为孙春兰主抓的方向之一。继5月考察河北之后，孙春兰又在8月赴北京进行考察。由此完成了三地之间的互动。此外，在会见履新人民日报社长的杨振武时，孙春兰还希冀党报给予天津舆论支持。

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天津在三地之间所处的位置愈加主动与自如。

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呼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过那时，中国还有许多省份解放军尚未进军。到次年1950年，除西藏外，内地所有省份均宣告解放。因此，从第二年，共和国的各项建设才算正式拉开大幕。

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正是出生在这个背景下。

革命与建设

1950年3月，距开国大典仅五个月的时间，王珉出生在淮南九龙岗镇矿路公司医院。有意思的是，王珉还有一位双胞胎的哥哥叫王琍。关于这名字，王珉的父亲王积惇思忖，我这一辈子都立志悬壶济世，利国利民，两个孩子，就一个叫王琍，一个叫王珉。

王积惇是淮南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医疗专家。在王珉出生前后，他正全身心地投入淮南矿工医院的创建中，这家医院当时是淮南唯一一家现代医院。此外，王积惇还任过淮南市副市长。

如果再往前推，王珉的祖父王庆云，则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革命”。淮南寿州起义后，王被公推为淮上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之后，王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但因不娴军事未到职。在军阀割据年代，王曾尝试讨伐安徽军阀倪嗣冲但未果。最终病逝于淮南九龙岗。而这正是之后王积惇和王珉出生所在地。

不难看出，王珉的家庭背景既非显赫的名门望族，也非名不见经传的小农家庭。但却实实在在嵌入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大业中。作为矿工子弟，用现在时髦的说法，王珉的生活环境有着浓厚的“工业党”氛围，即“工业救国、工业立国、工业兴国”。这也很大程度奠定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知青与求学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曾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周期动荡，产生了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这辈人，在文革开始时通常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正准备接受进一步教育时，被政治运动和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给中断，

然后开始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文革晚期被推荐到大学读书。作为1950年生人的王珉，其这段时期的经历正是沿着上述逻辑进行的。王珉在家乡唯一的重点中学毕业后，文革就开始了。又加上父亲王积惇的知识分子身份被打成“走资派”，王珉一家受到冲击。1968年9月，王珉赶上了三次上山下乡的第二次也是最大规模一次，被下放到舒城县石岗公社插队。

因为成分问题，直到1972年王珉才被招工到淮南化工机械厂当上一名钣金工开刨床。经过工农基层七年的锻炼后，1975年9月，王珉几乎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到淮南煤炭学院机电系矿机专业学习。三年后就开始留校任教。

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进行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研究生招生，王珉大胆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当地40人中唯一被录取的青年才俊。因为历史背景的原因，王珉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在30岁上下才考取研究生离开家乡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但与许多同龄人又不一样的是，他在求学大道上一路走到底，最终在年仅40岁就成为了博士生导师，而此时距离他高校就读只过去了不到十五年光景(详见《王珉：从工科教员到东北主政者》)。这或得益于知青岁月给王珉意志的磨砺，充分领悟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当然更得益于他抓住了个历史节点给予的机遇。

工业，工业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王珉的人生轨迹也发生巨大变化。与近二十年求学从教经历一样，王珉的从政岁月也是快速高升。1994年7月王珉离开南航，开始仕途生涯，第一站来到江苏省政府任省长助理。省政府离南航只有六公里，但这短短几公里却意味着王珉人生阶段新的开始。

高起点给了王珉比常规晋升更快的速度。仅仅八年，王珉就做到了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的位上，成为省部级高级干部。在苏州的两年时间，王珉开始了地方治理的经验积累，也充分证明自己不但搞学问搞的好，执政为民同样有一套。例如，他突破以往苏州通过吸引外资、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借鉴新加坡企业管理方式三大发展思路，以此来带动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发展。苏州的发展也开始摆脱之前较为单一的引进外资，而是民资、外资协调并进。

从1983年前往南航攻读博士开始到主政苏州，这二十余年间，王珉在江苏这一经济大省完成自身转型，也算是深耕于此。但2004年10月，王珉的仕途生涯又迎来转折，他被宣布为吉林省代省长，并在次年1月的任命大会正式就任。

对于东北大地，王珉既非生于此也非长于此，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不过，组织部门也许正是看中了他深厚的工学背景，因此请他来“收拾”吉林尾大不掉的国企系统也正是合适。

从发达地区前往陷于转型困境中的老工业基地，王珉自然把之前的执政作风带到吉林。他以招商引资、专案投资、南资北移为核心的南方思维，和“软环境是发展的硬条件”的执政理念，在吉期间特别针对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积极行动，因此赢得媒体形容为“王大胆”的称号。不过，他本人倒是婉拒这样的称呼。

2009年11月，王珉离开吉林，来到邻省辽宁出任省委书记。经过苏南和吉林南北两地的施政经验，再加上自身的学科背景，王珉坐镇辽宁这个东北工业大省显得游刃有余。而随着仕途岁月的延展，王珉也逐渐开始“低调为人、高调做事”。提高“产业丰厚度”，即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成为王珉在辽主抓的工作之一。

高端装备制造业下的大国重器，是共和国极为重要的立国资本。其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是中国航母，它既反映工业实力，又反映国防能力。

2012年9月25日，中国将购来并改装后的“瓦良格号”更名为“辽宁号”，以对改装地辽宁大连的致敬，并在两个月后成功起降舰载机，标志中国航母开始显现实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曝今年年初在省人代会的大连代表团分组讨论上，王珉透露大连也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预计花六年完工。不同于“辽宁号”，这或许是一艘国产航母。比大飞机制造更进一步，中国国产航母下水的那一天，也将标志中国工业实力巨大的飞跃。这既是作为诞生地辽宁的荣耀，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的礼赞。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资料图）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郑曼玲

迄今为止，50后“共和书记”赵正永只在两个省份工作生活过--安徽和陕西，而这两个省份，恰好是近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故乡。这种巧合让人难免对赵正永的仕途产生诸多遐想，但实际上，他的从政生涯几乎没有一丝传奇色彩，出身草根，稳扎稳打，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地踩在点上，沿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从一名“手握寸铁”的炼钢工人成长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都说安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英雄辈出，朱元璋、陈独秀、胡适之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现年63岁的赵正永出生于安徽马鞍山，在前任及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中，胡锦涛、吴邦国、李克强、汪洋、刘奇葆等都是他的安徽老乡。

青春热血之时，赵正永赶上了时代的动荡。怀揣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理想，1968年，17岁的赵正永与其他小伙伴们一起走向农村的广阔天地，在安徽省宣城地区水阳公社插队当了整整两年农民。1970年通过工厂招工，进入马鞍山钢铁公司，在修建部机动车间当工人。

高官履历“标配”

随后，别具中国特色的“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赵正永亦搭上“顺风车”被推荐到原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回到马钢，历任钢铁研究所物理室技术干部、钢铁研究所共青团委书记、公司团委副书记等职。

2012年3月，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正永曾受邀做客中央电视台“小崔会客”栏目，刚一落座，主持人崔永元就拿出一副手套和一个扳手，要“考考”赵正永。赵正永戴上手套，抓过扳手，先是滑动钳口，接着咬住小崔用手指比画成的“螺帽”，继而拧转起来，动作颇为娴熟。

“我最初参加工作时，是铆工、钣金工，经常接触扳手。”赵正永呵呵笑着，没被崔永元难倒。小崔问：“现在还能经常想起基层工作吗?”赵正永说：“尽管那是很早以前了，但还是记得。我经常介绍我的情况时，都说我是工人出身，也到过农村，插过队，当过农民。”

可以说，赵正永的这段经历，几乎是目前许多中共高级官员履历的“标准范式”：从城市到农村，从知青到农民，再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岁月中摸爬滚打。最终，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精英，也有“知青一代”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82年，赵正永走出企业，开始担任共青团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党组书记，自此进入党政系统正式步入仕途。之后，他历任中共马鞍山市委常委、马鞍山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中共黄山市委副书记、书记，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安徽省政法委书记等职，完成了仕途的原始积累。

首批西进入陕

就在此时，一场新的时代浪潮席卷而来，又一次改变了赵正永的命运轨迹。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力争通过输入政策、资金、项目，促进西部“洼地崛起”，实现地区均衡发展。这个巨大而又略显沉重的战略棋子高高举起，第一个落点就锁定在人才资源上。在中组部的动员组织下，一批“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敢于负责、有工作水平、善于团结各族干部群众的优秀干部”浩浩荡荡，汇成西进的雄壮大军。赵正永正是其中的一员，2001年，他作为第一批“西进”官员来到陕西。

高山大川，戈壁荒漠，边疆望月，塞外纵马，西部壮美的山河，很容易激起人们的豪情壮志。但很多官员只是揣着“摆样子”、“镀镀金”的算盘，希望打个转就回去。赵正永却不然，他在陕西迄今已呆了13年。

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不言而喻。它曾是中国古人类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多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圣地。它对中国政治的内在影响延续至今，让八千多万中共党员“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醒醒脑、爽爽身”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惩治“四风”问题的“八项规定”，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这里，赵正永曾先后与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合作--李建国和赵乐际。正是在李建国主政陕西期间，赵正永由安徽调任陕西，并晋升省委常委。2007年赵乐际接棒李建国，李则由陕西调往山东任职。在赵乐际任职陕西期间，赵正永晋升为陕西省省长，进入正部级高官序列。2012年，赵乐际上调中组部，赵正永补位成为陕西省委书记。

在媒体舆论当中，赵并不属于个性张扬、特点鲜明的官员，但与之熟识者却也认为，其个性并非表面所见那么内敛保守。譬如他曾自爆资深网民身份，坦言自己非常喜欢上网，每天睡觉前都要花三四十分钟看微博微信，“潜水”了解舆情动态，对于“拍砖”、“灌水”等网络语言也都非常熟悉。另外，2007年下半年，赵正永曾赴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接触到白宫实习生制度，认为多有裨益，回陕后就在各级政府推广，每年招收1000多名大学生进政府机构实习，增进施政透明度，这一做法在西部省份并不多见。

引领拐弯超车

主政陕西，赵正永还曾做过几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2011年，就在其担任陕西省省长的第一年，他迅速启动了陕南山区移民搬迁计划，力图用10年时间，将超过200万陕南秦巴山区的农民迁出地质灾害地带。这一计划移民数量几乎是三峡移民的两倍，工作难度、资金问题有目共睹，而由于移民工程通常并不被看作地方官员的“政绩”，计划最初曾引发旁人不解。

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这个事对陕西来说应该叫史无前例，但我们是铁了心，就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这个惠及民生的大事进行到底。”

也正因此，他在当地获得“有情怀、勇于任事”的评价。

另一备受注目的则是在西北版块鹤立鸡群的“陕西速度”。近几年，陕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经济总量排名几乎以每年前进一位的速度逐年进位。主政陕西之后，赵正永又提出“拐弯超车”的理念，认为在转型拐点，只要坚持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的原则，把握好方向、速度、平衡三者的关系，就可以把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在“拐弯”中实现赶超，扛起国家经济梯次转移的大旗。

喝了十几年的秦岭水，听了十几年的秦腔，赵正永坦言已“深深爱上这片土地”。是否如其所说，陕西是其“最后落脚的地方，是我最后的故乡，”还是他的从政生涯也会以“拐弯超车”的方式实现另一跳跃，目前仍有待观察。

大公网第一期政经沙龙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张玲玉

法治是法律人心中的梦想。尽管这一源于西方的词汇移入中国后有些水土不服，甚至在官方的表述中更愿意称之为“依法治国”，但“法治”或“依法治国”包含的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党要守法等现代法律理念却是法律人的一种共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样的政治表达对我们而言其实并不陌生。

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发表讲话，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法制建设方针，奠定了这一历史基调。但这时的“法制”仅指的是法律制度的建设。

197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64号文件指出，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1980年11月22日，应中央有关领导要求，李步云教授撰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最后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

如果说此前依法治国的理论准备更多的是出于纠正文革错误的需要，那么1982年宪法的颁布则确立了这一政治方略的合法性。这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1982宪法意味深长地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传达出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权力这一基本法理，至今为学术界所称道。

值得一提的是，七十年代末，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更是一场政治争论。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的私货”，不应该被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直到1997年十五大召开、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修正案，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

进入二十一世纪，依法治国方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文明形态，同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保护人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条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保护人权的道路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一个独立篇幅，即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了全面部署。该年年末，胡锦涛同志提出“三个至上”：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2010年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

2012年，习近平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有关司法改革的规定了，“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迈出了司法改革史上实质性的一步！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坚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

三十六年中，在历届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等一大批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相继颁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律在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对公权力的限制方面，更加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正被逐步探索。被称为“民告官”法律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望改善实践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行政诉讼法被民众寄予了重要期待，对于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正能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法学教育的昌盛，法学院的扩大和法科学生的增长，大批政法院校毕业生进入司法系统，整个司法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根本改变。法律知识分子也不再埋首书斋，而是积极参与，为法治的建设奔走呼号。著名的孙志刚案件中，法学三博士集体上书，引发了对于收容遣送制度是否违宪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在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外，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由此带来了社会的透明度、信息的披露程度、以及言论自由度的极大提高，政府信息的公开对于推动依法行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三十六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执政党在确立和推动依法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治的进步如果没有执政党的推动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与法治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建设不完善，社会分配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其后果是社会的法治信仰缺失，人民对于法治的信心大打折扣。

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依法治国，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真真切切地成为当下深化改革所遵守的公约，成为每一个公民参与的政治守则，成为一切权力拥有者所应坚守的道德底线。

（张玲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

第一期《大公政经沙龙》嘉宾合影：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右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右三），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原（左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张玲玉（右二），大公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左四），大公报副主笔、北京分社副总编辑马浩亮（左二），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右一）。

大公网9月17日讯（记者邢毅）预热四中全会，纵论政经热点。为筹备好即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报道，大公网于9月17日举办第一期《大公政经沙龙》。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张连起，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张玲玉，大公报副主笔、北京分社副总编辑马浩亮，大公网中国频道主编马俊茂出席沙龙，围绕《依法治国：构建改革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大公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出席沙龙并致欢迎词，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主持沙龙，数十位来自媒体、高校和司法系统的读者与会。

韩红超副总裁介绍了大公报新媒体战略的实施情况和未来规划。在谈到此次沙龙的主题时，韩红超副总裁介绍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召开，为响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会议程，大公网积极发挥自身舆论力量和港媒身份，集合法律届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发表真知灼见，为大会的宣传预热鼓与呼。

沙龙发言环节上，张连起委员分享了全国人大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他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此外，推进依法治国深化改革的同时，要加强政府的信息公开，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干了什么，否则政府和社会很难达成改革共识。

长期在刑诉法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张建伟教授，强调了学术界对“依法治国”和“法治”两个概念的区分。二者区别在于法律之上是否有更高权威，张建伟教授认为，“依法治国”是浅层共识，深层共识还是应该达到“法治”层面。改革应着力增强国家诚信，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不断满足民众对于法治的渴求。

“律师，您XX法院有没有人啊？能不能保证赢啊？”高原律师发言称，日常工作中，他经常被当事人这样问。他认为，我国公民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谈到如何构建民众的法律信仰，高律师总结了十二个字：慎立法，普法深，司法公，执法严。

整整三小时的讨论中，来自政府、学界、业界的法律专家各抒己见，对依法治国的概念、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史进行了梳理，探讨了依法治国的现实困境，并结合自身常年的工作体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大公政经沙龙，以大公网时政产品为依托，以《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为载体，从线上走到线下，邀请政、商、学、文各界人士，定期讨论当下政经热点。下一期沙龙预计于10月中旬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