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在内地62位省级党政一把手中，王珉的从政路径可以说是“独一份”。不同于现在许多高级领导干部流行的任上边干边读边拿学位的方式，王珉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货真价实高学历的中共高级干部，即在教师、学者的岗位上做到一定高度后直接进入仕途，成为“教而优则仕”中的典范代表。

50后老大哥的典型人生轨迹

1950年3月出生的王珉是目前除郭金龙(系政治局委员)外最年长的省级党政一把手。与大部分50后一样，王珉有着那个时代典型的人生轨迹：家庭因父亲王积惇的教授身份受冲击，18岁时成为知青在省内下乡插队，之后又在淮南化工机械厂当基层工人，前后磨练长达七年。在文革结束之际，25岁的青年王珉回到学校，进入安徽省淮南煤炭学院机电系矿机专业学习(1975年9月至1978年9月)。

此后，王珉在高校学界逐渐开辟自己的天地。正如开篇所言，王珉仕途轨迹的特殊就在于他在转战地方任职前完全是“象牙塔中人”，没有中间挂职等打断其求学职教的历程：1978年从淮南煤炭学院毕业后，随即成为该校机制工艺教研室一名教师。一年后王珉赴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造拿到机械制造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回炉母校再任教。1983年起，他又赴南京航空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十余年，王珉在南航逐步高升，历任机械制造系主任、院秘书长、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期间，他在35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理工学院当了一年半访问学者，40岁时被破格评为教授，还见证了南航从“学院”升格为大学。1994年6月，王珉成为南航常务副校长。

在求学与执教的来回之间，王珉近20年的高校经历为其转战仕途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在任南航常务副校长一个月后，王珉即进入江苏省政府，成为省长助理。

苏州经验助力高升

虽然在高校学界已有所成就，但在政界，已过不惑的王珉却是个地道的新人。王珉进入政界第一个职务是省长助理(享受正厅级待遇)。经历省长助理两年多的历练后，王珉便升任副部级的江苏省副省长，一干便是六年。2002年5月，尚任副省长的王珉又兼任苏州市委书记，并在这两个岗位上进入了省委常委序列，成为省级领导的核心成员。这离他初入政界只过去八年。

进入政界虽晚，但深厚的教研背景给了王珉其他人难以企及的高起点，因此在踏入仕途后的加速度，也就比从最基层开始的人快了许多。在苏州虽然只主政两年多，但王珉却在这座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地级市、江苏的经济中心有力证明了自己的主政治理能力。例如，王珉在主政期间，突破以往苏州通过吸引外资、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借鉴新加坡企业管理方式三大发展思路，以此来带动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发展。换句话说，苏州的发展不再是单靠外资，也要发展民营经济进行协调。

值得一提的是，历任苏州一把手之后的仕途通常都向好，王珉也不例外。因为苏州模式、经验的治理政绩，2004年10月被宣布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3个月后转正。众所周知，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推动国企改革、振兴当地发展是个老大难问题。在当年的任命大会上，吉林省委常委们就表示，欢迎具备改革开放前沿的苏州主政经历的王珉前来吉林工作。而王珉的工科背景，无疑也为其在东北主政锦上添花。

东北二省挑战重重

在吉任职五年期间，王珉可以说延续了在苏州的治理思路，以“苏州速度”推进吉林的国企改革，计划在一年内基本完成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王珉以招商引资、专案投资、南资北移为核心的南方思维，和“软环境是发展的硬条件”的执政理念，在执政吉林期间破解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的难题，并特别针对国企改革展开积极行动，因此赢得媒体形容为“王大胆”的称号。

不过，因为这样急速般的改革进度，王珉在吉期间也不可避免遇到了困境：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的群体性事件震惊全国--参与通钢改制的民营企业方代表、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殴致死。“通钢事件”发生后，不少声音开始质疑王珉在吉林推动的国企改革的方式。需要承认的是，“通钢事件”确实暴露了吉林国企改革中存在问题。不过，王珉在吉推进的改革确实在更大范围内盘活了国企发展的活力，加强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在国企改革外，吉林在王珉主政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可支配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有些指标名列全国前列。

2009年11月，王珉离开吉林，来到邻省辽宁出任省委书记，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同样学者出身的农学博士孙政才。经过苏南和吉林南北两地的施政经验，再加上自身的学科背景，王珉坐镇辽宁这个东北工业大省显得游刃有余。

到目前为止，王珉已经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近五年时间。国企国资改革仍然是王珉在辽的工作重点之一。不过相比之下，依托辽宁深厚的工业基础，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契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则是王珉在辽更加重视的工作。这被王珉自己称为“提高产业丰厚度”。一个“厚”字，意涵深远，颇为传神。

辽宁与山东是仅有的拥有两个国家战略的省份。今年6月，两省又同时获批在大连和青岛设国家级新区。而8月公布的《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称，要加快推进渤海跨海通道工程前期工作。因此，连接大连与烟台的海底高铁开始提上桌面讨论。未来王珉如何协调此项超级工程，亦是其执政生涯的新挑战。

现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 （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

今年6月上旬，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回到她仕途的“第二故乡”安徽调研医改工作，并与曾经共事一年多的省委书记张宝顺“亲切会见”。会谈中，张宝顺做了次自卖自夸的“老王”，给安徽医改一个很高评价，“走出了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医改路子”。这话既是对现实情况的总结，也是对旁边这位国家卫计委“领军者”在皖成绩的褒奖。

在习李新班子谋划的改革大局中，担负民生重任的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重组。李斌以其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加之对医改工作的理论修养和实操成绩，当仁不让地成为负责“医人、育人”政策制定的国家卫计委首任主政者。

善谋者：24岁弃教从学再谋人生新航程

1974年7月，整个国家还笼罩在文革的阴影当中。就在这一年，还有三个月才满20岁的李斌站上了长春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的讲台，正式成为一名中小学老师的老师。

从家乡辽宁来到吉林，当时的李斌很难想到，自己在四年之后能有机会上大学，更不会想到在吉林一待就是33年。

彼时，领导人意志高于一切，国家权力伸到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李斌就职的长春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也在时代大潮的卷涌中，经历了重重曲折。1952年建校，经过十多年发展，学校初具规模，教育学院师培、干训的特点显现出来。正当此时，文革开始了，所有业务工作陷入停滞状态，一些教师和干部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直到1972年部分教师才逐渐返回学校。李斌就是在这之后进入学校教书的。1975年，学校改称为“长春市教育学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院的机构开始趋于稳定。

文革落幕给青年人开启了新时代，重新审视青春理想，重新评判失去的十年，重新给自己谋划更多彩的人生之路。此时，李斌毅然选择离开渐趋稳定的教师职业，加入了高考大军。1978年初春，24岁的李斌顺利来到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弃教从学，再谋出路--这的确是改变李斌一生的最重要抉择。从现在看，李斌就读的吉林大学经管学院，已经培养出了多位高官，除李斌外，还包括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以及李斌后来的同事、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李斌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登上了新的人生舞台。成为长春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一名干事，标志着李斌正式踏上政坛，开始了此后数十年的仕途之旅。

善治者：“民生省长”屡创“新模式”

从1982年到2000年，李斌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普通科员到厅级干部的多级跳，历任市委讲师团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区委书记、省体改委主任等职。

2000年9月，李斌以吉林省体改办主任身份再入吉林大学，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读博一年后，李斌从省长助理擢升为吉林副省长，并进入吉林省委常委班子。纵观李斌跃入省部级前的仕途历程，晋升层级完整，担纲职位多样，而在吉林大学深造，对其提升理论知识素养、形成改革布局视野大有裨益，这在李斌此后的履职中多有体现。

担任副省长期间，李斌先后协助省长分管过发展改革、劳动保障、民政、卫生、人口计生等工作，由于分管领域和民生密切相关，省政府的厅局长们开玩笑称她是“民生省长”。她提出的“创业促就业”的再就业模式成效明显，被国家有关部门称为再就业“吉林模式”。后来，“创业促就业”，人口计生“三结合五关爱”等吉林经验走向了全国。

2011年底，李斌履新从政的第二个省份安徽，并于次年正式出任省府“一把手”。彼时，58岁的李斌拥有众多耀眼光环：她是安徽第一位女省长，中共建政后第四个女省长，也是当时唯一在任女省长；同时，她也是唯一一个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的官员。在她之前，前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珮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

履新头年，李斌主持实施了33项民生工程，以比2011年多72亿元的投入力推民生工程。而在医疗卫生领域，李斌推进了医改“安徽模式”的深化发展。在她推动下，安徽成为全国少数几个启动全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省份，而这一进度比中央提出的到2015年完成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要求提前了至少两年。在皖一年半，李斌主导安徽医改取得了诸多成绩，其中最突出的亮点：一是基层医改率先巩固完善；二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全面推开。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安徽则是唯一一个有两个国家试点联系城市的省份。

李斌曾提出三点鲜明要求：“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这与习总十八大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部分内容不谋而合，其执政意识之前进，务实作风之严谨可见一斑。

善立者：破旧立新 让人本计生成“新常态”

2013年全国两会，李斌再获新职，出任整合重组后的国家卫计委首任主任。实际上，李斌对这一岗位并不陌生，她曾在2007到2011年间，先后担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主任。

上任伊始公开的专访文章，被认为是她的就职发言，文中她表态说：“卫生计生都是重要的民生，是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这种表态和我国医改的下一步方向--基层医疗运行新机制十分吻合。这一大部制改革举措，也被看做国家计生政策出现变化的信号。而从何做起，她的回答是：“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在习李改革大局中，重组后的卫计委承担了不少改革任务。一年多来，这位头顶“玻璃天花板”的计生主官，始终保持了低调务实的从政风格，用实实在在的工作突破了不少以往被认为顽疾的改革禁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应对多起恶性伤医事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计委2013年以来频频高调现身，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展较早破题的部门。

卫计委的改革，任何一项都是“要人命”的事。在李斌看来，卫计委的工作推进要坚持“计生也是民生”的理念。人口政策、医疗改革牵扯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未来几年，每项改革都将在政府、社会、商业、民众的利益博弈中渐次推进，李斌有机会在新岗位上再续传奇。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

浙江省省长李强 (资料图)

双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其由镔铁打造。分量与杀伤力这两个矛盾因素统合在了双戟这个兵器上。该兵器非有力者不能用。但对能拿得起它的武将而言，双戟则是一件杀敌破阵与建功立业的利器。

于浙江省长李强而言，他也有这样一副“双戟”--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一方面，这副“双戟”足够沉重，简政放权与环境生态的塑造都会面临一定阻力，能够挥动“双戟”没有一定的力度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完成“四换三名（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即名企、名品、名家）”，促进浙江模式转型升级，就需要依靠这副“双戟”。故而，只有“挥得动”，才能“转起来”。

浙江省在挥动“双戟”上既有决心，也有力度。在今年浙江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4年重点工作”的前两项就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对于李强改革的力度，新华社有着这样的描述：这样一位在公众眼中好脾气的省长，在抓工作的时候却雷厉风行，面对触动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更是毫不含糊。

简政放权 为政务插上云翅膀

简政放权如同“割肉”，常常是“刀刀见血”。李强的改革也是由此发轫。自履新浙江省长之后，李强就一直把简政放权作为其任内的主打牌。李强称“我到省政府工作后，抓的一件大事、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审批制度改革。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

作为此次“革命”的总设计者，浙江省省长李强指出，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去解决，凡是社会或社会组织能办的事就让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凡是基层能处理的问题就依靠基层去处理。

李强推动的这项简政放权工程被形象地称为“三张清单一张网”。所谓“三张清单”，即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则指省市县三级联动，集行政审批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全省网上政务大厅。同时，它也是展现“三张清单”成果的平台。

浙江的简政放权也获得了中央媒体的点赞。4月份，浙江省获得了《人民日报》连续两日的重点关注。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24日的头版--《浙江变速度领跑为质量领先》，作者为新华社浙江分社常务副总编辑沈锡权和《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到了5月12日，《浙江--权力减法换活力加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系列报道的内容再次出现在了党报头版上。由此看，浙江的改革已经获得了中央层面的注意和肯定，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省份。

李强将简政放权作为其执政破局突破口也是一种治理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浙江在简政放权层面，是具有首创精神的省份。1999年，全国首家行政服务中心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浙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破冰。

浙江的开明治理创造了浙江模式的繁荣。“浙江模式”在社会治理上具有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特征，政府的“无为而治”产生了巨大的作为。不过，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以及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其原有优势也出现了减弱甚至消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满足于“开明政府”，希望成为“高明政府”。简政放权即是让“高明”回归开明的过程。

年初，浙江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李强讲到，过去改革的重心是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再造，今天深化改革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自我完善，要求深化新一轮政府自身改革。着力点是“三个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

在各种刺激观层出不穷的今天，浙江政府主官李强亦有自己的刺激观--深刺激。2014年7月23日，李强在全省政协主席读书会上作专题报告。他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关乎现在、更关乎长远的“深刺激”。在这次报告会上，李强系统性地阐述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路线图和下一步改革思路--“浙江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繁荣来自于活力，活力来自于制度。”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做的精辟论断。

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李强为浙江省的改革插上了“云翅膀”--开通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政务服务网为省市县一体化构建，共享一个“云平台”，开始建设至今累计花费资金2000万元，甚至不及以往某个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投入。

虽然构建浙江政务服务网是一个技术变革，但技术变革的背后实质是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革行政体制、推动职能转变，由智慧政务入手，倒逼政府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五水共治 “约束”才能发展

生态，则是李强执政的另一戟。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五水共治”等政策。所谓“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具体布局落子方面，“清三河”则作为了整项工程的“当头炮”。所谓“清三河”即清理垃圾河、黑河、臭河。而“五水共治”是统摄在“两美”建设之下的一个工程。“两美”建设即“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

治水工程同样属具有传统的政治工程。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对治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一再强调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用水、治水、节水工作，认真抓好安全饮水、科学调水、有效节水、治理污水等“四水工程”建设。

治水只是李强打造生态浙江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五水共治”被列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促进生态环境全面好转”中的首条，且占据有关内容的近二分之一。

有关治水方面，在去年两会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2013年3月7日上午，浙江代表团开放。审议结束、接受媒体采访前，李强先介绍了浙江省情，提到“生态环境是浙江的优势之一”。未料，他的话音刚落，第一个获得提问的记者就此发问，“既然生态环境是区域优势，那么，为何浙江的多个城市，接连有民间人士'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对于这一提问，李强的回复也十分坦诚，“环境治理速度还是不够快，执法监督还是不到位，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对于生态治理，李强的观点是有“约束”才能更好发展。2013年1月28日，时任浙江省代省长的李强在参加湖州代表团审议时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讲，良好生态，是动力源，同时也是约束棒。这里说的“约束”，是对“低小散”的钳制，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目的是为了经济更健康的发展。为了保持青山绿水，该约束时就必须约束。不加“约束”地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还会将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有“约束”才能更好地发展。正确地处理好了约束和发展的关系，经济质量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资料图)

他创下了常规政治生态下的晋升纪录，他是为数不多的60后正部级官员之一，他是千万维吾尔族中唯一的中央委员，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他叫努尔·白克力，讲着标准普通话的新疆自治区主席。

2014行进至此，努尔·白克力的治疆经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经济治理上风生水起莺歌燕舞，社会层面暴恐不绝愁云满城。

他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启了“西进战略”的“国家战役”，经济新常态缓解了新疆生态脆弱的痼疾，19个援疆省市提供了不竭的后发动力。

但好时代并未让疆人治疆顺风顺水，频繁的暴恐让拥有维吾尔身份的努尔·白克力屡屡神色凝重，这个好时代里的大挑战考验他爬坡过坎的能力，文人也需要铁面。

疆局

由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层层传导是中共执政的秘钥，当下更复如此，习近平统领全局，顶层设计下的执行力空前强化。作为距中南海最遥远的省级行政单位，新疆局面亦完全在政治局常委会笔端下行事。

新疆各个面向的复杂程度或许是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局面的由来混杂着历史、现实和自然的各种成因。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166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约占全国六分之一，足有四个日本大小，北西南三面54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毗邻八个主权国家，且部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内外敌对分子时有勾连。

22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60%，共有47个族类，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多宗教长期并存，风俗习惯带有明显的差异性。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区内又有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与兵团实行“师市合一”的独特模式。

自然资源极其丰沛，石油、天然气、煤炭皆占全国总储量的30%以上。

凡上种种，在内地31省市区中独此一见，这种全面的复杂性导致了当下新疆的独特存在，“一把手”高配和援疆模式造就了政治、经济上的“双重特区”。

因为这种独特性，习近平自十八大之后就逐渐对治疆模式进行调整，最明显的当属在5月底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治疆总目标被定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2010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则被定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字面的变化真切地反映出了顶层设计的调整，由唯GDP马首是瞻到社会的结构性稳定转变。

这种对疆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之行以行动诠释了这种变化。

四月底，习近平完成了25年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五次新疆考察，随行人员有俞正声、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一政治局常委，三政治局委员，规格史无前例地被拔高。但真正的变化体现在习近平的行程上，没有像以往的领导人视察北疆的能源类企业，而是直奔南疆喀什，这里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地区，暴恐分子极其活跃，这种硬碰硬的举动背后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亦即社会的稳定和谐权重超越跨越式发展，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也是被现实所倒逼。

经局

8月11日，兰新高铁最后一根500米长轨完成铺设，全线实现接轨铺通，在经过一系列的联动调试之后，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兰新高铁全长1776公里，新疆段为710公里，通车后将此前兰州到乌鲁木齐的运行时间从16小时缩短至9小时，而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时间从40小时跨越到20小时之内，新疆自此进入“高铁时代”。

新疆一直肩负着陆桥国际通道的使命，但长期以来的运力紧张、时间及物流成本高居不下，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西进战略”，但这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的“钢铁丝绸之路”将会扭转此前的不利局面。

高铁对新疆经济的转型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努尔·白克力来说，同样也意义非凡。早在2009年一场在清华的演讲中，努尔·白克力就曾以新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十分美好来介绍高铁，以期吸引到在京的高端人才。

“钢铁丝绸之路”来得恰逢其时，2014年最火热的一个政经热词叫“一路一带”，这是习近平亲力亲为推动的国家级战略，但将视野放的更长远一些，新疆无疑是这条古老商贸走廊中最璀璨的明珠，起到了起承转合的大支点作用，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终点，是世界部分的起点。

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大通道，集聚了30亿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消费与生产为一体的商贸通道被完全打通，且都需要经过新疆的陆路口岸来实现货物运转，对新疆的产业转型将是一剂适时到来的强心针。

努尔·白克力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可谓倾尽全力，举凡有机会，便一再宣讲，强调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以此来推进信息通道及交通枢纽的建设，改善民生，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2014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上，努尔·白克力着力最多的便是此，全文近十处提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疆在推动丝路建设的实践层面也屡有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的霍尔果斯市。而在更早前，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获权挂牌，确立了“一区三园”模式，霍尔果斯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上的重要驿站，现成为与中亚国家经贸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与喀什经济特区南北呼应，构成了带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体两翼和重要增长极。

在上半年全国GDP排名中，新疆以10%增速位列第六，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在西部五省区中排名第三。但新疆的GDP构成一直是努尔·白克力所忧心的，他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新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但同时又说宁愿霸道，也要将高污染的企业给关了。新疆一直依赖石油化工和能源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较低，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推进不力。但努尔·白克力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降低速度提高质量，不要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GDP，这为努尔·白克力调整新疆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时间机遇。

丝路建设的推进、高铁开通、亚欧博览会的聚热以及特区和口岸经济的发展，给了新疆经济和努尔·白克力更多腾挪的空间。未来，配合顶层设计的本地特色经济发展将是其着力点。

恐局

3.1昆明暴恐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22乌鲁木齐暴恐案、6.21叶城暴恐案、7.28莎车暴恐案、7.30刺杀大毛拉案，这是发生在2014年与新疆有关联的暴恐案，这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相继消失，这里没有民族与老幼之分，只有屠刀与硝烟。

将暴恐分子嚣张气焰和赤裸野性推至顶峰的无疑是4.30案，彼时习近平脚步刚刚离开这片土地，完成为时四天的新疆行。习近平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作出指示，称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而在事发一个小时之后，努尔·白克力便出现在医院，看望受伤人员，并在其督导之下，案件于5月1日下午告破。

历来都有“治疆难”的说法，这种悲情的局面便是屡打不绝的暴恐案一手造成的。对于现在的新疆执政者来说，这种局面多少让他们有些委屈，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外来者。但对努尔·白克力而言，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种深层的含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身体中还流淌着维吾尔族的血液，这会令他多少有些尴尬，每每暴恐案发生之后，他总是一脸凝重。

然而，正义不分族类，每次暴恐案发生之后，素有“儒将”之称的他也会展现出铁腕的一面，第一时间发声严厉谴责暴恐分子，亲赴现场为一线警察提振士气。

每当暴恐案件发生的时候，总能在新疆日报的头版看到署名为努尔·白克力的文章，正色厉声地指责暴恐分子的惨无人道，这也是抢占舆论制高点的一招后手棋。揭盖子、端窝子、挖根子、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天罗地网，这些都是出现在努尔·白克力文章中的关键词，身为维吾尔族，他也有义务给同族的党员干部下令，经常强调少数民族干部要主动发声，敢于亮剑。

暴恐案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这并非能靠一人或一代人之力来扭转，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定点清除和事后的追捕注定了都是被动应付，在中央高层那里也是看清了暴恐的本质，习近平上半年的新疆行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要治本就要从经济、民生及教育等基础层面做起，所以，各民族互嵌、南疆全面实行高中免费教育、着力发展南疆经济等一系列治本之策应势而出。

努尔·白克力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其外在的的维吾尔特征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也独特如一，这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是考验反击同类异端的决心，二是被广大汉族干部和民众的认可度，目前观察，他至少在这两个层面都不失分。

前路

努尔·白克力1961年出生于一个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小乡镇，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以高一在读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最终虽然没能如愿上北大，但还是被新疆大学抢先录取。喜读书、有组织天赋的他一直受到旁人和老师的青睐。大学毕业留校任职，十年之后正式踏入仕途，一段喀什经历后回到乌鲁木齐，一路拾级而上，37岁出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行政主官，48岁任新疆自治区主席，被称为60后政坛新星。

上段经历中努尔·白克力顺风顺水，一路创纪录升迁，也曾赢得乌鲁木齐市民对其“环保市长”的美誉。但纵观正在进行中的2014年，对其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未来能走多长的路，取决于当下的执政成果。

经济层面，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将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彻底转变，扭转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的局面，以新常态为契机，打破传统的GDP构成，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业。同时，要不惜代价，引进人才，留住本地的人才，想发展创新及高科技产业，人才的权重强过了硬件设备。同时要利用好19个对口援疆省市区的天然利好条件，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最后，必然是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机遇期，不失时机地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好国家“西进战略”的桥头堡角色。

民生层面，积极推进基础的保障制度，从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性的民生工程入手，做好统筹兼顾，不留死角，尤其是边境及农牧地区更需要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打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行政事务上，需积极配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政策，结合本土情况，将权力之手放置于阳光之下。反腐、整风、治吏多管齐下，完成由传统官僚治理模式向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的彻底转变。

最棘手的一面，定是防控和根本上改变暴恐案件频发的局面，从治标入手以治本为根，舆论与行动双轮驱动，清除掉滋生暴恐之恶的土壤，布置全局，着力南疆，以拉为抓手以打为辅助；同时积极配合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的反恐部署，从根源上切断，将暴恐灭化在萌芽之前。另外，作为维吾尔族的本土行政主官，努尔·白克力需要培养更多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只有他们拧成一股绳，以正义和公共利益为做事原则，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外来者的理想如此，作为疆人治疆的努尔·白克力更应再进一步，不仅迎得春风，而且要在天山南北孕育出更加富饶和谐的青山绿水与人居环境。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马浩亮

河南省省长谢伏瞻 (资料图)

从2013年3月调任河南省长，谢伏瞻这位中原经济的新“操盘手”已经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宏观语境之下，今年上半年谢伏瞻的成绩单仍称得上可圈可点：GDP同比增长8.8%，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夏粮生产实现“十二连增”，总产量达667.76亿斤，比上年增产20.72亿斤；新增贷款2294.9亿元，同比多增503.7亿元；合同利用外资增长28%；进出口分别增长7.5%和5.2%。

河南是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第一人口大省、GDP第五大省，地位举足轻重。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除此之外，在习李提出的四大经济战略中，在东西方向，河南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在南北方向，河南则是沟通京津冀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连接部。中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两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谢伏瞻，是公认的经济专家。从国研中心副主任到国家统计局局长，再到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成为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中枢智囊班子的负责人，参与了诸多重大经济决策的工作，这也为他主政地方，提供了非常开阔的宏观视域。

三大产业支撑中原

“农业大省”曾是河南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在谢伏瞻上任之后，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要“做强工业、做大服务业、做优农业”、“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即“三个大省”的工作思路，以此来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业。河南省老省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在河南，这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7月10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服务业发展大会。随后，河南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的若干意见》，谋划3000个服务业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资6000亿元，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按照河南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现代物流领域，力争到2020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到4000亿元，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150万吨；信息服务领域，将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全国重要的区域性数据枢纽；金融领域，推动中原证券公司、万达期货公司等上市融资，完成省级银行组建，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适时开展综合经营试点。

但农业大省、粮食大省，仍然是中央赋予河南的战略性使命。今年5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为把粮食生产主动权抓在手上，河南省从2012启动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致力于打造“粮仓中的粮仓”。谢伏瞻2013年履任河南之后，对此项工作倾注极大精力。至目前，河南已建成高标准粮田2958万亩，今年建成区小麦平均单产达1000斤以上，比非建成区高200斤左右，为粮食稳定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利用河南地处中原的地理区位优势，河南还大力气推进“铁公机”配套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特别是推进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建设，目前郑徐高铁正在建设，郑州至太原、万州、合肥、济南四条高铁线路已列入国家规划。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6000公里，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郑州航空港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为未来河南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的对接及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大企业同台共舞

除了“工业、服务业、农业”这“三大产业”的齐头并进，谢伏瞻还对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外资企业这“三大企业”给予不同定位和扶持。近期，他更密集与各类企业进行沟通交流。

8月7日，谢伏瞻出席河南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座谈会时表示，政府将在人力资源、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上对创新型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各部门不合理的中介服务与变相收费现象。第二天，他又在郑州会见出席“2014年中央企业河南行”的央企负责人，承诺为央企在豫发展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14日，他在会见IBM公司高层时表示，希望在电子信息、服务外包、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并得到IBM的积极回应。

可以说，谢伏瞻的这一连串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其充分盘活各路资源的思路与能力，这为民企、央企、外企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舞台，也为开掘中原经济活力提供了充沛源泉。

现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宋代伦

2009年6月8日，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东窗事发被中纪委调查，此消息轰动一时。四天之后，还在苏州主政的王荣临危受命，南下出任深圳代市长。

作为一位典型的苏北人，王荣从苏南来到岭南大地，深圳市民对他好奇，他自己对特区同样陌生。快速地进入角色是摆在他面前的重大课题。五年多过去了，情况变的怎样？

中国首个农业经济博士

王荣出生的滨海县属苏北大市盐城管辖。作为地道的苏北人，王荣出身农林业家庭。因为家庭的培养，王荣在艺术尤其是小提琴上颇有造诣。1975年17岁时，正赶上三波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波。高中毕业的王荣也加入了下乡插队的大军中。1977年，王荣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因为受制于时代因素不能从事艺术，加上家庭背景与自身选择，王荣来到江苏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就读。

与王珉在求学与从教间来回辗转不同，王荣自进入农学院开始，他的教研生涯就从未离开此地。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王荣连续从学士、硕士到成为博士，与此同时学校名字也从江苏农学院、南京农学院，演变成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1988年博士毕业时，王荣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博士。

取得博士学位的王荣，继续留校从事自己专业的教学科研职务。1988年底，年仅30岁的王荣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6岁时又升为教授，可谓青年才俊。期间还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荷兰进修并合作研究。一位现在在南农大任教，曾是王荣学生的老师回忆称，王荣从荷兰进修回来之后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用全英文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小时，让人记忆犹新。

在学校行政管理岗位，王荣也从经贸学院的副院长，历经校长助理、校长办公室主任，在36岁这年成为南农大副校长。在这个岗位上三年后，39岁的王荣出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同年被评为研究员。算是半只脚踏入仕途，半只脚还留在研究圈。

进击的苏南

这种党政与研究的双重身份在之后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就任省农林厅副厅长、省教育厅厅长，直到主政无锡和苏州两座经济大市，王荣都没有停止教学科研任务，直到2009年离开苏州前往深圳前，他仍在带博士生。

在无锡和苏州前后八年时间里，王荣积累了在地方治理的宝贵经验。2004年11月离开无锡前往苏州时，王荣感言称“对无锡充满了眷恋”，而他在无锡期间主持工作也得到了省委组织部的优秀评价，称其“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熟悉宏观经济管理和现代科技发展情况，思想比较解放，接受新事物比较快，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和组织领导能力”。

就任苏州市委书记，46岁的王荣也进入了江苏省委常委序列，成为最年轻的成员。在苏州的五年里，王荣一方面继承前任王珉的外资民资并举的思路，另一方面则在开辟新城、引进人才、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等方面树立自己的主政思维。王荣在苏州提出的“四大行动计划”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四大方面。其中部分内容与其教研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王荣将自己的个人背景成功地施展到从政生涯之中。

从数据上看，王荣主政苏州的五年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3450亿元增至2009年的7740亿元，翻了不止一番。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产值增长一倍，第三产业则扩大了两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相当明显。人均GDP也在任内突破10万人民币大关。苏州成为中国综合实力上的第一大地级市。

鹏城历险

因为许宗衡的落马，“新苏州人”王荣在事业的上升期扮演了一次救火队员的角色。因为岗位转变突然脱不开身，王荣甚至没能在换届大会上与苏州的干部和市民道别，转而在《苏州日报》上发表了感言，“希望苏州与深圳这两个美丽城市，进一步相互学习，加强合作，共创未来”。这也被当时的舆论解读，称王荣善于与媒体打交道，重视用媒体与民沟通。

就善用媒体这方面，王荣在深圳确实做得有声有色。2009年底王荣还是市长的时候，一则“我们一起当市长”的帖子在奥一网、深圳新闻网上挂出，发帖人落款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就市长2010年“两会”期间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邀请深圳市民谏言献策，这种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而到了次年市两会前夕，王荣还收到了一份由市民自发完成的“民间版政府工作报告”，并为其中接地气而翔实的内容所打动。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诞生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城。深圳的优势不言而喻，经济外向度、金融商业、高科技产业、交通区位等方面突出，但本地基础和高等教育、医疗和文化等领域还需大力补课。作为主政者，王荣自然明白一方面要维持深圳的优势锦上添花，另一方面也要补齐深圳的短板。

个人的背景确实给了王荣大力推动深圳较弱领域改革的契机。尤其是本地教育领域，南方科技大学在王荣任内从规划成为现实，王荣也多次前往南科大调研，最近一次是在今年7月14日，王荣到南科大看望师生，并充分肯定朱清时担任校长五年来为创校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而同样在今年，深圳与国内外多所名校积极开展合作办学，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吉林大学等。9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也正式开学，标志深港在科教领域合作的重大推进。

在内地合作办学成为趋势的今天，作为曾经的教育工作者的王荣也许能带领探索出一条高等教育的“深圳模式”。

7月31日，周本顺、张庆伟率河北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学习考察。郭金龙、王安顺一同参加相关活动。

61岁的周本顺很忙，既要确保“北戴河会议”的万无一失，又要全力以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还要与北京一道争取八年后的冬奥会申办权，最重要的是还要设法转变上半年GDP排名垫底的窘境。

本周，在各种关于周本顺的消息中，有两条与北京及郭金龙有关的新闻值得关注。

7月31日，周本顺、张庆伟率河北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学习考察，郭金龙、王安顺欢迎，并一道参加了相关活动。双方的会晤及活动主轴围绕着习总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顶层部署展开，形式以河北方的学习为主，先参观企业再座谈。作为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以一种极其谦逊的姿态完成了这次北京之旅。在两地工作交流座谈会上，周本顺不无悲情地说，我们要全力服务好北京在河北的企业，把北京在河北的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要全力当好北京的护城河，长期以来，河北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努力当好首都护城河，下一步还要当好北京生态护城河。

此次北京之行，周本顺斩获颇多，两地最终签署了共计七项协议。内容涉及经济合作、科技园区合作、生态合作、交通合作、市场合作、物流合作等。这些合作项目的出台是从三个维度的合力下完成的。首先是习总对京津冀一体化的高度关注，其次是北京自身的发展困境，再次是河北发展战略突围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月前的6月28-6月29日，郭金龙率领一支超80多人的豪华交流团赴河北考察学习，旨在破除邻地各自为战的局面。今次，周本顺礼尚往来，带走了七项合作协议，在短短一个月内二者达成如此多的共识，应是压力倒逼出的成果。

8月1日，周本顺与郭金龙再度会面。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在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郭金龙做为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周本顺作为副组长，共同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言。周本顺将申办中的冬奥会当成是一个支点，在完成全方位京冀融合的同时撬动河北北部经济的发展转型。周本顺直言，申办冬奥会对河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特别是对调结构、转方式、实现绿色崛起，深化与北京的合作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3年11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同意北京和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2014年7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确定了北京为候选城市。按照此前的规划，如申请成功获批，北京将承办冰上比赛，张家口承办雪上项目。正如周本顺所言，冬奥会确实对河北北部的发展带来的利好不言而喻，尤其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因此而带动的服务旅游业，以及与北京在各个层面的深度融合。在此京津冀全面协同发展的关口，周本顺以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省份为河北争取尽量多的话语权和资源必是规定动作，但整个冬奥会这出戏的主角无疑还是郭金龙。

河北在地缘上的劣势造就了周本顺的尴尬局面，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三国杀”中，与河北协同发展的一方是首都，一方是直辖市，两地的一把手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不管是在政策空间上还是在话语权上，周本顺都无法与前二者等量齐观。由此，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周本顺都是被动方，总是以一种低姿态去迎合两地的发展，尤其是郭金龙方的需求。这种局面也造就了河北是北京的“保姆”“陪都（保定）”等概念，而今次周本顺更是主动提出要做北京的“护城河”，这种概念的背后附带着太多舍小家顾大家的悲情。

也是因为上述的“悲情角色”，间接导致河北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在2014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全国GDP排名中，河北连续占据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因为此，李克强在六月初专门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也因为GDP的垫底而入列其中。

当然，河北的发展困境，除了地缘条件之外有更多的内部因素和历史成因，此前的发展依赖于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高耗产业，这些传统重工业现如今成了发展的包袱，转型升级在短期内又无法完成，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又难以吸附高科技企业及人才，所以转型发展举步维艰。

周本顺在十八大后的人事大执位中“空降”河北，之前长期从事政法领域的领导工作，很少涉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于他本人来说，在设法完成河北经济发展转型的同时又要完成自身的职业转型。被放置在经济后发省份，又处于习总眼皮底下，所以，周本顺在谦虚持重的同时，要有更多突破性的举动，不仅是做北京的“护城河”，还要敢于做一个“弯道超车”的高手。（文/马俊茂）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

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

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

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

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

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

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

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

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

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