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反腐让人愕然的不是一省七名省部级官员(申维辰亦算在内)相继落马，而是刷新记录的省委常委落马人数。五名现任常委在不足半年内相继落马，这才是反腐中传递的震撼信号。一切基于所谓政治惯例的臆测都成为了浮云。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历程，像山西这样的力度属于相当罕见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及省委一把手、二把手的反腐案例有10余起。不过，这些波及省委主要领导的案件，多数并没有构成省部级（常委）一级窝案。反腐也主要以围剿厅级官员为主。而实际上对于同级别的官员也多是软化处理，采取调离等淡化处理措施。

在黑龙江政坛，马德案曾轰动一时。作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

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

马德案所牵涉的两名省部级官员也并不是现任常委。田凤山（时任黑龙江省长）被查出时已经调任国土资源部。而韩桂芝则退居二线，担任省政协主席。而发生在东北的另一贪腐大案“慕马案”也同样聚焦于厅级官员。

而进入今年以来，地方反腐层面已经出现“团灭”的反腐模式。例如胡春华在广东推动的反腐，就让广州市白云区半数常委落马。按照早前媒体报道，事发后，6名副区长中2人涉案，再算上此前被“双规”的白云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该区政府领导班子仅剩5人，减少近一半。

经过持续的反腐动作，山西省委常委目前只剩下9名省委常委在继续工作。而坊间还有传言称变动还会继续，由此可见中央要对山西腐败釜底抽薪了。

省级常委班子是省级治理的执政中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省委常委班子的稳定关乎了一省治理的稳定性。无须多言，一个省委常委班子三成成员落马，会对该省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造成何等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山西早就面临相关压力。自进入今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一定困难。2014年一季度GDP排名，山西位列倒数第三，增速仅为5.5%。在上半年GDP排名中，山西位于第21位，增速为6.1%，情况略有好转，但下行压力仍较大。此外，这一增长速度也与目标增速9.0%相去甚远。

即便面对较大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这也并没有成为反腐刹车的理由，四位省委常委照旧被中纪委查处。

由山西案例看，中央对于反腐的底线思维已经展现无疑。反腐，才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最有力的保障。一地一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将无法构成中央投鼠忌器的理由。

实际上，恰恰是当下扭曲的政商关系造成如此的局势。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曾经说过，如果山西没有煤，日子比现在要好过得多。煤矿的巨大利益对官场和文化造成了侵蚀与改变，“政商绑定”在山西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截止2014年年初，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的22位山西富豪（公司总部设在山西的企业家富豪）中，已有7位或遭遇资金危机，或被互保链牵连，或事涉落马官员，甚至被调查。而在2008年“胡润能源富豪榜”上的11位山西富豪中，出现上述情况的或已达到5人，其中就有2009年涉偷税案的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文/方乐迪）

为了更好地宣传本省政策，省委高官们与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来来往往，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惯例性动作。而本周，高官“触媒”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是近几个月以来，与媒体接触最频繁的一周。

一般而言，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依据对象不同大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层面；其次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港台媒体，主要是以参访团等形式互动；第三个层次是外媒，省委高层也会与部分外媒进行互动，不过这一类较少。

8月1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省委高层青睐官媒是有原因的。官媒在塑造舆论影响力上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将舆情转化为政情，为省域谋得一定的政策优势和发展身位。只有官媒才具有将舆论转化为政策的优势，这也使得官媒成为本省造势的最佳伙伴。

在杨振武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后，其选择的地方第一站即是天津市。彼时，孙春兰在会面时就提出《人民日报》要为天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心天津、宣传天津、推介天津，帮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积聚更多正能量。此次会晤之后，天津市在《人民日报》上的曝光度就得到了提高，还曾几次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头版上。

经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发现，本周共有5次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涉及四个省份（内蒙古、西藏、宁夏、陕西）。在这4个省份中，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宁夏与西藏。此外，西部省份也在“触媒”中占据绝对多数。而在这其中，西藏高层更是在一周之内两度“触媒”。

如此密度的官员“触媒”，也到了自《政经周报》创立以来的峰值。这一轮“触媒”的主要对象是以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

西藏备受媒体垂青亦是可以理解的。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20年。自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十多个内地省份的书记、省长带团赴西藏考察相关工作，召开座谈会，以便进一步拓展工作。西藏与新疆一道成为内地省域互动最活跃的省份。

16日，西藏书记陈全国先是与中央党校课题调研组和中央主要媒体座谈，全面介绍了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电视台赴藏采访组负责人杨松涛作为代表发言时表示，（要）全面生动地报道好西藏，把一个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是次“触媒”，在大气候上是为援藏工作20年周年进一步造势。此外，省委高层也借此凝聚媒体力量，宣传西藏新气象。

18日，陈全国与洛桑江村也会见了另一路媒体参访团——“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西藏行”媒体团。

据北京市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活动在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下，由北京市网信办、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与各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组织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等网络媒体负责人赴革命圣地走访。

该活动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先后走过了河北西柏坡、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贵州遵义、广西百色、安徽皖南、湖南韶山、重庆、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先后有600多位知名网站CEO和高层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将地点选择在西藏，亦是看重了援藏工作2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借此进一步宣传西藏工作。

另一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的书记王君也在18日会见了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不过，相比西藏的到访，这一次活动则属于“请进来”的主动而为。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一活动是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协办。据《内蒙古日报》称，这次活动是“为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风景线、文化繁荣风景线、民族团结风景线、边疆安宁风景线、生态文明风景线、各族人民幸福生活风景线所取得的成效，宣传全区各地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的经验和举措”。

宁夏书记的“触媒”不是群面，而是只针对一家媒体。18日，宁夏书记李建华在银川会见了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等人。与这份涉外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会面，其目的则是聚焦于宁夏对外形象的塑造。李建华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日报社在宁夏设立记者站，标志着宁夏对外开放又增添了一个新窗口、新视角。希望中国日报社向海内外受众全面展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风土人文等情况，提升各国和社会各界对宁夏的认知感、认可感和亲密感，助推宁夏走向世界。

显然，在西部各省聚焦“一带一路”展开省域博弈时，谋求对外形象塑造亦属于关键的一步。(文/方乐迪)

8月最后一周里，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立法一周”。最吸睛的当属通过香港政改方案。但在通过的众多决定中，笔者关注到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推进。

有时并不起眼的改革往往于无声处起到结构性的作用，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也算此类。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这是对四天前决定草案的落锤。决定中说，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为了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切实依法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的”。

这里对目的的描述，是一个逻辑递进的关系。首先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出发，然后是中微观层面的司法保护和权利人合法权益，最后再回到宏观层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早在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对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已有描述，“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但这句话的上下文背景是放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条目下。但三中全会并没有展开说明设立知识产权的意义。今年6月，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8月底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后，知识产权法院在地方设立尘埃落定，其开设目的与意义也逐渐清晰丰富起来。

历经党的全会提出、中央深改组审议、全国人大表决，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在不到十月内完成了程序操作。不过，各地在今年4月份就已经释放出信号，称要在年内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包括这次首批将设的北上广和江苏等发达地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通过，地方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加快成立。

目前，从最高法到各界人士的解读，都从各个角度指出知识产权法院能带来的好处。例如，有学者认为“保护知识产权对促进创造与公平竞争、确保企业或个人的创新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回报”非常重要。最高法在微博中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与开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航程、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联系起来。

但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以及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不意味着能自动解决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问题。稍微解读各界的观点和期望，会发现存在一个理念上的矛盾，即推动国家战略、社会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的市场等代表的公共性，与保护企业与个人的创新回报与合法权益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简言之，这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公”与“私”的角力，这从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法律体系诞生之日起就随之存在的。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专利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出现。20世纪中期之后，知识产权开始被架构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到21世纪的今天，知识产权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大超出了单纯的科技发明领域。而中国又让知识产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今年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最高法举办了知识产权宣传会，公布了今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其中与科技相关的有四条，与商标相关的有四条，还有两条是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与“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产权的外延已被大大拉伸，而且无论技术、商标还是版权等，都已经不是孤立发生，而是复合式的出现。

另一方面，中国因为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在处理知识产权这一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容的过程中，产生了世界其他地方不曾出现过的情况。清华大学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冯象就曾在文章中写道，“如今的中国经济比20年前更加市场化，创业精神、技术革新、私有企业随处可见，但盗版与仿冒也空前繁盛起来。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类活动会很快消失。事实上，中国市场倒很是享受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一方面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渐建构起来，另一方面却则是与之相悖的突破知识产权法条的经济与社会行为与日俱增。普遍观点会用法律体系和执行不完善来分析，但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前文提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和专家等各界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评议，其中提到了“公”与“私”理念间的矛盾。知识产权诞生的初衷本来是为了推动艺术与科学发展（版权、专利等），以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随着经济社会朝现代化结构的演变，越来越多的实在与虚拟的东西被商品化、资本化，知识产权机制也越来越保护“私”的所得，使得知识产权的排他属性越来越强化，同时弱化其公共属性。这违背了知识产权想要达到的激励创新创造、推动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理念，而矫枉过正导致阻碍技术创新，造成知识信息分享不畅的后果。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在《纽约时报》刊文，对“生物工程中人类基因在知识产权这一框架内如何造成了不平等”展开批评，“经济力量常常比道德观念更有影响力，美国因为知识产权而获得商业利益，国家政策则对世界不平等推波助澜”。他还引用了另一位诺奖得主的话：“健康和技术的双重进步是自19世纪以来经济爆炸新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滋生垄断寻租的知识产权体制阻碍了人类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创造了不平等。

比如，这次全国人大的决定称，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主要审理各类专利以及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有参与审议的委员也称，现在已解决了一审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等案件审理的专业化问题。但这里的专业化更多是指法律程序上，并未深入到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审理判决后造成的社会影响，即在价值观念上，知识产权尚有许多尚未达成共识的分歧。例如，植物新品种必然涉及现在的转基因问题，而转基因的专利保护对社会，尤其是农业带来的冲击，也是众说纷纭。

另外，在中国这样央地关系较为特殊的国家，如何防止各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后造成地方保护主义，从而造成国家层面的公共性与地方层面排他性的矛盾，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各地法院的跨区域案件管辖，和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设立，是下一步操作中的重点难点。

总而言之，在司法程序专业性提升的同时，中国关于知识产权的理念也必须更新，以实现知识产权体系创立的初衷，真正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文/宋代伦）

针对中欧班列竞争日益加剧的现状，中国铁路总公司8月中旬召开了首次运输协调会，会议颇有效率地推出了“六统一、两保障”的原则，颁布了《中欧班列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并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欧班列国内运输协调会备忘录》。本周有内地媒体称，第二次运输协调会将于两月后的10月中旬召开，而地点则将从重庆移至河南郑州。

“中欧班列”是中国开往欧洲的快速货物班列，适合装运集装箱的货运编组列车。目前有渝新欧、蓉欧、汉新欧、郑新欧、苏满欧等线路，国内段主要由“三个通道”、“五个口岸”构成。从2011年重庆开行至杜伊斯堡班列以来，截至2014年8月13日，中国各地共开行中欧班列249列，其中2014年共开行110列。

两月内连开协调会，可见铁总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多条中欧班列之重视。综合媒体报道，含着“金汤匙”诞生的中欧班列，成长中也遇到了不少烦恼。在货源短缺、打价格战、亏损严重等短期不足，以及线路重复、资源浪费、前景堪忧的远期困境下，中欧班列如何“逆势而上”改善运营，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共享资源、共同获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谓“金汤匙”，就是习近平去年推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各省开通中欧班列，初衷便是对接这一国家西进战略，从交通入手也抓住了丝路战略的命门。丝绸之路源于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交通是其中最关键的连接因素。丝路经济带必须以新亚欧大陆桥为展开空间，需依托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因此，对于经济带沿线的交通枢纽和城市来说，谁在经济带规划成熟前抢占战略地位，谁就可能在规划中成为交通节点性城市，享受政策扶持，进而为本省产业升级和对外贸易谋取利益。这是各省挤破脑袋、不惜重金补贴打造中欧班列交通线的核心诉求。

一年来，陆续有渝新欧、汉新欧等多条线路开通，各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价格等途径争夺货源。例如，重庆利用产业优势，把本地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但同时，重庆也不得不对笔记本企业的产品直接参照海运价格进行专项补贴，而郑州除对班列公司补贴外，同时对国内货源地到郑州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费用进行全额补贴。

但是，陆路运输成本过高问题，把很多企业挡在了班列门外，多条班列只能通过打价格战的“自杀式”手段争取货源，而同质化竞争因素更加剧了班列运营长期亏损。长此以往，各条中欧班列必定掐架，损害了每家运营公司的利益，而且不利于中欧贸易和丝路建设。铁总此时果断介入，将“单打独斗”的班列进行优化组合，协调班列品牌、平台、线路、通关、价格等，对降低境内段成本，提高境外段话语权大有裨益。

从地域分布看，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多居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对国家政策扶持的诉求极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多年、西部各省份经济并未顺利完成“弯道超车”的时候，东部跃进、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经济战略的渐次提出，使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红利被摊薄殆尽。就在西部各省失落之际，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被提到国家级战略高度，对中西部省份无疑是块“大蛋糕”，也给了各省从闭塞腹地变身为中国开放前沿的机会。

因此，中欧班列开通城市所在省份，正为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打得火热。虽然目前国家尚未划定丝路经济带国内段建设范围，但已有近20省份参与竞争。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五省市和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部9省区外，一些原被排除在外的省份，比如河南、山东也纷纷表达了热切的期望。经洽会、研讨会、博览会，包括开通中欧班列，均为各省自我宣传之举，更直接的舆论战则在各省对丝路经济带起点的争夺，以及各省党政“一把手”对本省定位的阐述。“战略支点、黄金段、新起点、核心区、桥头堡”等词汇，并未成功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反而出现了“遍地开花”式的同质化竞争。

实际上，丝路经济带上发生的事情，也正在内地其他区域经济规划带发生着。在中国治理层级中，“基层创新 中央重视”是一套治理创新的经典模式，省域层面改革也基本延续了这套模式，并进化为“顶层规划 地方竞争 中央纠偏”的程式。这在各省参与国家战略锦标赛和自贸区申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套改革程式并非单次演进而是多次循环，改革实效正是在这种循环统筹调整中取得的。

据中国智库6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35年才能初步建成。因此，各省丝路“锦标赛”要以“短期探索 长远规划”为蓝本，在央地和省际多次互动协同中不断推进。

对丝路经济带沿线各省而言，基于自身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产业转型、文化发掘等布局规划，是对接丝路战略的前期环节，也是持续挖掘政策潜力，助力本地发展的长久之策。长期建设中，国家战略的统一规划和布局则格外必要，要避免最后沦为“一带各表”的零和博弈格局，否则，不但国家战略规划难以落实，沿线省份谋划的战略红利也难以真正获得。（文/辛忠）

中国创新的主力是谁？一家官方媒体给的答案是海归。

近期，遇到长三角地区的几位“千人计划”专家，意气奋发，纷纷对笔者表示回国这几年感触很深：1、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机会很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2、国内科研环境逐步改善，宽容失败的风气有慢慢形成的趋势；3、各地对于“千人计划”人才的尊重落到了实处，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4、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人才回来，感觉压力不小，竞争来了。

同时，也见了一些地方官员，尤其是江苏的地方官员，对于引进“千人计划”非常有需求。尽管有部分人士质疑一些“千人计划”人员作假或者是“水货”，但是说实话，大部分“千人计划”人员还是在引领着中国科研进步的。

何谓“千人计划”呢？这得回到2008年。2001年，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2007年教育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而至2008年12月，更由中央层面出台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而这一通称为中央“千人计划”的人才计划也成为我国目前最高层次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

“千人计划”主要针对有海外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分为创业、创新两大类，前者在于将先进的技术产业化，在地方的强力推动下以高科技企业为载体；后者则在于提升科教水平，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担任重要岗位，承担诸多国家级科研项目。

目前，“千人计划”分10批引进了418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庞大的海外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创新的主力军。官方媒体也称“千人计划”人才成为国内创新的主体。记得哦，是主体，不是主体之一，可见这批人才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传统的以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税收资源等作为经济驱动力的时代已经悄然过去，对于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人才及其背后的科技创新力才是未来的核心驱动力。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千人计划”在各地的落地情况可以看做是地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活力的指标之一，而这也是众多省份转型升级的目标。

并且，我们相信，未来以人才为驱动核心动力的模式会继续持续下去。8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召开，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

从目前政府力推国产化，可以预计，海归将是主力之一，因为掌握了先进理念和技术的海归显然将是国产化的力量之一。所以未来，人才引进仍然是主要推动创新的方式之一。至少在目前来看，“千人计划”是人才引进的核心载体。

1、各地引进“千人计划”进展情况

全国到现在引进了4180名“千人计划”人才，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分列前三，今天我们为大家统计了排名前三的人才数量，然后再看看其他省份的情况。

北京：截至2013年8月，北京已有90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一。而在昌平的小汤山镇和北七家镇，“未来科技城”更是努力成为创新人才密集区，其中一个科技城就已经累计引进162名“千人计划”入选者（截至2014年5月），甚至超过许多省市的引进数量，而这些引进人员一方面契合了北京发展科技产业的雄心计划，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北京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而北京市自己也出台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

上海：截至2014年7月，上海已有国家“千人计划”626人，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二。千人计划引进人才中，近48%分布在企业一线，而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有相当一部分引进人才担任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或经营管理专业人员，这有助于改善上海缺乏高端金融人才和领军人物的局面。而上海也已连续4年被评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之一，且近两年综合指标排名第一。

江苏：截至2013年11月，江苏已有国家“千人计划”480人，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因此可以说创业人才是江苏省“千人计划”的显著特征。各地特色不同，江苏扎根于其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吸引创业者，发展新兴产业。

浙江省，吸引千人计划419人。

湖北省，吸引千人计划达到223人。

陕西省，吸引千人计划人数达116人。

四川省，吸引千人计划144人。

中科院，566人。

深圳市，103人。

从以上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以及长三角的江苏、浙江、上海以及珠三角的广东的“千人计划”人数就占据了已经引进的“千人计划”人才中的一半。这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创新活力位于中国各地区前列。但是，从宣传角度来说，广东省对于“千人计划”宣传得很少，公开资料也相对较少，这点挺颇让人意外（深圳除外）。

下面，我们以江苏为例，看看这个省份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江苏等发达省份的创新创业情况的确走在各省前列。

通过对江苏的“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的类型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吸引的“千人计划”人才中，创业人才很多。这与地方政府重视“技术产业化”、科研机构重视“世界级别的高水平论文”以及获取国家级课题项目的思路有关。

以2011年国家第六批“千人计划”来看，共有349人入选，创业类人才84人，创新类人才265人。其中，第六批中江苏有39人入选，仅苏州就有20人，并且实现了5个县域的全覆盖。而苏州的全部“千人计划”共50人，占到全省的30.7%。

“从2012年以前的数据看全国分布，创新类人数总量多过创业类，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得更多，呈现'一边倒'的状态，但如果细分看，发达地区的创业类居多一些，其他地区创新多一些”，上海大学一位研究人力资源的教授说。

以江苏为例，目前江苏有480人入选“千人计划”，其中创业类204人，占全国创业类总数的29.7%。

以第六批“千人计划”在江苏的实践看，39人中有创业人才27人，占创业类入选总数的32%。分地区看，苏州20人入选，其中来自企业的18人（其中10人集中在工业园），科研机构2人；无锡市有5人，全部来自企业，常州、扬州、泰州市也是来自企业各1人。

苏州在“千人计划”中获得创业类40名，占全国总数的11.5%，在全国地级市排名第一。

这反映了发达地区对创业类人才的吸引，也反映了发达地区创业环境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千人计划”中部分人才对于创业的渴求。

2、“千人计划”人才行业分布

“千人计划”专家作用逐步显现，推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推动生命科学、离子体物理、量子通讯、铁基超导等科研领域跻身世界一流水平，推动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产生了一批中国创造、中国设计，推动核技术、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北斗导航、兵器工业等领域突破了一些技术瓶颈。

从中组部披露的信息看，“千人人才”计划主要集中在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院士、博士等各类人才工作站。

这些人才在科研、创业、管理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这些通过“千人计划”回国的专家，都在各自领域担当学科能手。通过统计这些专家的数据，我们也能了解到各省市的人才引进状况与其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

而从专业领域的分布来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占绝大多数，人数较多的领域分别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资源环境、节能与新能源等领域，而这也符合我国基础学科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目录，亦属于“十二五”战略新兴产业。

因此，借助海归高科技人才实现重大领域突破，以提升科技水平，突破技术瓶颈的目的相当明显，鉴于国内科研发展水平现状，实施“千人计划”相当必要。

下面，我们看下江苏的“千人计划”行业分布样本。江苏“双创计划”引进人才93%为自主创业或企业引进人才，引进人才大多数分布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软件服务外包、物联网等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成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

截至2013年，江苏“双创计划”（包含“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创办企业1045家，其中134家创业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0多家创业企业销售收入超亿元。

“一些技术在国外也可以转化，但在国内，转化更快，地方提供的支持更多，只要你技术过硬，就不要担心其他问题”，常州科教城一家从事激光研发的留美博士这样说。

而引进人才的另一大作用是攻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取得了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原始创新成果，并就此开发出了一批新产品，促进了地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一大批国家级以上的科技奖项的获得。”

比如，南通中远船务工程公司的海归人才徐秀龙，其开发的海工产品的关键技术就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其应用更为企业提供了国际竞争力，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转型发展注入了动力。

对高校而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带动了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大幅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学校综合实力，“特别是海外人才引进后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极大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和学术水平。”

最后要说一句，为何文章中多次提到江苏呢？因为江苏各地一直重视人才，所以才有了无锡的“530人才计划”，而来自江苏的李源潮在中组部期间则提出了“千人计划”，是为背景。（文/识局智库）（文章参考资料：21世纪经济报道、中组部网站）

“风景这边独好”成句于1934年7月23日，出自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会昌山在今江西赣州市下辖的会昌县。

彼时，红军深陷国民党“围剿”之苦，各种纷繁复杂的情绪交织在41岁毛泽东的内心深处，虽有赣南大地的郁郁葱葱尽收眼底，但冷暖自知，日月换新天的大格局还在未来的某一处。

掀开历史的帷幕，站在距上80年后的当下，自然与人文同在，“风景这边独好”附着了另外一层现实意义，蓬勃的绿色经济与翻转的旧貌成了赣南大地上另外一道别样的风景。

历史视野下的赣南往事

“赣南因为过去很红，所以后来很穷”，这是大公网记者在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听闻的一句话，出自一当地老表之口。

华屋的历史便是一部浓缩了的赣南历史。因整个村庄原住民皆姓华，所以称为华屋，距瑞金市区东南部15公里处。华屋的土地上深藏着过多红色的悲情，4个村民小组119户中42户为烈属。

当时针拨回到八十年前，仅有的43户家庭全部参加了革命。

放眼整个赣南，“红色”的历史基因让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卓尔不群。

毛泽东写下“风景这边独好”同期，赣南93万人参与战事，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名在册的烈士近11万，占全国总烈士数7.5%。以其后的长征总公里数来量化的话，每公里有三位赣南子弟牺牲。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可称之为中共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与巨大的牺牲相伴，赣南烈属们同样是夯实中共革命之道的基石，草鞋、银元、粮食和忠贞之心合力铸就了红色之域。

然而，世事充满了太多悖论，付出与收获不一定总成正比。因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发展投入等主客观因素制约，在近八十年的时光中，赣南长期积贫积弱，似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甚至被称为江西的“穷老大”，经济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困区连片。

这或可称为历史前后的不连贯，红色的土壤并未孕育出灼红的经济。

新常态牵引的国之大势

从历史回到现实，从一域放眼全局。

当下的中国大势已非昔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榜眼，民生保障覆盖到大多数村落，全局一盘棋的发展几无死角。

然而，高速发展的凯歌背后也是隐忧连连。对资源的过度透支，对生态的断后式破坏，对数据的过度迷信等，有些是欲望使然，有些是制度陷阱。

大势转折点出现在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更注重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同性，不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前进，甚至从制度上建立有效的保障，部分地区取消GDP考核，调档转方式。这种发展理念被习总定义为“新常态”，意即全社会适应中速发展（7.5%左右）。

于赣南而言，“新常态”便是“新机遇”，“绿色发展”和“红色经济”是赣南的立身之本，不上马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便是给了革命老区机会，在一定意义上也给赣南大地的郁郁葱葱上了一道保险，风景将长期独好，这是国之大势下的赣南机遇。

顶层设计下的赣南突围

习总有言，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要抓好，这有政治意义。双重含义蕴含其中，其一是经济和民生层面，其二是习总天然遗传的红色基因让其具有更多使命感和责任感。

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以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习总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并强调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帮助老区加快发展进度。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出台，45条内容，中央为赣南'量身打造'扶持政策，以“国家行为”集中支持一个设区市，这在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是首次。至此，赣南大地的绿色经济腾飞由绿皮车一跃成了动车，顶层设计下的微观执行加码推进。

短短两年，再回首赣南大地，旧貌新颜，从经济增速到产业结构调整，从百姓托底致富到民生保障，从制度改善到干部作风转变，牵顶层设计而动全身。

其一经济

若干意见出台前的2011年，赣州地区生产总值1336亿元，及至2013年增至1673亿元，增比25%，总值位列江西省第二，年均增长两位数以上。这组数据对于有“生态王国”“绿色宝库”美誉的赣州来说，已殊为不易。

2012年，赣州市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0%-40%。时移世易，当下赣州人均生产总值破三千美元；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年超千亿，年均增长32%，增速居江西省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3%，增速由江西省末位前移至首位。

赣州建成世界最大优质脐橙产业基地，通过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农业规模化种植难题得以破解，孵化出3000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作为“世界钨都”“稀土王国”，赣州重点发展稀土和钨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一举迈上2500亿元台阶。

南康家具、上犹油画、瑞金旅游、沙河生物制药、崇义农产品及深加工等一系列经济产业链如火如荼。

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赣南也立足“生态本位”，保护植被及水资源，大公网记者在横跨上犹、崇义两地的陡水湖实地探访，两岸植被茂密，湖水清辙见底，早前水面上的历史负担“水上餐馆”已全部搬迁上岸。赣南加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节能环保产业，将“绿色崛起”进行到底，此点与习总“新常态”的战略理念叠加重合。

其二民生

60岁的冯祖明是崇义县过埠镇村名，现在是过埠镇“梦想家园”社区的居民，当大公网记者走进冯老汉现在窗明几净的楼房住宿时，无法想象他前半生的“水上漂”岁月。据其口述，60年中他见证了七个生命消失在湍流中，其中有一人是冯老汉的大哥，诉说时冯老汉泪眼婆娑。

现如今，在《若干意见》的强力支持下，“渔民上岸”工程让冯老汉们摆脱了飘摇不定的水上生活。平整的陆地，政府统一盖房，入住时冯老汉们只需缴纳6万即可，政府补贴4万（特困户和烈属亦有特殊政策），周围修建了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义务教育免费，看病医保，记者在现场还跟冯老汉开玩笑，你们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压力全在大城市。

类似的案例在赣南大地上俯拾皆是，上文提到的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土坯房改造、兴国县埠头乡枫林村铭恩社区、上犹县水岩乡古田村土坯房改造……行走在此间的农户家中，墙壁上大都贴着习总的照片，记者犹疑地私下里询问了几个老者，是不是政府让统一张贴的，其中一位眯着眼说，一张八块钱，我还讲了半天的价，最后六块钱成交的。言谈间，老表们对政策的夸赞于口不绝。

不仅仅是民生的基础保障，在兴国县埠头乡铭恩新村，记者还看到一套完善的留守儿童教育基地，有借阅室、自习室和与父母视频通话的电脑室。

所见不足以概括全貌，但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当地政府尽力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平衡了各种民间诉求。

其三作风

红色赣南的民风早在八十年前的风云岁月中已竖起了标杆，但干部作风经历了岁月的转迁，总能在百姓的心中落下阴影。这在权力顶层也心有所知，习总上任伊始就提出“八项规定”“反四风”整改措施，近两年时间，虽无根治，但效显其表。

赣南不例外，在作风建设上也下了极大的功夫，从一把手到基层农村干部，全员出动。一场实实在在的“三送”工作，将“政策、温暖、服务”送至最基层农户，全区不留死角，与老表一对一的田头街巷，在锤炼自身的同时接受来自底层的监督。

赣州9.3万名党员干部与228万户群众直接联系，每一名干部都有联系户。赣州市委书记在兴国县有十四个联系户，办公和手机号码贴在门口的牌子上，且与老表们建立了现代感十足的“微信群”，不准其它任何干部加入，民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通“一把手”。

“以前看到干部绕着走，现在看到干部直接迎上去握手言谈。”一位铭恩村的老表告诉记者。在后续的追问下，老表又回答了这个以前的概念是十年。

瑞金市叶坪乡党委书记与记者握手再见时说了一句，“挺忙的，今天上午接了八十几个电话。”

只有沉到一线，才能了解诉求，才能知道民怨的症结何在，居庙堂之高不会忧百姓之忧。同样，下沉也不能是一阵风，只有持久才能真正沉入百姓的内心深处。

后来居上者的前进之策

在顶层设计的配合下，赣南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多个维度上从寂寂无闻到风生水起。

如何保持竞争优势，如何卯足后劲，是当下的赣南父母官们需着力所在。

继续扩大“政策红利”应是首要的治经思路，《若干意见》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一是2015年，一是2020年。前一个时间节点要求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和突破制约发展的薄弱环节，后一个时间节点要求赣南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此期间，中央无疑将会持续拓宽对赣南的政策空间。

差异化发展之路为其二，“绿色崛起”是当下也是未来，洁净的生态不仅惠于未来，也会在当下转化为经济产业链，譬如绿色生态旅游和农产品深加工等。

最后即是地方干部的精气神和务实亲民的作风，凡成事者，核心因素是人，有干劲有态度不骄矜。作风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或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整体扭转，固要常抓不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赣江水滚滚而下，放眼未来，赣南大地上独好的一定不仅仅是自然风景。(文/马俊茂)

8月21日-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蒙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之后再次访蒙，也是继今年7月访问韩国之后，习近平第二次单独访问一个国家，凸显了中国当前对于蒙古这个周边重要邻国的特殊重视。习主席访蒙期间签订的一系列经贸大单和合作协议，也将进一步促进中蒙区域经济合作，为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创造了条件。作为中蒙经济合作的“桥头堡”，习主席访蒙对于正在经历调整改革的内蒙经济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但同时，当前内蒙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严峻挑战，经济改革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区域合作提供助力

在8月18日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前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表示，中蒙双方将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经贸合作思路，以互联互通和矿能大项目合作为优先方向，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而从习主席此访取得的具体成果看，互联互通、矿产资源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三大重要方面。

加强互联互通无疑是这次习主席访蒙的最重要成果。长期以来，中蒙之间的互联互通开展的并不理想。以铁路运输为例，在两国长达4676公里的边境线上，只有二连浩特--蒙古扎门乌德一条铁路。尽管双方都有建设更多铁路的意愿，但由于在发展目标和具体利益上存在分歧，具体进展十分有限。而当前，在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中蒙互联互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此次，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两国所签署的26个协议中，有7个直接或间接与加强互联互通有关。双方在铁路建设，中国对蒙古开放港口等领域达成新的共识，尊重并满足了彼此利益诉求，中蒙两国互联互通有望驶上快车道。

矿产能源合作依然是中蒙合作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蒙古矿产能源对外出口持续走低，直至引发国内经济波动，事实上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对能源矿石等原材料需求减少有着直接关系。此次双方在矿产资源合作领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石化将与蒙古签订燃气项目和供应协议，包括建设两座煤制气工厂，预计将在2019年投产，其中95%的产量将通过管道运往中国。这一项目或将成为中蒙矿产能源合作新的动力源泉。

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推动周边国家协同发展，构建与中国有利的周边地缘经济安全环境，是中蒙加强对蒙经贸合作的目标和意义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疑虑甚至恐惧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情绪其实在蒙古也并不罕见。也许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此次中蒙双方签订的经贸合作协议，带有浓厚的互利合作色彩，也再次表明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互利共赢的姿态。

目前，与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起到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数量已经达到16个，承担了中蒙间90%以上的货运量。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是中国对蒙古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岸，也已成为中蒙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下一步随着中蒙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密切，内蒙古经济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机遇期。

不容忽视的挑战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转换，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情况一度并不乐观，鄂尔多斯“鬼城”等经济调整中的负面现象也被全国媒体高度关注，甚至引发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讨论。

结合8月初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看，虽然内蒙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7.6%的平稳数字，但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依然较小，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到位。而随着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调整改革，内蒙经济依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特别是仍有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需要积极加以应对。

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内蒙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同蒙古一样，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典型的资源驱动。2002年至2011年间，在强劲的资源出口推动下，内蒙生产总值在10年内增长7.28倍，年均增长16.9%，比全国同期年均增长快7.2%。但2011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换档调整，内蒙资源出口也出现大幅滑坡，带动各项经济数据指标下降。2012年以来，内蒙经济增长维持在7.5%左右，只有前几年的一半，减速态势之明显可见一斑。目前来看，内蒙产能过剩的情况依然比较严重，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内蒙服务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到位。

居民收入差距大，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是内蒙在民生领域遇到的主要困难和挑战。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内蒙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比例接近1：2，而占全区农牧民人口60%以上的东部农牧民，纯收入只有全区的一半。同时，随着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经济区的投资，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部收入的不平衡。就业问题也是当前内蒙面临的一大考验。由于淘汰过剩产能，大量厂矿关停并转，导致内蒙劳动过度供给，失业率上升。而劳动力素质不高，结构性失业的问题突出，也为内蒙解决再就业问题造成不少困难。

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内蒙近年来遇到的一个新问题。由于内蒙古区位生态环境脆弱，加上开采矿产、设厂加工中出现的不合理行为，使得近年来内蒙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国际环保组织对此问题都高度关注，甚至曾就央企开发内蒙矿产资源中的污染问题专门发表过报告，并对其危害性进行披露分析。另外，内蒙的环保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已成为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内蒙少数民族地区，环保问题容易引发民族情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11年内蒙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与环境保护有一定关系。

对于内蒙而言，当前既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前期积累的各项矛盾的发酵期。尽管从上半年的经济相关统计数字看，内蒙经济已经出现了趋稳回升的势头，但事实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再比如有效提升、平衡居民收入的问题。因此，如何把握好习主席访蒙契机，继续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改善民生，是当前内蒙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化改革刻不容缓，发展依然在路上。（文/刘玥归宿）

8月17日，台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辞职”事件发生。作为目前马英九团队中最熟悉两岸事务之一的张显耀辞职，显然对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的进展是负面消息。然而，更不利的消息是，陆委会认为张显耀有泄露情资之嫌，台湾媒体更是将其扣上“共谍”头衔。有台湾评论界人士指出，这意味着马英九任内的两岸关系“也就这样了……”。

实际上，自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进入快车道，各方面人员、资金、商品往来急剧频繁，两岸互信不断加深，政商关系都有历史性的进展。然而随着2012年马英九第二任期的到来，出于自身支持率的下降以及岛内部分人士“反中”声浪的四起，两岸关系的进展速度远没有其第一任时快速。其中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2012年后，两岸省级交流的频率已经明显下降。

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经过一年时间左右的试探和破冰，两岸省级交流在2009年年初起迎来井喷期。仅2009年上半年，就至少有四个大陆省级代表团前往台湾进行商贸交流活动。据大公网记者不完全统计，马英九第一任期内后三年至少有34团次的大陆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参访团到访台湾，而第二任期至今两年多有28团次的大陆省级参访团到访，虽然从数字上看二者差别不大，甚至从年均数字来看马第二任期内大陆参访团到访台湾的频次在增加，但考虑到2012年之前两岸省级交流大多处于破冰阶段，2012年后两岸省级交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增长，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算作是两岸交流的“倒退”了。

谁最爱台湾

2008年之后，在超过六十次的大陆省级参访团中，贡献最大的为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福建作为两岸交流的桥头堡，和台湾有着“人亲、地亲”的文化优势，即使是在陈水扁时期或更早，闽台交流也从未间断。上海和广东作为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区域代表，也是台商最为“扎堆”的两个区域，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以及上三角的服务业是目前台商在大陆的最重要的两个产业集群，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台湾研究亦走在国内的前沿，沪粤两地与台湾交流频繁亦不足为奇。

有趣的是，两岸省级互动开始以来，谁也没想到首位赴台的大陆省长级官员这一标志性事件被广西“烧了头香”。2009年5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率领1500人的超级大团访问台湾，拜访台湾工业总会、台湾水泥和鸿海精密等企业和团体，并且举办了2009年桂台合作论坛，不仅创下了当时大陆来台人数最多的参访团记录，同时也是大陆首位由省长级官员率团访台的经贸代表团。

此后，广西代表团至今至少派出了6个省级的参访团赴台进行商贸交流，几乎平均一年一团，且规格都不小，至少由副书记带队参访，频度甚至超过福建，可以说是两岸省级交流史上最“爱台湾”的省级代表团。

频次上紧随其后的是福建代表团，2009年2月，福建曾派出副省长带队的代表团赴台进行破冰，此后共派出四次代表团，其中两次由省长带队，最近一次则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率团，规格和数量都不低，体现了闽台两地良好的互动。

有趣的是，除新疆西藏并未派出省级团队访问台湾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也未派出过访问团到访台湾，倒是因为重庆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以及其辖区内高新产业与台湾企业对接程度高，成为了台湾政商代表团经常到访的地方。

破冰模式

大陆省级代表团赴台的一个特点是“破冰模式”，即首次的破冰参访往往由副省级官员带队，随即再由省长级官员带队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参访。上海、福建、陕西、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都是通过此模式进行访问，首次出访的代表团均由副书记或副省长带队参加。

2009年2月8日，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率领上海政商界高层人士共13人抵台，成为二次江陈会后大陆首个重要地方高层访台人士，在台期间唐登杰拜访了统一、国泰金控、台塑集团和台湾工业总会等企业和单位。七个月后，即2009年9月，上海市委访问团抵台，透过海基会向台湾八八风灾再去捐款人民币200万。在两次参访团的破冰之下，2010年4月上海市长韩正抵台，成为首位访台的大陆直辖市长，受到了吴伯雄、宋楚瑜等多位蓝营高层的接待。

不过也有部分省份属于例外，除之前提到的广西之外，江苏、湖北、浙江、广东等省份则跳过了破冰模式，直接由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带队，进行第一次的赴台参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以广西桂台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抵台，进行了超过1.7亿美元的大采购，为台湾至少带来60亿台币的收入。而在此之前，广西并未派出代表团赴台，双方高层的唯一会面是2006年10月时连战对广西的访问。

破冰模式带来的一个影响是，自2010年下半年起，两岸省级交流切换至了“省长模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破冰，半年多时间有超过10位省长率团赴台交流。最忙的一段时间内，台湾同时有超过四个大陆省级参访团到访。甚至一家酒店内就住着三个大陆省级参访团，两岸省级交流进入最繁荣的时代。

先经后政

由于两岸交流秉持着“先经后政”的交流方针，在所有大陆省级访问团中，都秉持着“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默契，几乎全部以“商贸交流团”命名。在台湾的大陆参访团的行为也基本上分两种：富裕省份谈采购，欠发达省份谈招商。

因为“不谈政治”，两岸省级互动之间有一个“空窗期”，即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这半年多时间几乎没有大陆省级参访团抵达台湾，原因是“避免影响台湾选情”。2011年下半年起，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逐渐进入白热化，大陆方面叫停了官方参访团，即便是大学、科研单位的学术参访团，也采取“零出整入”的方式，不以有组织的形态出现，避免影响到台湾方面的地区选举。此外，在今年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之时，大陆官方代表团也有三个月停止了对台湾的访问，直至五月事态平息之后，安徽、上海、湖北、江苏和吉林五地参访团几乎同时赴台。其中江苏代表团是确定因为“太阳花学运”而推迟的赴台计划。

“不谈政治”的默契也体现在大陆赴台参访团的名单上。2005年连战登陆访问使得国共两党交流已经破冰，大陆省长级别官员访台亦成常态，在已经完成了超过六十次访问中，大陆参访团几乎全都以党政官员正职或副职挂帅，只有2011年3月河北省政协主席、2012年3月河北组织部长及2014年8月山东统战部部长三人为非党委或政府负责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超过60次的省级参访团中，还没有出现过大陆人大领导与台湾各级政府议会之间的交流工作。两岸议会在立法、监督、预算审查方面的交流还几乎为零。两岸交流一直缺乏“以经促政”的操作渠道，两岸立法机构间的交流，或许是接下来可以具体突破的部分。（文/马军）

任学锋 (资料图)

本周（8.25-31）的地方人事动态异常活跃，多得让人应接不暇。除多位省府副职升任省级党委常委之外，更有辽宁、河北两省纪委书记完成新旧交接，而周日（8月31日）的吉林省委书记、省长同时换班无疑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万庆良“落马”整两个月之后，8月27日，官方宣布十八届候补中委、天津副市长任学锋获中央批准南下广东主政羊城，接任候补中委万庆良被免去的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职务。

籍贯为河北邢台的任学锋（1965.10）曾任天津市政府驻港窗口公司香港津联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等职，2008年1月获任天津副市长，分管商务、旅游、口岸服务、外事、涉港澳台事务等领域工作，2012年11月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任学锋“空降”羊城补缺最惹人关注的，莫过于结束了广州市委书记30多年来均由广东本地官员选调的传统。从1983年许士杰开始，包括谢非、黄华华、朱小丹、万庆良等数任广州“1号”在任职前均有在粤工作经历。故而，冀籍的任学锋自天津南下被认为体现了中央在人事安排上的新思维。

事实上，不仅在羊城，中央这种人事布局的新思维本周在龙城（山西省城太原市因与史上多位皇帝有过密切关系而别称“龙城”）也有体现。8月29日，白云、任润厚同时被中纪委宣布“双杀”当天，经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汪凡接替柳遂记任太原市公安局长。

稍早前的8月24日，也就是山西平陆籍的太原前市委书记陈川平被中纪委“干掉”第二天，太原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宣布：免去柳遂记的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市公安局长职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汪凡“空降”接任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并提名为市公安局长。

8月29日的太原市人大常委会议走完任免程序后，汪凡成为27个省（区）中罕见的不由本省籍而由公安部“空降”的省城公安主官，这一“非典型”调整也被认为是中央对山西本地人事安排不信任的信号，不信任的来源或许是3年内太原市公安局连续3任公安局长都先后出现问题。

羊城、龙城之外，与任学锋从省府副职（天津副市长）擢任省级党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这一跃升路径类似，官方8月29日一次性宣布，山东副省长邓向阳调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补缺月初“转战”江苏的王炯；北京副市长杨晓超升任北京市委常委，补缺“转战”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长的赵凤桐。

8月28日、29日，黑龙江、辽宁、河北先后宣布，候补中委林铎（1956.3）卸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职务，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届龄的王俊莲（女，1951.3）；冀籍的陈超英（1958.11）卸任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回乡任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63岁臧胜业（1951.2）。

林铎、陈超英、赵凤桐三人“转战”纪检系统的同时，也都延长了政治生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周人事动态高潮出现在周日，新华社8月31日宣布：“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巴音朝鲁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蒋超良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不过，王儒林离开吉林后“另有任用”的悬念也将留在下周揭晓。(文/王俊)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

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

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

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

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

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

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

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

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

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