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新闻联播》的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有关黑龙江农业改革的报道。19日，《新闻联播》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新亮点】黑龙江：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加快进程》的报道，时长2分40秒。报道称，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为规模经营主体发放土地经营权证，几千户农民的小证合成了一个大证，规模经营的活力被释放出来。

央视《新闻联播》8月19日专题聚焦“黑龙江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加快进程”。（央视截图）

这篇报道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称为“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规模经营则被当做符合现代发展的主流。报道称，“看到一家一户的种地模式已经制约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省在全国先行先试的就是发展规模经营”。此外，当地给合作社发放土地经营权证亦属于全国首创。

典型的“破”与“立”代表着政策走向的变动。此番《新闻联播》对于“分散经营”与“规模经营”的扬与抑，亦代表着决策层的考量。这种变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就有所体现。

《决定》的第二十条写道，“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从土地革命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的土地政策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变化着。在1949年建政之后，土地政策也经历了若干次的调整，整体上经历了从个体所有到集体所有，再到现在的双层经营体制。

从建政到1953年这段时间内，一些基本制度尚在建立或完善阶段，故而整体政策环境较为宽松。这一时期，土地是归个体所有，农民也可以自由迁徙。真正的二元体制此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土地由个人到集体的收拢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也非一蹴而就。从1953年开始，中国便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其中也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高级社不再像初级社那样承认农民的私有权利，社员私有的土地全部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这之后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民公社时期了。

在经过人民公社时期之后就到了现在依旧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安徽凤阳发轫的由下至上的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历史后，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是不同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党的方针政策也势必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应从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尤其是要根据当时当地主要矛盾的转换而转换，做到认清国情，与时俱进。

当年让土地制度由个人回归集体，是为了解决农业哺育工业等问题。由凤阳发轫的改革则是为了释放生产力。针对不同时期的变化，政策亦需要适时适度调整。当下制度孰优孰劣尚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对比华西村与小岗村这两大不同制度的典型遭遇，大致可以有所了解。

黑龙江先行先试的效果，的确有启发性。早年，“合”被视作阻碍，“分”被视作释放活力。今朝，“分”被视作阻碍，“合”又成了释放活力。此一时，彼一时。(文/方乐迪)

为了更好地宣传本省政策，省委高官们与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来来往往，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惯例性动作。而本周，高官“触媒”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是近几个月以来，与媒体接触最频繁的一周。

一般而言，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依据对象不同大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层面；其次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港台媒体，主要是以参访团等形式互动；第三个层次是外媒，省委高层也会与部分外媒进行互动，不过这一类较少。

8月1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省委高层青睐官媒是有原因的。官媒在塑造舆论影响力上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将舆情转化为政情，为省域谋得一定的政策优势和发展身位。只有官媒才具有将舆论转化为政策的优势，这也使得官媒成为本省造势的最佳伙伴。

在杨振武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后，其选择的地方第一站即是天津市。彼时，孙春兰在会面时就提出《人民日报》要为天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人民日报》一如既往地关心天津、宣传天津、推介天津，帮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积聚更多正能量。此次会晤之后，天津市在《人民日报》上的曝光度就得到了提高，还曾几次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头版上。

经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发现，本周共有5次省委高层与媒体互动，涉及四个省份（内蒙古、西藏、宁夏、陕西）。在这4个省份中，有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宁夏与西藏。此外，西部省份也在“触媒”中占据绝对多数。而在这其中，西藏高层更是在一周之内两度“触媒”。

如此密度的官员“触媒”，也到了自《政经周报》创立以来的峰值。这一轮“触媒”的主要对象是以中央主要媒体为代表的官媒。

西藏备受媒体垂青亦是可以理解的。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20年。自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十多个内地省份的书记、省长带团赴西藏考察相关工作，召开座谈会，以便进一步拓展工作。西藏与新疆一道成为内地省域互动最活跃的省份。

16日，西藏书记陈全国先是与中央党校课题调研组和中央主要媒体座谈，全面介绍了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电视台赴藏采访组负责人杨松涛作为代表发言时表示，（要）全面生动地报道好西藏，把一个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是次“触媒”，在大气候上是为援藏工作20年周年进一步造势。此外，省委高层也借此凝聚媒体力量，宣传西藏新气象。

18日，陈全国与洛桑江村也会见了另一路媒体参访团——“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西藏行”媒体团。

据北京市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活动在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下，由北京市网信办、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与各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组织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网等网络媒体负责人赴革命圣地走访。

该活动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先后走过了河北西柏坡、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贵州遵义、广西百色、安徽皖南、湖南韶山、重庆、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先后有600多位知名网站CEO和高层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将地点选择在西藏，亦是看重了援藏工作2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借此进一步宣传西藏工作。

另一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的书记王君也在18日会见了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采访团一行。

不过，相比西藏的到访，这一次活动则属于“请进来”的主动而为。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一活动是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协办。据《内蒙古日报》称，这次活动是“为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风景线、文化繁荣风景线、民族团结风景线、边疆安宁风景线、生态文明风景线、各族人民幸福生活风景线所取得的成效，宣传全区各地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的经验和举措”。

宁夏书记的“触媒”不是群面，而是只针对一家媒体。18日，宁夏书记李建华在银川会见了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等人。与这份涉外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会面，其目的则是聚焦于宁夏对外形象的塑造。李建华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日报社在宁夏设立记者站，标志着宁夏对外开放又增添了一个新窗口、新视角。希望中国日报社向海内外受众全面展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风土人文等情况，提升各国和社会各界对宁夏的认知感、认可感和亲密感，助推宁夏走向世界。

显然，在西部各省聚焦“一带一路”展开省域博弈时，谋求对外形象塑造亦属于关键的一步。(文/方乐迪)

就在本月中旬，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政要齐聚拉萨，在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分享他们对西藏未来发展的构想。如《人民日报》就评论说，这次论坛的组织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欲借助此次活动，“既让中外嘉宾真切感受到西藏人民在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依然充分享受这块人间净土上的蓝天白云、神山圣湖以及纯净的水和空气，又积极借鉴世界上更多的思想与智慧，助力西藏发展。”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于2014年8月12日至13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

近年来，和西藏一样，很多地方政府（包括省级、市级等）积极主办一些国际性论坛、展会，吸引世界目光，希望外界能对地区多一些了解，同时也起到吸引外资的作用。

这些展会中有很多是主打投资贸易牌的，北有京交会（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有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西有兰洽会（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三者都是国家级的贸易展会，旨在吸引投资，促进商品交换。

据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上个月刚刚闭幕的兰洽会共达成签约项目1299个，签约总额达6511.53亿元。之前的京交会共达成签约项目236个，意向签约总金额约818.3亿美元，比上届增长4%。而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仅出口成交额就高达1911 .84亿元人民币。

通过举办会展，新兴“会展名城”成都不仅打出了名气，促进了投资，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朋友聚焦这个西部城市。去年，成都成功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世界华商大会， 今年，它还将作为东道主举办世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会暨博览会。据《成都日报》报道，2014年上半年成都市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8010.6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其中接待入境游客人数达到77.1万人次。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消费，也促进了地区收入的增加——成都去年的旅游总收入高达698.9亿元，同比增长21.54%。

主办和承办一些国际地区论坛，也帮助中国提升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甚至让中国参与到国际重大议题的设定中。七月的贵阳国际论坛着重强调了“生态文明”对发展的重要性，并探讨了科技创新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历年的海南博鳌论坛则汇集亚洲各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日趋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讨论亚洲各国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

可以说，很多城市和地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举办论坛对于树立本地形象以及吸引外部有效资源的积极作用。兰州大学教授贾明琪曾告诉《兰州晨报》记者，通过兰洽会打造城市品牌，能对兰州整体形象带动起到更大的助推作用。

不过，随着更多的地区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并争相借助举办国际性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后，如何做出差异化并持续的带来积极作用，最终真正产生品牌效应就变得非常关键。

丹麦大学的城市学者Ole Jensen教授指出，城市和地区在不同范围内、不同级别内竞争以争取更多的外界有利资源。但是他们往往拥有不同的现状、愿景，以及目标受众。因此，他们采取的战略也应该是有差异性的，“就像商品的品牌建设一样，城市的品牌建设也应该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自身差异化的特点。”

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案例，它的一些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地区借鉴。

首先，贯彻始终的品牌战略和愿景要求城市、地区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定好方向，有针对性的选取适合自己的论坛和活动进行投入。一直以来，上海都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明确提出了“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目标，将中国的中心提升到世界的中心。因此，举办世博会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符合上海的战略定位。

其次，展会、论坛的运行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品牌建设的效果。无论是从基础设施的硬件上，还是从服务的软件上来看，都应该达到符合愿景的水平。上海在申博成功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换颜——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与2008年相比增长超过11％，高速公路增长25％，上海地铁网络规模高达400公里，足以媲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地铁建设；很多老城区得到了整治，河南路人民路进行了拓宽处理，外滩进行了改造，城市绿化得以加强。但是在运营过程中，上海世博会还是遇到了一些客流量大造成过分拥堵的问题，也有一些较负面的报道。这与组织方事前并未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关。其实，上海可以借鉴大阪世博会的经验，销售晚间的低价票，用票款的定价差异疏导一些游客，同时升级指示系统，清楚有序地引导参观者。而这都要求组织管理方要充分做好活动的准备和运营管理工作，关注每一个细节，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困难，学习他人的经验，并制定详尽的应对政策。

再次，一次性的活动可能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或者仅对部分人群起作用。因此，要真正达到品牌建设的效果，需要政府持续的努力。这不仅要求地区管理者定期、持续的选取符合地区形象的活动、论坛，还需要借力多方为实现自己的愿景进行努力。上海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上海通过相关政策，与私营部门一起努力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一步。除此之外，地区管理者可以从税收政策、环境改造、投资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着手进行努力，而这一切往往也需要国家提供一些支持。

另外，畅通的沟通渠道可以将品牌建设推向新高度。一方面，积极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运用新闻、户外平面、电视电影、互联网、多媒体通信等手段，宣传活动内容和主题，加强群众对核心内容的认知。另一方面，市民既是城市的使用者，同时是城市建设的贡献者、城市消费的驱动者和城市品牌的宣传者。积极平等地与市民沟通，增强活动策划运营的透明度，有利于获得广大市民的支持。他们不但可以为活动本身出力，还可以促使他们把对整个城市或地区的感受传播得更远。比如，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很多市民亲身体会到城市“换颜”为他们的出行与居住所带来的便利，在与别人交流对上海的看法时，他们多用“现代化”、“出行方便”等积极正面的词语进行描述，起到了良好口碑的传播作用。

最后，地区和城市管理者应该充分调查活动、论坛对本地区形象建设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点似乎大家做的都不充分，但却不容忽略。调查的目的一是在于检验活动所带来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衡量投入产出比，决定是否在今后继续做相似的努力；二是找出不足和与计划有出入的地方，并在今后组织相关工作中进行相应的调整。

通过国际性论坛逐渐被世界深入了解的中国城市和地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充分照顾到本地区所连带的各方利益，考虑到本地区的现状，并且积极团结本地区市民的力量，真正打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品牌。(文/张雯)

近日，黑龙江北部的齐齐哈尔市被批准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继哈尔滨之后，这是黑龙江省获得的第二个历史文化名城称号。齐齐哈尔也为此苦苦准备9年之久。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9年前的2005年，齐齐哈尔在获得黑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后又一次“进发”，“一路上，鹤城没有停息，而是朝着目标大步迈进”。

此后，齐齐哈尔陆续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同年10月份，齐齐哈尔成立了齐齐哈尔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领导办公室，提出具体申报方案。2006年，组织专家查阅资料、调查走访、拍摄照片、撰写文字，编写申报文本。

2007年，齐齐哈尔将“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列入城市发展定位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为达成这一目标，齐齐哈尔可谓“量体裁衣”。

省级政府助力申报“与时间赛跑”

如前所述，齐齐哈尔自启动申报至最终获批历时9年，而在东部的山东省，目前，其下辖的曲阜、济南、聊城、邹城、青岛、临淄、泰安、蓬莱、烟台和青州10个城市都已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统计不难发现，其申请效率比大部分省份要高出不少。

最后的青州是在2013年年底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而青州启动申报的时间是2011年，历时2年；更令人惊叹的速度来自于在青州前获批的烟台，于2013年8月获批，启动时间是2012年5月，历时仅一年。

据公开报道称，烟台启动申报时系与全国十几个城市“赛跑”。一般来说，只要符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获批是早晚的事，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有城市经济研究专家表示，一座城市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虽然看似是地级市或县级政府向中央申报，似乎与省里并无关联，但事实上，从申报到规划、筹集资金，以及后期管理，省级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业内人士分析，如果在申报过程中，省级政府能按照既往经验统一协调给予指导，地方在这方面就能事半功倍，省力不少。

此外，省级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强弱也在其中有决定性作用。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日前在山东省政协会议上透露，山东省早就将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摆上重要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后来，山东省又出台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及多项相关办法，这在省级政府中并不多见。

省里退休官员充当“润滑剂”

据媒体报道，2013年，齐齐哈申报工作迎来“国检”评估，前往黑龙江的考察组包括住建部规划司副司长冯忠华，以及诸多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单位专家，陪同人员则是黑龙江省住建厅副巡视员高立志。

不仅如此，目前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国家还专门设有“督察员”机制，即每个省都有一个由中央直接委派的厅级干部担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督查员，一般而言，这名退休的厅长此前就在本省任职，对于情况比较熟悉。

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其中明确，申报历史文化名城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名城保护规划需要由审计政府审批，历史文化街区也需由省级政府核定公布。

山东省一位对历史文化名城颇有研究的知情人士称，由省里熟悉情况的退休官员从中协调的机制，其实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可以使地方与中央在考察过程中的双向沟通更加顺畅、高效，这不仅有利于地方申报进程的加快，也能让中央全方面地了解地方情况。

此外，条例对省级政府的财力支持也作出要求，即为当地文化名城的保护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这就意味着，省级政府要掏出“真金白银”来帮助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据知情人士介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般是由中央、地方政府各拨款300万元，再由省里做大致等值的补贴，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大约可以得到约10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在山西的平遥古城，还出现过连续两年两次拨款补贴的情况。

申请成功将为地方财政减负

大公网研究发现，与世界文化遗产等其他的城市“名牌”一样，历史文化名城能给一座城市带来财政资金支持、旅游、招商引资等领域的一系列“后续利益”。对于主政者来说，是一种“政绩”，更是切切实实的“减负”。

前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明确了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资金支持，有人预计，这一数字在今天可能已经达到上亿的规模。对于省级政府来说，如果地方没有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相当一部分保护历史文物的资金是由省级拨款支持的。

安徽省一名文化干部坦言，一些并不发达的市县因地表文物、国家文保单位数量相当大，每年需要省级政府大量财政投资，申请“历史文化名城”，争取到上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确实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除此之外，国家每年还在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如果该城市已跻身国家文化名城之列，能优先申请到这笔资金。

除了财政压力的减小，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省级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知名度与竞争力的提高。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向大公网指出，“历史文化名城”在一些地方党政干部看来已经是一块“金字招牌”，在提高城市对外影响，申请“历史悠久城市”、“风景游览城市”、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可助力地方政绩以及干部官位提升，更可以为地方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对于山东来说，许多文化遗产资源已经成为发展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根据徐向红公布的数据，山东省共有以非遗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业户38780多个，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189亿多元。（文/察时局供大公网专稿，作者刘佳；察时局微信公众号：Cha_shiju）

8月17日，台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辞职”事件发生。作为目前马英九团队中最熟悉两岸事务之一的张显耀辞职，显然对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的进展是负面消息。然而，更不利的消息是，陆委会认为张显耀有泄露情资之嫌，台湾媒体更是将其扣上“共谍”头衔。有台湾评论界人士指出，这意味着马英九任内的两岸关系“也就这样了……”。

实际上，自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进入快车道，各方面人员、资金、商品往来急剧频繁，两岸互信不断加深，政商关系都有历史性的进展。然而随着2012年马英九第二任期的到来，出于自身支持率的下降以及岛内部分人士“反中”声浪的四起，两岸关系的进展速度远没有其第一任时快速。其中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2012年后，两岸省级交流的频率已经明显下降。

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经过一年时间左右的试探和破冰，两岸省级交流在2009年年初起迎来井喷期。仅2009年上半年，就至少有四个大陆省级代表团前往台湾进行商贸交流活动。据大公网记者不完全统计，马英九第一任期内后三年至少有34团次的大陆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参访团到访台湾，而第二任期至今两年多有28团次的大陆省级参访团到访，虽然从数字上看二者差别不大，甚至从年均数字来看马第二任期内大陆参访团到访台湾的频次在增加，但考虑到2012年之前两岸省级交流大多处于破冰阶段，2012年后两岸省级交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增长，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算作是两岸交流的“倒退”了。

谁最爱台湾

2008年之后，在超过六十次的大陆省级参访团中，贡献最大的为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福建作为两岸交流的桥头堡，和台湾有着“人亲、地亲”的文化优势，即使是在陈水扁时期或更早，闽台交流也从未间断。上海和广东作为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区域代表，也是台商最为“扎堆”的两个区域，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以及上三角的服务业是目前台商在大陆的最重要的两个产业集群，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台湾研究亦走在国内的前沿，沪粤两地与台湾交流频繁亦不足为奇。

有趣的是，两岸省级互动开始以来，谁也没想到首位赴台的大陆省长级官员这一标志性事件被广西“烧了头香”。2009年5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率领1500人的超级大团访问台湾，拜访台湾工业总会、台湾水泥和鸿海精密等企业和团体，并且举办了2009年桂台合作论坛，不仅创下了当时大陆来台人数最多的参访团记录，同时也是大陆首位由省长级官员率团访台的经贸代表团。

此后，广西代表团至今至少派出了6个省级的参访团赴台进行商贸交流，几乎平均一年一团，且规格都不小，至少由副书记带队参访，频度甚至超过福建，可以说是两岸省级交流史上最“爱台湾”的省级代表团。

频次上紧随其后的是福建代表团，2009年2月，福建曾派出副省长带队的代表团赴台进行破冰，此后共派出四次代表团，其中两次由省长带队，最近一次则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率团，规格和数量都不低，体现了闽台两地良好的互动。

有趣的是，除新疆西藏并未派出省级团队访问台湾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也未派出过访问团到访台湾，倒是因为重庆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以及其辖区内高新产业与台湾企业对接程度高，成为了台湾政商代表团经常到访的地方。

破冰模式

大陆省级代表团赴台的一个特点是“破冰模式”，即首次的破冰参访往往由副省级官员带队，随即再由省长级官员带队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参访。上海、福建、陕西、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都是通过此模式进行访问，首次出访的代表团均由副书记或副省长带队参加。

2009年2月8日，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率领上海政商界高层人士共13人抵台，成为二次江陈会后大陆首个重要地方高层访台人士，在台期间唐登杰拜访了统一、国泰金控、台塑集团和台湾工业总会等企业和单位。七个月后，即2009年9月，上海市委访问团抵台，透过海基会向台湾八八风灾再去捐款人民币200万。在两次参访团的破冰之下，2010年4月上海市长韩正抵台，成为首位访台的大陆直辖市长，受到了吴伯雄、宋楚瑜等多位蓝营高层的接待。

不过也有部分省份属于例外，除之前提到的广西之外，江苏、湖北、浙江、广东等省份则跳过了破冰模式，直接由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带队，进行第一次的赴台参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以广西桂台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抵台，进行了超过1.7亿美元的大采购，为台湾至少带来60亿台币的收入。而在此之前，广西并未派出代表团赴台，双方高层的唯一会面是2006年10月时连战对广西的访问。

破冰模式带来的一个影响是，自2010年下半年起，两岸省级交流切换至了“省长模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破冰，半年多时间有超过10位省长率团赴台交流。最忙的一段时间内，台湾同时有超过四个大陆省级参访团到访。甚至一家酒店内就住着三个大陆省级参访团，两岸省级交流进入最繁荣的时代。

先经后政

由于两岸交流秉持着“先经后政”的交流方针，在所有大陆省级访问团中，都秉持着“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默契，几乎全部以“商贸交流团”命名。在台湾的大陆参访团的行为也基本上分两种：富裕省份谈采购，欠发达省份谈招商。

因为“不谈政治”，两岸省级互动之间有一个“空窗期”，即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这半年多时间几乎没有大陆省级参访团抵达台湾，原因是“避免影响台湾选情”。2011年下半年起，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逐渐进入白热化，大陆方面叫停了官方参访团，即便是大学、科研单位的学术参访团，也采取“零出整入”的方式，不以有组织的形态出现，避免影响到台湾方面的地区选举。此外，在今年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之时，大陆官方代表团也有三个月停止了对台湾的访问，直至五月事态平息之后，安徽、上海、湖北、江苏和吉林五地参访团几乎同时赴台。其中江苏代表团是确定因为“太阳花学运”而推迟的赴台计划。

“不谈政治”的默契也体现在大陆赴台参访团的名单上。2005年连战登陆访问使得国共两党交流已经破冰，大陆省长级别官员访台亦成常态，在已经完成了超过六十次访问中，大陆参访团几乎全都以党政官员正职或副职挂帅，只有2011年3月河北省政协主席、2012年3月河北组织部长及2014年8月山东统战部部长三人为非党委或政府负责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超过60次的省级参访团中，还没有出现过大陆人大领导与台湾各级政府议会之间的交流工作。两岸议会在立法、监督、预算审查方面的交流还几乎为零。两岸交流一直缺乏“以经促政”的操作渠道，两岸立法机构间的交流，或许是接下来可以具体突破的部分。（文/马军）

本周（8.18-8.24），山西政坛再迎大地震，2名位列省委常委的高级官员陈川平、聂春玉同时被中纪委“干掉”。加之6月“落马”的杜善学，3名山西最高决策团队的本土成员先后折戟，从而使得以煤炭资源闻名的三晋大地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打虎”最大的“景阳冈”。

8月23日11时57分和58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接连宣布，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二人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至此，2014年以来山西共有6名高级官员先后被中纪委“干掉”，其中包括5位省部级干部和1位中纪委“自家人”。聂、陈之前的4人分别是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

金道铭1月由省委副书记“转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于2月27日“落马”，其前下属、厅级纪检干部杨森林于7月23日晚被宣布受查，并由中纪委亲自督办。而与聂、陈类似，杜、令在6月19日傍晚同时被“双杀”，从侧面透露中纪委专案组或许是背后的实际操刀者。

事实上，除了上述6名中纪委立案调查的山西在职高级干部外，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后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的申维辰据信也卷入了山西贪腐窝案，籍贯为山西潞城的他今年4月12日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惹人关注的是，山西今年被中纪委“干掉”的6位高官中，竟有3位现任省委常委，以绝对数量领跑其他30个省区市。而且这3人都是三晋大地土生土长的官员，占到本届共计6名山西籍省委常委的一半。由此，十八大后山西廉政风暴无疑进入高潮。

2011年11月产生的中共十届山西省委13名常委中，共有王君、胡苏平、高建民、陈川平、聂春玉、杜善学6人是山西籍官员。

其后至今，虽然有成员进出，十届山西省委会一直保持着6名山西籍常委定额。譬如，籍贯为大同的王君2012年12月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后，籍贯为五台的运城市委书记白云2013年1月“入常”；而籍贯为北京的金道铭1月卸下的省委副书记职缺，在6月由籍贯为浙江浦江的楼阳生接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山西省会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落马”次日，该市公安一把手旋即换班：与陈川平、令政策等一样，来自山西平陆的柳遂记去职，其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由公安部“空降”的汪凡接任。在太原市下一次的人大常委会议上，市公安局长将完成法律交接程序。

太原作为省辖地级市，其市公安局长本应在山西本土官员中选调，而现在竟罕见地由公安部“空降”，加之近年来太原市公安局长更迭频繁，其中的信号非同寻常。一个自然的联想是，山西省委空缺的3个常委人选会否也是“空降”，这无疑将是观察山西廉政风暴走向的一个窗口。（文/王俊）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

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

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

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

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

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

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

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

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

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