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周永康被查处。每逢级别较高的政治人物被查处，随之而来便是各地对于此事的政治表态。周永康落马之后亦是如此，各省表态中既有规定动作的统一呈现，诸如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也有各省依据省情所做的自选动作。

表态有先后 会议各不同

截至目前共有15省党委就中央“打老虎”表态。在党报上表态最早的是贵州和陕西。31日，两省省委机关报《贵州日版》和《陕西日报》便在头版刊登了表态。此后其他省份陆续在本省党报头版刊登了表态稿件。

虽然贵州与陕西省级党委的表态最早见诸报端。但是最早传达精神的省级党委并非此两省。在响应中央层面，最迅速的是湖北省委党委。据《湖北日报》8月2日报载，“7月29日晚，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省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这一天正好是中央公布查处“周老虎”决定的日子。由此可见，湖北省委党委反应之迅速。

湖北和云南也是率先以会议形式--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来传达中央精神的省份。虽然湖南也是在29日传达了中央精神--“7月29日，省委迅速按照要求传达了中央的有关通报精神”。不过这篇载于湖南日报的稿件并没有透露精神以何种形式传达。

梳理发现，在已经对外公布表态的15省中，多数是在8月1日之前传达了中央的精神，且多集中于30日与31日。西藏与辽宁则没有透露具体的通报日期。甘肃则最晚，会议于8月3日召开。

召开会议的各省，会议级别也有所不同。例如湖北、四川、西藏等省份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陕西省召开的则是副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吉林为省级领导干部会议；辽宁和海南则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

从会议表态看“通报”内容

各省领会中央“打虎”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则是《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各省会议内容和表态均依据此文本展开。虽然未能从网上看到“通报”全文，但通过省级党委的表态和会议传达的“公约数”，也可一窥“通报”内容了。

（1）如何评价周永康。

“周永康的行为背离了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原则和理想信念，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影响极其恶劣”。

河南省委和贵州省委召开会议时，均提及了上述这段对于周的评价，这估计是中央层面对于周本人的盖棺定论了。

湖北省委在29日传达中央精神时，还提到了理想信念问题，“周永康出现严重违纪问题，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教训十分深刻”。而此前最高法等机构在传达中央精神也提到了理想信念问题。此外“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影响极其恶劣”的评语也在多省会议内容中体现。

（2）如何评价中央决策以及打虎意义。

“特殊党员”是传达中央精神的重要关键词之一。陕西、河北、海南、山西、湖北以及甘肃均提到了这一关键词。提及“特殊党员”主要是为了映衬中央反腐之决心，即“无论什么人、无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山西会议）”。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彰显中央决策英明的政治评价，诸如“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定决心”“党中央驾驭大局、处理复杂事态的卓越能力”等等。

（3）官员们如何做。

在官员如何做方面，各省也谈的比较多。除了讲政治纪律、与中央保持一致等，有两个关键词则具有较高的重复度--党性修养与“四个意识”。

由周案引申，多个省份都提到了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的内容，围绕此延展开包括廉政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等等。所谓“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多省也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

此外，舆论引导工作也被纳入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中。例如河南省委党委在召开会议时，提到了“要及时有力地反击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恶意炒作”；贵州省委则提到“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舆论引导，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不断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保持团结稳定鼓劲的良好舆论氛围”。

各省自选动作体现地方特色

除了上述具有共性的动作外，各省也有不少自选动作。例如周永康曾主政的四川就提到了支持巡视组工作和净化朋友圈等内容。目前，中央第九巡视组正在四川开展巡视工作。

河南也同样提及了巡视组工作问题，不过是落实巡视组反馈等内容，“认真抓好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出彩作出新贡献”。

西藏则将个性落脚点定在了“特殊性”层面，“坚持西藏虽然高寒缺氧、条件艰苦、处于反分裂斗争第一线，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反腐没有特殊性”也是西藏书记陈全国多次强调的内容。

多数省份最后将落脚点归于本省发展。例如山西强调的是“努力实现'止缓回稳促增'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抓好安全生产，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湖南则是“（为）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受周案波及的海南，则在会议安排议题上体现了“个性”。7月31日，海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研究《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代拟稿)》等。此外，这次会议还书面传达了中央关于谭力免职的通知、中央纪委关于给予冀文林开除党籍处分的通知。（文/方乐迪）

本周，因为适逢八一建军节，省级领导的活动不少与军队有关。而大老虎周永康的落马，又使得不少省份开会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在这两个规定动作外，省级领导与各方的互动相比上周显得波澜不惊。但要说最值得一提的，还属北京和河北之间交流合作。

7月31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和省长张庆伟率团到北京市学习考察。这是对6月29、30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王安顺率团赴河北考察的回访。《河北日报》在报道这两次交流考察时，都用了类似的副标题：前者是“开创京冀务实合作新局面”，后者是“开启京冀合作新阶段”。总之，突出一个新。

拿这次河北领导赴京考察看，一新在对新型产业的集中考察学习，主要是信息产业领域，包括现在炒得很火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二新在京冀双方签署了七项协议，内容涵盖交通、物流、生态、科技园区、经济示范区等领域。京冀这次交流学习，确实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抬升到又一新层次。

也是在这周的8月1日，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标志着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日程正式启动。京冀的一、二把手均在申奥组委会中任要职。其中，郭金龙作为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负责统筹，副组长由周本顺担任。而两地省府班长王安顺和张庆伟也同时出任冬奥申委主席。

奥运会是以城市为单位的综合性赛事，在历史上一般局限在一座城市进行。而此次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则是对奥运会举办形态的一次创新。以此申办为契机，北京与河北在这过程中，势必将提升彼此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更考验的是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即使申办未果，也将大大推动两地间的一体化程度，这是个“已经发生的未来”。

京冀一、二把手间的“四手联弹”，申奥的平台，让习近平的一号工程进入了战略机遇期，而本周也有部委高官证实，国务院已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张高丽任组长，这无疑又是一大利好。

西藏党政一把手密会各方宾客

相比内地诸省份党政领导的活跃度，雪域高原上的党政“一把手”并非那么忙碌。但梳理本周的活动来看，陈全国和洛桑江村两人却是马不停蹄。从7月29日到8月4日，西藏日报的头版均有二人公开报道。7月29日的报道称，陈全国和洛桑江村会见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济南军区原政委刘冬冬一行，而到8月4日，又报道两人与其他西藏高官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专题调研组。一周内，全国人大的调研团队两赴西藏听取汇报，中央对西藏发展的关心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本周陈全国和洛桑江村还会见了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冯正霖一行。洛桑江村还单独会见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来振一行。这两次会见的主题均在交通领域，涵盖公路、铁路和航空。陈全国还特意指出，今年是青藏、川藏公路通车60周年。60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西藏交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基本形成了公路、铁路、民航、管道为主的立体交通体系”。

这的确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变化。公路方面，青藏高速（格尔木-拉萨）和拉萨-林芝高速正在紧张修建；铁路方面，拉日铁路即将通车，川藏铁路也有望年内开工。到2020年，西藏将在陆路交通方面与内地全面对接，形成完善的路网。

而另一领域的“交通”也在顺利推进，还上了8月3日《新闻联播》的头条：川藏联网工程穿越金沙江段成功投放引线，这将打通川藏电力通道，连接西藏昌都电网与四川电网。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后，昌都将彻底告别电网的“孤岛”状态。（文/宋代伦）

2014年是一个多舛之年--于国际社会如此，于中国也如此。仅就刚过去的七月最后一周，大旱、暴雨、爆炸、地震等天灾人祸，在暑夏伏天冲击着国人的眼球和神经；正国级大老虎周永康落马，也以“刑首上常委”等破纪录的“成绩”，把肇始于十八大的中共反腐大业推向了最高潮。

在这纷繁多事的一周，习李“改革大业”再斩获一项重要战果。本周三（7月30日），千呼万唤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落定出炉，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建立完善居住证制度等。这些在习总博士论文中有所体现的改革手笔，标志着内地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将退出历史舞台。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社会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户籍制度同样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行政制度。依法登记的户籍人口信息，既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定依据，也是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施政基础，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所以一向有“户政为庶政之母”的说法。户籍制度的任何革命性调整都是一场触及历史传统和现实成规的“二维革命”。

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初始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从秦汉的“编户齐民”演进到明清的保甲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与封建土地制度联系密切，是王朝国家纳贡体系的核心制度，也给中国农耕文明提供了家国同构系统的稳定性。

中国户籍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始于清末民初，执政者把推行现代户籍制作为实行宪政的基本制度条件。国民党时期，国民政府对户政建设尤其重视，视为“庶政之母”，列为“训政时期”基础性的国家政治建设，即使八年抗战也没有停顿，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现代户籍法律体系。

中共建政后，迁徙自由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默认的曲折历程。建政初期，中共延续了此前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比较自由，1954年宪法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但是，这项制度建设的步伐却在国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被人为地阻断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建设走上了另一条路线--计划经济的人口统制管理方式。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一般是以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标志着当代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在这个户籍制度上，长期附着了粮油供应、劳动就业、医疗保健、教育、福利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占全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实际上处于“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户籍政策，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城乡之间构建起一个城乡隔离带，关注了城市的门，也拴住了农民的腿。改革开放后，僵化的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放松对户籍和人口流动的管制，成为重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与渐次打破户籍管理僵化体制的进程密不可分。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小城镇户籍逐步放开、实行蓝印户口本制等，人口自由流动在中国再次成为现实，工业化水平随之提高，城镇化进程随之加快。但是，30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已经几近把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并且生成了不少新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长期存在；进城务工人员难入籍；户籍背后的福利分配严重不公平；城镇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障碍等等。至此，原本作为改革推动力的户籍管理制度，沦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越来越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

改革势在必行。

借着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破题启动，成为“习李新政”中凝聚了最多共识，吸引公众最多关切的改革项。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的打破，为新时期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扫除了制度壁垒，有助于提升自由市场竞争力，也为新一届领导班子蓄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改革者应当认识到，现代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不是城镇化或放宽迁移管制，而是实现公民自由迁徙。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城乡二元分野、城市化、逆城市化等社会形态，均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非终极状态，人口迁徙本身堪称一场民众主动争取迁徙自由和权利的波澜壮阔的人权解放运动。但是，只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无视“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城市”“城市到农村”等特殊的人口迁徙路径，导致户籍政策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情况。实际上，这四类人口迁徙路径，均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现实情况，中国必须推动针对这些人口迁徙路径的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是习李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各界无不祈盼改革大手笔治疗体制制度顽疾。旧有户籍制度作为一根“硬骨头”，深度嵌入中国社会肌理，成为此轮深水区改革的又一“标靶”。此次户改方案的出台，打开了一扇窗，它将和其他改革一起，在这个变革元年映照国家涌动的气象、进步的风貌，展现回应人民期待的努力。（文/辛忠）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面向东北亚加强开放平台建设，推进互联互通，以沿海经济带和沿边口岸带动开放。

吉林深处东北三省的中心位置，如何巧用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与俄罗斯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链接，发挥区位优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促进吉林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增长。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吉林省生产总值1.3万亿元，居全国第21位。中俄关系日趋紧密之际，吉林主打俄罗斯牌，促进吉林开放型经济发展是一个优先选项。

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紧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两国推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不断向前运行，加强在政治、经贸、能源、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以及在阿富汗、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早在2003年中国就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俄罗斯为加快发展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在2008年发布了《后贝加尔及远东地区发展纲要》。2009年9月，两国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强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两国间政治关系提升，地区合作加深，为吉林省巧打俄罗斯牌促进本省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吉林与俄罗斯经济合作进展迅速

经贸和跨境经济合作迅速展开。俄罗斯在吉林省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贸易增速较快，2007年俄罗斯首次成为吉林省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贸易总额达到7.6亿美元，出口更高达6.8亿美元，贸易顺差一度高达6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虽受冲击，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目前，吉林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已经在高效农业、木材加工、矿产开发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双方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也带动了投资的增加。俄罗斯是吉林省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与吉林省相邻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相比之下，俄罗斯对吉林省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互联互通有实质突破。吉林省的简政放权取得积极成效，在人员赴俄办证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上，中俄珲马铁路在停运9年后，重新恢复运营，俄邮路也已正式开通。吉林省内千万吨国际换装站建设稳步推进。新圈河国境桥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中俄输电项目也已开工建设。近日吉林省与俄罗斯达成建设扎鲁比诺港的协议，预计该港将于2016年开始建设。

国家政策支持吉林与俄罗斯合作

首先是资金支持。2013年国家积极布局图们江区域合作，每年下拨8亿元，连续3年共24亿元的资金重点支持吉林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重要组成部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临近俄罗斯远东地区，将深化吉林与俄罗斯间的经贸合作。

其次是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扩大开放规模。长春兴隆保税区、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设立科技合作基地、追加长吉图地区用地指标、珲春赴俄旅游异地办证、延吉航空口岸签证业务五个重点开放实行也已落实。目前，增加内贸外运跨境运输货物种类等其他八个事项已经获得政策允许，正在落实过程中。上述政策有助于促进吉林省与俄罗斯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

吉林巧打俄罗斯的三张牌

打造资源能源进口加工的集散地。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但拥有煤炭、木材、石油、天然气、铁矿、海产品等丰富的资源。吉林省与俄罗斯地缘接近，运输成本较低。吉林省正在将从俄罗斯进口的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力图将该省打造成为木材加工集散基地、煤炭集散和深加工基地、海产品加工集散基地、东北亚区域国际物流集散基地。上述基地一旦建成，不但将显著提升吉林省在中俄贸易中的地位，而且能弥补该省经济发展资源相对不足，带动经济转型和促进发展。

“借俄罗斯港口出海”战略。外贸规模相对偏小是吉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吉林是离海洋最近的“内陆”省份，其图们江口岸城市珲春距日本海仅两公里。2013年吉林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258亿美元，全国位列第20位，仅占东三省外贸总额的14%。

为推动外贸发展，吉林省借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之际，推进“借港出海”战略。吉林省选择与俄罗斯共建扎鲁比诺港。扎鲁比诺港将于2016年开始建设，一期项目于2018年投入使用，港口年吞吐量6000万吨。该港口辐射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建成后将极大地降低吉林省外贸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促进外贸规模扩大。同时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将会拉动港口腹地包括大部分吉林省在内的图们江流域的经济增长。

“走出去”与“引进来”。促进吉林经济增长，振兴吉林老工业关键是要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而企业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是转型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与俄罗斯经济合作过程中着力加强促进企业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但2002-2010年，俄远东地区人口减少6%，劳动力短缺数字达25万。预计在2020年熟练工短缺将超过50万。其中，机械制造、船舶制造和石油开采等领域专业人员严重缺乏。这是吉林省内企业“走出去”的机遇，可通过直接投资，劳务派遣等方式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放与建设。例如，吉林金海木业集团就已经获得滨海边疆区海参崴100万平方米和在哈巴罗夫斯克120万平方米保障房建设项目。

俄罗斯在航天、核能、军工等领域具备较强科技优势。吉林省的工业转型升级亟需引进先进的技术。对此，吉林省的企业可加强与俄罗斯在航天、核能、军工、电力、石油化工等众多较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借助俄罗斯的科技优势实现本省经济的转型升级。（文/刘英）

浙江省委常委陈德荣在卸任温州市委书记1年后，今年8月“跳槽”到宝钢集团担任总经理。（资料图）

本周（7.28-8.3）的地方政坛，虽然有甘肃省长助理夏红民擢任副省长等人事安排，但“60后”陈德荣“跳槽”到宝钢集团接替何文波担任总经理无疑最受关注。陈德荣之前，近2年来已先后有张广宁、高云龙等政坛高官“转战”央企高管案例。

据宝钢集团网站消息，8月1日，宝钢集团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中组部干部五局副局长杜业栋和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一局副局长王铵到宝钢宣布中央决定：陈德荣接替“另有任用”的何文波，担任宝钢集团总经理，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程序办。

这一人事安排，除打破了宝钢集团总经理此前一直由集团“内部选拔”的培养传统，以及“老钢铁”陈德荣再次“回炉”钢铁行业外，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继张广宁等之后，地方省部级高级干部“跳槽”到央企当高管的案例又一次出现了。

陈德荣（1961.3）是浙江永嘉人，拥有武汉钢铁学院钢铁冶金研究生学历的他早年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曾任杭州钢铁集团转炉炼钢分厂厂长、浙江冶金集团副总经理等职。1998年，“商而优则仕”的陈德荣转往浙江嘉兴市，历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10年7月，时年49岁的陈德荣升任浙江副省长兼温州市委书记，官至副部。2012年7月，陈德荣入选省委常委并卸任副省长后继续兼任温州市委书记，从而成为20多年来继蒋巨峰之后又一位兼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浙江省委常委。

2013年6月，陈德荣将温州市委书记交给陈一新，改兼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其时至今，陈一新一直未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显示温州市委书记并非浙江省委常委的“当然人选”。这也意味着，“荣哥”在2010年至2013年间先后以副省长、省委常委主政温州是非典型“高配”。

2014年8月1日，在上述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上，宝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乐江代表集团班子强调，“当前，宝钢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攻坚期和国企改革的深水区”。刚年满53岁、年富力强的陈德荣这次“跳槽”到宝钢担纲总经理因而被寄予厚望。

中央的期望或许可从中组部对其评价上窥见一斑：“陈德荣同志长期在工业企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组织协调和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改革创新意识强，推动工作力度大。”

在中国政坛，与央企高管“商而优则仕”这一常规的跨界任职不同，政坛高管“跳槽”到央企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回流”案例虽然时而有之，但毕竟为数不多。因而，近2年时间内，陈德荣，以及他之前的张广宁、高云龙等高官转岗央企高管时都赚足了眼球。

早年曾在广州钢铁集团工作20多年的张广宁（1953.8）2011年12月卸下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职务并“另有任用”10个月后，官方2012年9月宣布：刚过完59岁生日的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回炉”钢铁行业。

2007年就官升副部的高云龙（1958.12）2013年11月由青海副省长任上“转战”光大集团，先是出任副总经理，并在“蛰伏”半年后的今年7月接替年满60岁的罗哲夫任集团总经理。与光大集团首任董事长王光英一样都来自民建的高云龙“扶正”的消息，以及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重组方案均在本周披露。（文/王俊）

7月31日，周本顺、张庆伟率河北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学习考察。郭金龙、王安顺一同参加相关活动。

61岁的周本顺很忙，既要确保“北戴河会议”的万无一失，又要全力以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还要与北京一道争取八年后的冬奥会申办权，最重要的是还要设法转变上半年GDP排名垫底的窘境。

本周，在各种关于周本顺的消息中，有两条与北京及郭金龙有关的新闻值得关注。

7月31日，周本顺、张庆伟率河北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学习考察，郭金龙、王安顺欢迎，并一道参加了相关活动。双方的会晤及活动主轴围绕着习总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顶层部署展开，形式以河北方的学习为主，先参观企业再座谈。作为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以一种极其谦逊的姿态完成了这次北京之旅。在两地工作交流座谈会上，周本顺不无悲情地说，我们要全力服务好北京在河北的企业，把北京在河北的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要全力当好北京的护城河，长期以来，河北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努力当好首都护城河，下一步还要当好北京生态护城河。

此次北京之行，周本顺斩获颇多，两地最终签署了共计七项协议。内容涉及经济合作、科技园区合作、生态合作、交通合作、市场合作、物流合作等。这些合作项目的出台是从三个维度的合力下完成的。首先是习总对京津冀一体化的高度关注，其次是北京自身的发展困境，再次是河北发展战略突围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月前的6月28-6月29日，郭金龙率领一支超80多人的豪华交流团赴河北考察学习，旨在破除邻地各自为战的局面。今次，周本顺礼尚往来，带走了七项合作协议，在短短一个月内二者达成如此多的共识，应是压力倒逼出的成果。

8月1日，周本顺与郭金龙再度会面。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在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郭金龙做为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周本顺作为副组长，共同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言。周本顺将申办中的冬奥会当成是一个支点，在完成全方位京冀融合的同时撬动河北北部经济的发展转型。周本顺直言，申办冬奥会对河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特别是对调结构、转方式、实现绿色崛起，深化与北京的合作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3年11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同意北京和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2014年7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确定了北京为候选城市。按照此前的规划，如申请成功获批，北京将承办冰上比赛，张家口承办雪上项目。正如周本顺所言，冬奥会确实对河北北部的发展带来的利好不言而喻，尤其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因此而带动的服务旅游业，以及与北京在各个层面的深度融合。在此京津冀全面协同发展的关口，周本顺以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省份为河北争取尽量多的话语权和资源必是规定动作，但整个冬奥会这出戏的主角无疑还是郭金龙。

河北在地缘上的劣势造就了周本顺的尴尬局面，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三国杀”中，与河北协同发展的一方是首都，一方是直辖市，两地的一把手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不管是在政策空间上还是在话语权上，周本顺都无法与前二者等量齐观。由此，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周本顺都是被动方，总是以一种低姿态去迎合两地的发展，尤其是郭金龙方的需求。这种局面也造就了河北是北京的“保姆”“陪都（保定）”等概念，而今次周本顺更是主动提出要做北京的“护城河”，这种概念的背后附带着太多舍小家顾大家的悲情。

也是因为上述的“悲情角色”，间接导致河北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在2014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全国GDP排名中，河北连续占据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因为此，李克强在六月初专门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座谈会，在是次会议上，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也因为GDP的垫底而入列其中。

当然，河北的发展困境，除了地缘条件之外有更多的内部因素和历史成因，此前的发展依赖于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高耗产业，这些传统重工业现如今成了发展的包袱，转型升级在短期内又无法完成，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又难以吸附高科技企业及人才，所以转型发展举步维艰。

周本顺在十八大后的人事大执位中“空降”河北，之前长期从事政法领域的领导工作，很少涉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于他本人来说，在设法完成河北经济发展转型的同时又要完成自身的职业转型。被放置在经济后发省份，又处于习总眼皮底下，所以，周本顺在谦虚持重的同时，要有更多突破性的举动，不仅是做北京的“护城河”，还要敢于做一个“弯道超车”的高手。（文/马俊茂）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

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

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

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

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

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

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

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

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

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

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

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

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

《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

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