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头号大新闻，非“大老虎”徐才厚落马莫属。在6月30日“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公布这一了消息。于是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内容和徐案的消息均占据了各地党报头版位置。

不过，本周学“习”笔记要谈的重点不在此。徐案再劲爆，也只是反腐大业上的一个节点，而加强党的建设，才是配合着“七一”在本周的学“习”重点。因此，与政治局会议配套在同一天召开的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自然把主题对准党建。

在此前的6月28日，中组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中组部30日发布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3发展党员的数量与往年相比出现骤降。这两个文件的发布，让人们把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中共这个庞大组织的基层党建问题上。

无论是整治现有党员的“存量改革”，还是发展新党员,门槛逐步提高的“增量改革”，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今年这个并非逢五逢十的“平年”，排除了各种纪念活动的忙碌，集中精力关注实在的、接地气的党建问题，成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的工作重点。

梳理这一周各地方关于基层党建的活动，大致能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类是直述该省在基层党组织上做了哪些工作。例如安徽构建基层党组织立体服务网，“扩大组织覆盖面 服务群众'零距离'”；广东潮州以四级联动，增强基层党建，“力争贯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海南则借助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旅游有效对接；青海和西藏也分别致力于“严把关 实效果”地发展党员、注入源头活水，和基层党建“一村一支部”、“一社区一支部”工程两方面加强工作。这对于地广人稀、民族构成较复杂的青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类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某位基层党员干部的事迹。例如福建日报2日在头版刊文“深山拓路的'铁犁头'”，江西日报同样头版刊文“生命的丰碑”。文章内容均以一位当地基层干部为线索，讲述他们在基层如何团结力量做事，如何联络各方关系，如何以身作则等等。基层党组织要想发挥实在作用，一个优秀的干部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第三类则是以省市区领导牵头，进行视察、举办座谈会等。以北京为代表，王安顺在6月30日视察了北京各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河南则召开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会议上决定命名表彰“焦裕禄式好干部”和“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省委书记郭庚茂也强调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推进“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在黑龙江，中央第七巡回督导组与省委书记王宪魁“对接”，沟通教育实践活动的督导情况。王宪魁在会中同样重点表达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作为当务之急”。

党建还得要从基层“抓”。据前文提到的《通知》，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共排查确定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57688个（内地584172个建制村中，583975个已建立党组织），占到总量的9.6%，将近10%。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绝对数量惊人。而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导致的各种后果不言而喻，这里就不展开。

自从中共在延安建立根据地，之后夺取全国政权，再到今天成为党员数量超过德国总人口的超大规模政党，在完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重建过程中，无数的基层党组织始终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生命线。而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通过党支部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村一级）。而当基层党组织由原来对弥合社会矛盾的良性作用蜕变为瓦解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加剧社会冲突的负面作用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是当下执政党不得不进行的长远规划了。尤其在目前反贪腐、反四风的大气候下，基层党建治理这一“制度建设”如何配套跟进考验着各级党员干部的智慧和作为。（文/宋代伦）

6月26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周，省级互动活跃度超乎以往，本周省级互动涉及11省（市），达七次之多，远超过政商互动和央地互动。

在央地互动层面，贵州获中央关照。继此前国务院对贵州进行专题调研之后，本周，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孙怀山到访贵州考察，主要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毕节试验区重要批示精神进行调研，助推试验区改革创新发展。本周，宁波市党政代表团也赴黔进行考察，主题则是对贵州的对口帮扶。

河南与阿里巴巴再签约

政商互动层面，本周有两个签约仪式值得关注。一个是河南与阿里巴巴的签约合作，一个是上海市与中国电信的合作。

本周四，上海市府与中国电信在沪签署共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电信将于2014—2016年在沪投入350亿元，建设包括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网络、互联网国际出口、云服务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用平台。此番合作属于前缘再续。2012年，上海市府曾与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在26日，河南省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郑州签署云计算和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前，以大数据为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已经与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等地方政府以及统计局等中央部门签约。

此番牵手是继去年11月河南省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再次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姻”。对于新约，郭庚茂称之“将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深刻影响”。

河南目前正在积极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阿里的两次签约亦是与此布局有关。河南省长谢伏瞻在致辞时表示，“构建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平台，这与河南积极发展新业态经济，加速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高度契合”。

6省市赴疆考察 胡春华直抵喀什

在省域互动层面，新疆和湖南是省域互动较为活跃的省份。继上周前往上海考察自贸区之后，本周湖南书记、省长一行又前往湖北考察。

26日，两省在武汉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两省书记、省长齐聚一堂。两省谋求抱团取暖，布局长江经济带建设与洞庭湖生态区建设。按照湖北书记李鸿忠的话来说“建议两省以‘湘鄂情’为纽带和动力，以命运共同体为定位……”

同样在26日，广西党政代表前往湖南考察学习，代表团由广西书记、省长挂帅。按照广西日报的表述，广西代表团是以“抱着真取经、取真经的强烈愿望，带着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真诚态度”去学习。在湘期间，两省还签署了《广西湖南关于加紧落实进一步深化湘桂合作框架协议的会谈纪要》。

广西书记彭清华表示，“我们这次来湖南，是一次访亲之旅，通过上门‘走亲戚’，感谢湖南多年来对广西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将此次湖南之行称为“洗心之旅、学习之旅、合作之旅”。

新疆的活跃度尤为值得关注。本周共有三省书记到访新疆，活动主题均为考察对口援疆工作。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以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先后到访新疆。

自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之后，已经有6省市到访新疆考察对口援疆工作。此前，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安徽省长王学军也分别带队考察对口援疆工作。6省市代表团均获得了张春贤本人的亲自会见。

最先抵达新疆考察的是胡春华。胡春华于21日至24日赴新疆喀什地区考察对接援疆工作。胡春华也是最近一个月，到访新疆级别最高的官员。与其他两省书记不同的是，胡春华没去乌鲁木齐，而是直接前往南疆喀什调考察。双方于21日下午，在喀什举行广东•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

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的南疆喀什地区相关县市和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既是维稳重地，更有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今年4月，习近平曾赴喀什调研反恐与民生。22日，在张春贤的陪同下，胡春华一行还考察了喀什市和疏附县。

罗志军24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参加江苏•新疆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随后，在努尔白克力的陪同下，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等地考察江苏对口援疆工作。

强卫则是于23日至25日，利用三天时间考察江西的对口援疆工作。23日到达乌鲁木齐后，两省区领导就举行会谈，共商进一步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江西、新疆合作交流。此后，在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常委哈尼巴提•沙布开陪同下，江西代表团又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陶县进行实地调研。（文/方乐迪）

近期，开正门、堵偏门的地方债清理整顿工作正次第展开，遍布全国的近万家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十几年“相濡以沫”的缘分，将因一份改革方案的出台而戛然中止，迎接它们的将是一场“去政府化”变革：它们不再是政府的融资平台，不再被允许为政府融资，而将转型为纯粹的企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融资“替身”剥离之后，如何想方设法自谋“钱”程，应是严峻经济形势下需要共同摸索的难题。

5月20日，国务院批转的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这意味着，“半官半商”的城投公司将从此与地方政府分道扬镳。

当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轮清理行动中全国首家城投公司改革案例。随后，安徽亳州、安徽阜阳、江苏镇江、无锡等地的城投公司也积极酝酿改制。湖南郴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城投公司转型发展问题，提出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真正实现从政府性融资平台向经营性平台转型。再加上此前广东广州已将地铁总公司、城投集团从“融资平台类公司”整改为“一般类公司”，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在地方财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城投公司改制大幕正式开启。

切割“第二财政局”

可以说，城投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地方投资与土地财政的交融史。全国各大城市设立政府投融资平台，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值“分税制”推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现象愈发明显，地方税源有限且无权直接发债，却承担着大量的基建、教育和养老等支出，又面临严格的GDP考核。“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压力之下，各地积极“变通”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融资。1991年上海率先成立城投，之后，重庆、广东等省市也相继成立。

但其真正繁荣昌盛始于2008年下半年，在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政策出台后，各家商业银行纷纷高调宣布积极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其条件便是城投等投融资平台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的土地开发权作为抵押。这一路径对地方而言，如获至宝、受用无穷。于是，各种名目的城投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最疯狂时，一度出现一个地级市同时并存10个以上平台的情况，近万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额超过10万亿元，这在世界财政史上都蔚为壮观。

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事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公司高管多由当地财政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官员兼任，因此也有业内人士将城投公司戏称为“第二财政局”。

不可否认，在多年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可谓“居功奇伟”。不过，利用政府兜底轻松获得贷款的“快感”背后，是“城投债”迅速膨胀，地方隐形负债大幅增多。据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1万亿元。基于此，国务院才连连发文，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做担保，财政部和银监会等部门也纷纷出台规定为融资设关卡。

不过，要让地方融资平台平静退出历史舞台，并非易事。首先，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应完成切割，让具有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回归政府，从管理上与政府脱钩。另外，这场“被分手”的大戏，或许也将揭开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投公司千疮百孔的运营弊病。政府与企业之间，存量项目如何分清界限、旧账如何清算，势必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

新融资方式浮出水面

而对更多地方主官而言，他们所担忧的，恐怕是失去了城投公司这个“替身”，地方政府将如何融资的问题。事实上，为了卸载城投公司这块地方隐形债务，中央政府早已未雨绸缪，逐步放开地方合法发债。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都将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与此同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逐步匹配。

其它融资方式的探索也在积极鼓励中。广州市政府就把目光投向了保险资金，在不久前落幕的“新广州新商机”2014年招商推介会上，三家保险公司和广州市政府签约，协议将400多亿保险资金投入广州基础设施和城建项目。在引入险资的过程中，“广州产业基金”逐渐浮出水面。这是2013年专门成立的政府产业投资平台，注册资本1亿元。

与城投、交投等融资平台不同，广州产业基金更侧重资本运作，管理团队基本空降。相关资料显示，保险资金和广州市政府合作的方式主要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发放贷款的债权模式。这意味着广州市政府无需每年向保险公司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只要用城建项目本身产生的营业收入偿还即可。这种方式能否为地方政府自谋“钱”程打开新的一扇门，仍有待密切关注。（文/郑曼玲）

7月1日，全国铁路调整运行图，这意味着承载了几代国民记忆的绿皮车彻底进入历史，也预示着中国铁路运输全面进入高速运行的动车时代，更明显的是将联动新增高铁路线所到之处省市地区的发展互通。这是绿皮车的结尾，却更是中国内地高铁网络的全新开始，是东至上海、西至青藏、南到昆明、北含首都的区域交通与经济大联动。

铁路大调整，增运力加存量

这次铁路大调动，被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调度部负责人认为是2007年至今范围内最大的一次调动，它不仅牵扯到全国动车组列车数量、运行时间、开行方案等等的改变和增加，更涉及到全国多省市地区间高铁动车的建成开通，是纵向提高运力与横向加大存量的相加。

自7月1日始，调整后的全国动车组列车将达到1330对，占到客运列车总对数的54.4%，动车跃而成为客运列车的“主力军”。而针对具体线路，这次调整也做了细分部署：京沪高铁最繁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101对，京广高铁最繁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100对，逢假日高峰开通专线，各地逐层调整运力。

是次调整，不仅针对已开通列车做出调整，更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高铁的建成开通。

北京南站首开到厦门北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这是北京通往厦门地区的首趟高速动车组列车；北京西新增至运城北的列车，首次实现从北京乘坐动车组通往山西省会以外的城市；而随着大西高铁太原南至西安北高铁客专的开通运营，西安到太原行车时间缩至3小时内，秦晋正式携手进入了“高铁时代”；而成渝地区到上海、南京、厦门、福州等方向的17对出川动车首开，也将有效拉近川渝地区与内地东部发达城市间的距离。各地的高铁路线网正在接连贯通，日趋成型。

高铁带来快速，更联动发展

逐渐编织成型的高铁网络遍布全国，动车“公交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不仅加快了全国各地间的通行时速，更带动了列车所到区域间人、财、物的联通。不断提速和增量的高速列车，贯通了中国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的往来，拉近了中国北方首都和南部港口的距离，提升的不仅是距离和时间，更是互通有无的联动发展。

悉数东京、洛杉矶、上海等世界著名城市，交通便利带来的经济出路和发展机遇是众多国家和城市发展崛起的关键。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坐标广袤的国家来说，地与地之间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往来的根本，而发展快速交通，也是现实环境下，能最快最有效的聚拢经济资源、释放地方潜能的唯一发展战略。不管是引进外资建设、深挖本地资源、还是融合周边潜能，交通是最核心的发展前提。

快速成长起来的高铁网络，对加快沿线地区产业升级、周边省域资源互通、相关地区城市化建设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地区崛起发展注入强大推力。

中国铁路迎来从“普铁时代”到“高铁时代”的关键转折，身处其中的当事省份也无不为这样的发展建设而振奋。

《海峡导报》7月1日头版即显著发文《厦门明天起开通往北京重庆动车》，6月30日傍晚两趟开往北京和重庆的列车票就已售罄；7月2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右角也以醒目标题刊登《大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的消息，并不惜版面配印着大西高铁线路图；同样不谋而合同振奋的还有陕西、湖北、重庆多地，7月2日的当地党报头版都纷纷注目大西高铁、沪汉蓉动车开通的消息，为参与“高铁时代”大潮、跻身高铁城市而振奋。

寄托总理冀望，高铁成“中国品牌”

为高铁而兴奋的不仅是身处新开高铁线路的当事地区，更少不了中国高铁的“超级推销员”李克强。

7月3日，李克强总理来到酷暑下的湖南长沙，考察沪昆高铁施工现场。沪昆高铁作为我国“四纵四横”铁路客运网主骨架之一，建成后将是我国东西向里程最长的铁路，沿途将联通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等多个大城市，连接华中、华东和西南地区。

李克强总理身处长沙考察现场，踩着的是还未建好的、凹凸不平的道床石子，而中国的铁路建设和高铁品牌却正乘着平稳广阔的良好前景在世界市场上延伸。

在正被全世界数万亿人关注的世界杯的圣地巴西里约热内卢，地下和地面轨道交通车辆的80%都是中国北车的产品，这些“开往世界杯的中国列车”正在走出国门被世界所津津乐道，这正是“高铁代言人”李克强总理走到国际舞台能底气十足推荐中国高铁的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必需。“中国制造”的高铁在世界的火爆，是对中国高铁技术的十分信任、高铁品牌的百分认可，也是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提出更高的需求和要求。

三年前的7月23日，温州发生动车事故，惨剧的教训和悲痛并未走远，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三年来一直贯彻在中国高铁建设的实干操作中，快速高效是中国高铁发展的节奏，安全舒适必将是时时悬挂在高铁建设关卡的绿灯。在中国进入“高铁时代”的路上，步履矫健和稳扎稳打必将结伴而行，高铁增量和地区联动以此应运而生。（文/汪晓青）

第七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式现场

继发动“六月攻势”后，天津再成为本周内地最活跃省份（直辖市）。孙春兰坐镇津台洽谈会、黄兴国访问欧亚三国、何立峰进京任职、“通关一体化”启动，四件“大事”构成了本周天津在党政外系统的主要动作。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事件背后，实际上满是“看点”。

按照海关总署《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安排，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本周二（7月1日）率先在北京、天津海关启动实施，10月份前后石家庄海关正式加入。

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将为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进而为三地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创造良好的海关监管服务条件。据北京海关官方的初步测算，总体上，物流成本可降低20%-30%。

这一天（7月1日），天津市长黄兴国正率团在欧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以色列访问。黄兴国已于早前访问了爱尔兰（6月26日至28日）和希腊（29日至30日），在这两地访问期间，黄兴国无一例外把推介天津航空港和港口合作建设项目，当成此次外联之行的重要课题。这一外访重点，恰与“通关一体化”的改革试点启动遥相呼应，显示天津在参与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深挖自身传统优势，主动适应新定位，打造经济新高地的积极作为。

“通关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先期成果。为顺利实现通关试点目标，京津冀三地陆续完成了海关通关管理系统的开发调试、业务验收测试等工作，并制定好各业务领域操作规范和相关制度，确保执法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一。这一多赢项目的协作方式和操作过程，无疑会对其他领域的协同合作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天津航空港与北京首都机场，天津港与河北几大港口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初期，三地多个领域的协作仍将以竞争的形式存在，因此，真正实现通关一体化的预期效益，需要中央顶层规划及三地积极协商，以进行更合理的功能定位和战略调整。但在规划出台前，为自身谋求更高的位置和更丰富的内外资源，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方面，天津显然走在了前头。

在“飞机租赁占全球40%份额”的爱尔兰，黄兴国与多名金融航空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大佬进行了会晤，详细了解爱尔兰租赁公司运营模式等情况，表达了欢迎爱尔兰融资租赁企业在津投资发展、推动更多平台公司落户天津的希望。此外，黄兴国第一时间在海外进行改革部署，要求随行单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为融资租赁产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一“马上学习马上办”的工作作风，在此前省级党政一把手外访期间极为罕见。

在外访第二站，黄兴国会晤了希腊多位重量级航运界人士，并冀望与希腊航运企业推动物流、金融、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黄兴国特别提到，天津“正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建设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早前孙春兰也曾提到“京津冀一体化，交通要先行”，“海空两港是推进京津双城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优势”。把航空港、港口等交通枢纽建设作为撬动天津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和打造外向型经济结构的支点，已然成为天津共识。

2日晚，黄兴国正在以色列访问，而此时，以“抢抓新机遇、拓展新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天津-台湾投资合作洽谈会”在“老家”天津开幕了。孙春兰坐镇主场蓄“内合”之力，接待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荣誉副主席詹春柏、台湾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志刚等多位高规格嘉宾。孙春兰在致辞时指出，津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下拥有港口建设等领域广阔的合作空间。

一场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洽谈会，却没有主掌经济的主官坐镇，这在内地省份并不多见。但以通关一体化为契机，天津党政主官接力开展“内合外联”，彰显了天津在新一轮协同发展中，谋求错位发展，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策略，把建设北方物流、交通中心作为贯通京津冀“脉络”，打造北方经济中心的新路子。

在此前一天（7月1日），一项涉及天津的人事调整同样引发多方关注。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进京，出任国家发改委第五位正部长级副主任，临时分管“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振兴司”等区域协同发展部门。有政情观察人士分析，这次人事变动可能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布局有关。

对天津来讲，一个最新消息是，习总主导中韩关系持续走暖，韩国总统朴槿惠重申希望将韩国的“欧亚倡议”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结合起来。因此，不排除习总把丝路经济带的起点东移到渤海湾，将其与韩国实现合作对接。如此，在港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天津，在新一轮欧亚协同发展周期内，或迎来更大的施展空间。（文／辛忠）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郭金龙、王安顺在周本顺、张庆伟等陪同下，到首钢京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在省域交流的历史上，这或许是创纪录的一幕。

在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郭金龙率领一组堪称豪华的交流团赴河北学习考察，团员包括市长王安顺在内的7名市领导，16区县的书记或区长，以及全市27家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团总人数超过80人。与此相对应，河北方面以周本顺为首的要员也悉数组团相迎。

郭金龙此行目的很明确--与河北省领导共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计。

作为全权掌管京畿要地的“一把手”，头顶“局委”政治光环的郭金龙，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经场域中，有理由在自家地盘等待前来取经的邻友，以主场的身份占尽互通优势。然而，此次他身先士卒，一破传统观念中“自下而上”的交往原则，俯下身子率众与近邻的兄弟一道钻研未来改革发展路上的“破解术”。

不可否认，这种积极有为的行动背后，郭金龙自身也负载着很多发展困境，譬如北京的人口、交通、产业转移等压力，这是此次考察学习的动力其一。但在更宏观和纵深的角度审视，这不失为一种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诸如长江经济带、一路一带、长三角、珠三角等各种区域经济概念如火如荼，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等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因各种现实和历史原因的掣肘而进展略显缓慢。于此，京津冀三方需要一个破解困局实现突破的急先锋，这是大势所需，郭金龙因应这种需要，顺势而为。在此意义上，郭金龙承担了一个“超级引擎”的角色，领跑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冀交流期间，郭金龙深藏“龙头角色”，责任意识一再凸显，高举习总和中央的大旗，反复阐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北京身在其中的担当精神。郭金龙称习总的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破解首都发展面临的难题别无他途，必须从京津冀的战略空间来考量，有利于河北破解难题的事要主动做。

郭金龙这种责任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当下中国的最高统领者，习总早在今年2月26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是次会议上，习总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调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要求三地坚持优势互补，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也是在当天会议上，习总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主旨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力。

在内地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作为党的总书记，一般是负责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拍板权，在微观的经济领域少有涉猎，但习总颠覆常态，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提再提，除了上面提到的专项座谈会，在一年时间内，亲赴京津冀三地考察，在每次考察中都会提到三地协同发展的理念，督促地方官员。2013年5月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考察北京时提出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鉴于最高领导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决心，郭金龙这个“超级引擎”的角色更富有一种政治正确性，每向前推动一步，便是对中央意旨贯彻的更进一步。这种角色也印证了郭金龙在当选北京市委书记时所立下的誓言，当时，他称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中央决策，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在首都畅通无阻。

在京津冀的另外两翼中，周本顺的角色略显尴尬，其一是因为河北的地缘劣势，长期以来，河北的角色一直被定义为是首度的“保姆”，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北京的利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河北的积弱积贫；其二是周本顺的个人角色，相较于孙春兰和郭金龙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周本顺少了很多决策机会和资源渠道。因此，可以用一路艰辛来描述周本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在此次与郭金龙的会面中，周本顺坦诚，河北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多、压力大。而在更早前给中央汇报相关事宜时更显辛酸，称河北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

在天津一翼，孙春兰与郭金龙同具个人角色和直辖市的双重利好，再加上天津的区位优势和较早的产业升级，在三地协同发展的格局中处于心态平稳的中间方，缺少郭金龙的“破局”意识，也少有周本顺的辛酸。

7月1日，也就是郭金龙返回北京的第二日，一则对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利好消息见诸报端，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试点启动，跨关货物最快不到1分钟完成全部手续，这种政策的改革对外贸业务的增长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5月13日，郭金龙与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就推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进行座谈，时隔未及两月，“超级引擎”的后续效应便浮出水面。

“老臣”郭金龙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属于一个标杆性人物，他是唯一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地方大员，其历经多个省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执政经验，尤其是早年的西藏和后来的奥运经验，为其赋予了他者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本和执政优势。

遇事冷静、把握大局、决策果断、思想开明、儒将、体育健将……这一系列关键词是媒体赋予他的性格语言，这些词汇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为什么是他镇守京畿，为什么他能充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超级引擎”。（文/马俊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