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议》公布以来,地方在落实《决议》时,积极思索部署各地的改革工作,特别是在中央深改组第一、第二次会议的指导下,各地改革步伐更加稳健、工作更加具体明确,时值6月年中,半年来地方改革进展如何?成绩如何?半年来各地的深改组主要在忙些什么?
对于半年来地方的改革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工作抓得比较紧。总的看,改革势头较好"。习总书记对地方改革总体上进行了肯定。从半年来的情况看,地方主要着力于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机制配队伍。按照中央深改组的要求,地方从省到市县,纷纷建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的改革领导小组,3月中旬时就已经组建完毕。目前,县一级的改革领导小组也在陆续的成立之中。省级领导小组也呈现了较大差异,比如,在深改组组长、副组长等核心成员配备方面,14个省份实行一正两副,10省份实行一正三副,还有的省份实行一正四副、一正五副,此外,各省深改组下设的专项小组情况也不尽一致,最多的是北京,下设14个专项小组。深改组下除了设立若干专项小组外,还设立了改革办,改革办主任一般由政研室主任担任,也有例外,如辽宁省的改革办主任由省委副书记担任。在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人员方面,北京采取的是从市属各单位抽调人员的做法,将各方面熟悉业务的人抽调到改革办。
第二,设计改革方案。各省级深改组在成立的时候,其工作职责中一般都有负责改革设计这一条,这也是为了统筹本省的改革方案。各省改革方案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中央深改组布置的改革任务,这一块需要和中央对接,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起来;二是地方特色的改革任务,中国国情地区间差异大,各省的改革目标都不尽一致,因此如何设计好本地的改革方案是深改组的重要任务。如,北京在围绕首都发展和管理工作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设立了包括区域协同发展、大气污染治理等专项小组,这就意味着北京需要对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方案进行设计。在落实中央改革方案和做好本地改革方案两者之间,地方在做好本地改革上要更积极一些,因为地方特色的改革方案都关乎着各地的政绩,也最显示地方官员能力和水平,在差异性的改革方案中能看出各省官员之间的思路、水平、能力、眼界等的不同。
第三,调研交流情况。改革毕竟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半年来,省市县先后建立深改组,机制建好后再配齐人员,人员到位后还有一段时期的情况熟悉期。目前来看,省级深改组的工作都集中于调研摸情况,在情况摸清后,再出台新一步的改革计划。
不过,对于省级政府来说,它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央改革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本省改革措施的设计者和统筹者,它肩负着落实好中央改革、开展好本地特色改革的双重重任,因此,在落实中央改革政策的过程中,它必然具有一种观望的心态,即等着中央的新政策、新指导下来后,再进一步开展改革工作。这既是出于按部就班落实中央政策的需要,也是由政治逻辑决定的,地方都希望能获得中央部门的更多指导,这样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个政治逻辑即使放到更下一级的政府也是适用的,比如对于市县政府来说,他们也更希望省级、直管上级政府能给予更多的指导。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改革的具体指导,明确改革政策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关系。这无疑最切合地方的要求,也最受地方欢迎。
纵观半年来地方的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够好的地方,那就是各省的表现都太中规中矩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正是那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改革,对推进整体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这在当时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但他们的改革因为切合实际,获得了中央的认同,并在中央的推动下使得分田到户成了新的中央精神。再比如后来的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改革等。这么说并不是要地方不遵守中央精神,但确实可以胆子再大一些,再勇敢一些,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改革就不要怕犯错。
另外,地方主政官员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者,肩负一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重任,每天工作很多很忙,但即使是这样也应多给改革留些时间,不应仅仅做一个地方政治家,也应做一个地方的改革家。半年来,地方主政官员关于改革的公开报道大多仅限于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发言,且显得很谨慎,中规中矩。地方主政官员作为地方的最高领导人,对地方影响很大,他们应该为改革更多发声,就像习总书记不断鼓舞全国的改革热情一样,他们也应不断鼓舞本地的改革热情,充分把所属地区的改革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对于国家层面来说,改革要啃硬骨头;对于地方层面来说,尤其是到了中观、微观层面的地方改革,因为直接面对群众、直接面对各类矛盾,改革的阻力更大,更需要啃硬骨头。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除了代表国家利益,还代表本地区的利益,有时候地区利益会和国家利益相冲突,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北京等特大城市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所失要多于所得,当地群众从自我利益出发也不太愿意大量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户籍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改革更需要敢作敢为,要向自我利益宣战。(文/姜志勇)
上周末,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三次会议,与此前两次会议着眼于改革总体框架布局不同,本次会议针对专项议题部署了财税、司法、户籍三大改革攻坚战。而会议首次通过的三个改革方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皆聚焦司法改革,凸显全面深化改革,司法已然先行。
司法是法治社会的“底座”,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版块,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过程备受瞩目。按照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介绍,中国首轮司法改革始于2004年,第二轮司法改革始于2008年,第三轮司法改革即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相较之下,第一轮和第二轮司法改革均由最高法院发动,只有这一次是由中央自上而下、通盘考虑进行顶层设计,外界普遍期待2014年将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启动年。
沪成司法改革前哨
早于2013年年底,最高法院就下发通知,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陕西等省市部分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深化司法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试点改革,主要目标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优化配置审判资源,严格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办案责任,提高司法公信。
其中,一系列围绕上海自贸区的司法创新显现出不寻常的意义。今年4月29日,上海一中院出台了《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案件审判指引》,在国内率先尝试执达员制度、专业陪审员制度,以审理、执行机制变革,策应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改革。5月1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正式实施,这是境内外开放程度、灵活程度最高的国际化仲裁规则之一。3天后,上海市二中院对外发布《关于适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仲裁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意见》,提高立案、审查时效,以流程管理革新,呼应、支持仲裁制度创新。
此外,上海还试点了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等,借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造,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公正行使。这些基于自贸区司法保障的小步探索,能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并促成司法改革的千里突进,目前尚未得知。但今年4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率最高法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等官员高规格莅沪调研,至少清晰表明了中央对上海司法改革的重视与支持。而此次《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审议通过,更意味着上海的司法改革试点已然成为一项全国性改革工作部署,预计未来数年上海在司法改革上所能获得的试验空间将继续扩大。
粤探索法官职业化
相比之下,同为改革前沿的广东,在司法改革上的探索一样可圈可点。珠海横琴法院在全国率先推出“取消审判庭、实行法官员额制、主办法官责任制”等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淡化司法机关的行政色彩,使机构和人员配置更加符合审判权运行的规律和专业化特点,提升法官在审判中的主体地位及职业化水平,为全国法院的综合改革探索经验。
深圳福田法院则试点了“审判长负责制”,弱化行政色彩浓厚的庭室架构,取消庭长的案件审批权和人员管理权,规定庭长只负责审判业务的对外联络和内部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协调。此项改革被解读为中国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之举:试图挣脱业内诟病已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赋予法官“相对完整独立的审判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之路。
早于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地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新的法院工作模式。”此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等都曾先后莅粤考察司法工作,充分肯定广东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方向正确、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成效明显,表明这些触及深层次体制问题的司法试验已经得到高层认可。
“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革命
之所以将司法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宏大布局中的重要位置,与执政当局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施政目标不无相关。其目的显然在于,要与以往偏离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政法工作方式相切割,“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实现维权和维稳,避免扩大社会矛盾。
而法学专家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最主要期待,仍然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去地方化,二是去行政化。皆因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司法体制积弊丛生,极易造成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预,亦难免滋生官僚主义引发权力寻租。
此次深改组会议的召开,虽已明确未来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路径探索,但无论是“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都是司法机关在转型社会背景下的重新定位,更是一场触及多方利益的革命,推行起来并不容易。在“司法改革”已然破题后,如何把公众引入审判监督场域、怎样实现对错判误判的制衡,都亟需更深层次的顶层设计;而要让“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改革框架真正落地,又需要怎样的细则规范和支撑,这些仍是待解的课题。(文/郑曼玲)
最近,关于改革落实的讨论又被炒起来了。在高层,李克强5月30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针对政令不通、地方不落实的现象猛批“尸位素餐”,接着6月4日的常务会议又以“放权”为主题强调抓紧政策落实,然后6日又召8省市的政府主官座谈,再一次强调,完成今年的发展目标是党政干部们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为官不为。
同一天,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召开,在具体的审议之上,核心问题仍是在讨论改革怎样“掷地有声”。习近平强调的是“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把高层这些活动串起来,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央近期对地方层面改革“狠抓落实”的重视。不难理解,三中全会已过半年有余,央地深改组成立后纷纷召开会议,而今年又将过半,对于上半年总结与下半年的展望,自然让高层对地方改革的效果颇为上心。
不过,在李克强对地方官批评与期望的同时,地方各省市对改革政策甚至概念的追逐却乐此不疲,比如,各地对申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哄而上。中央看到这样的态势,立马叫停所有申报流程;又比如最近“一路一带”规划被指已上报决策层,待国务院讨论。然后,凡是跟“一路一带”沾边的省市都强烈要求加入,能不能获批先不管,反正要积极表现。再比如,3月以来全河北都在争抢被炒作的“首都副中心”,政经周报在之前已经分析过,不再展开。
以自贸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有20多省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想要申报自贸区。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一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它的头衔首先是国家层面的,然后才是地方层面的。因此,上海自贸区是面向全国进行的实验,只是地址选在条件相对成熟的上海。这样把逻辑捋顺了,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会叫停现在的自贸区热。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自贸区当成了又一次大搞开发区的契机,自然也是地方政府又一轮拉动GDP的好时机,加上上海自贸区打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旗号,更让各地觉得自贸区都有可能花落我家。不过,自贸区的精神不是要政策要报批,而是自我改革,用习近平的话就是“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而各地如此一哄而上,表面上虽然是积极进取,实际仍未脱离旧式改革思维,即向中央要政策条子,没有获批就不改,甚至导致“给了条子也不改”的惰性。
同时,三中全会的决定里也提到,“要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里的重点不是推进试点,而是“具体条件”。而各地对于自己是否具备条件,确实没有做应做的考虑。目前看来,能具备实行自贸园区试验的地方,除上海外,有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前者以深圳为代表,后者以厦门、平潭为中心。这两地一是沿海,二是经济水平较高,三是与港台联系紧密。三者综合之后,中央才能考虑是否通过申报,然后在中央的支持下让地方自主探索改革。而无论上海或其他地方,自贸区的功能其实是作为一个敲门砖,让一些改革新措施由点及面,由特殊到普遍。当内地所有地方都实现了例如负面清单管理的常态后,自贸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用来描述改革到地方走样、违背中央意志的现象。如果从地方角度来看,如果未僭越中央改革的大方向,地方的自主探索的确能带来不少新思路、新方法。这在1980年代的地方改革中尤为突出。但21世纪以来,改革的复杂性与难度远超以往,统筹各地改革的顶层设计比以往更为重要。这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后果就是两方面:一是地方对中央的具体政策不作为,即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是地方对中央较模糊的改革政策或思路乱作为,如上述所举案例。两方面的后果都是有利的改革措施没有落实。这里有地方政府主体利益的干扰,也是央地权利义务关系尚未理清的后果。
正如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指出的,厘清央地间的权限与关系,要“将两者关系建立在法治框架内,以法治权,分权制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法治约束”,“而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在出台政策时,也应尽可能考虑到各地不同的情况,使政策最大程度符合现实,增加政策的适应性”。而李克强也表示,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现在的节骨眼是,如何让地方积极性发挥到位?(文/宋代伦)

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参加指导呼图壁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周,在习近平赴河南兰考打造样板工程之后,又有多个省份的书记进行了学"习"。本周,福建书记尤权、河北书记周本顺以及新疆书记张春贤等都前往自己的联系点指导民主生活会。各省书记在指导生活会时的提法也是因地制宜,颇具本省特色。
福建书记尤权和省长苏树林牺牲端午假期指导联系点工作。6月1日至2日,尤权到长汀县,苏树林到政和县,出席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尤权的联系点长汀县与张德江的联系点上杭县同属于龙岩市。因而,在指导长汀县民主生活会时,尤权的讲话中不仅提到了"要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还提到了要 "结合学习张德江委员长出席指导上杭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重要讲话精神"。长汀县也是福建的革命老区,因而尤权在讲话中还提到"大力弘扬老区人民艰苦奋斗、滴水穿石的精神,着力激发干部群众热情干劲,积极促发展促改革促民生"。
本周,尤权还身担另一份学"习"任务--进行工作检查。根据《福建日报》6日消息,由省委书记尤权、省长苏树林率领的省委、省政府检查组开始在全省九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展工作检查。这次检查工作的主题就包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福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思路和举措"等项目。
河北书记周本顺的联系点在保定。此前,该地被热炒为北京的"政治副中心"。虽然,此消息被辟谣,但是保定力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谋求更有利的位置确是事实。这次保定民主生活会的内容就有些许河北特色,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多个话题。
6月4日至5日,周本顺来到保定指导民主生活会。周本顺表示,"河北环绕京津,借助京津发展自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那么保定紧邻京津,依托京津实现崛起,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把我们当下能做的、形成共识的工作做起来"。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表述占据了周本顺讲话中的很大一部分,周本顺提出,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全力抓好生态环境的治理。
张春贤在新疆的指导活动也同样有新疆特色。根据《新疆日报》9日的报道,本周张春贤用两个半天时间指导联系点呼图壁县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张春贤对于自己的联系点颇为用心。6月3日,张春贤专门主持召开指导会议,与县委主要领导、自治区督导组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听取该县的群众路线工作进展。此外,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前,张春贤还用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的时间来审阅相关材料。
这次的民主生活会颇具新疆特色,涉及政治信仰、反恐等多个内容。例如,在进行对照检查时,有人进行自我批评称"对反恐维稳形势认识不足,总认为呼图壁地处北疆,连续多年社会大局稳定,没怎么出过事,存在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
张春贤在讲话中提出了"四强"说,即政治强、能力强、作风强和心力强。他对干部们提出要"做到信仰不模糊、本色不淡化、工作不被动"、"要在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中打头阵、作标兵,坚决克服稳定与己无关的麻痹思想,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文/方乐迪)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周五时,国务院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李克强与八位省长面谈。而各省书记、省长的会见中也大多以经贸主题为主,冲刺二季度,为未来谋篇布局意味明显。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经济议题将成为中央与地方最关心的话题。
八省长进京谈经济
参见座谈会的八省市覆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四大经济区,且具有代表性。如黑龙江和山西一季度经济表现堪忧,承压较大。而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则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此外,浙江在贯彻简政放权方面则表现不错。京津冀城市圈内,两省市--北京和河北的政府主官都参与了这次座谈会。此两省市同样面临转型问题。河北为了环境和生态建设,使得GDP增速只有4.2%,处于倒数第二位。
河北的环境问题还受到了全国人大的关注。本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率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到河北省进行执法检查。沈跃跃对于河北治理成绩加以肯定,"在河北检查时间虽短,但是感受很深,主要是河北在大气污染治理上认识到位决心大,目标明确思路清,重点突出措施实,真抓实干求实效"。
河北在环境问题上除了清源之外,还有固本。本周,河北省长张庆伟会见了中广核董事长贺禹等人,双方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在会见时,张庆伟表示,希望中广核与河北在清洁能源上进行合作。由是观之,包括核电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将成为河北力推的项目。
黑龙江的支柱企业大庆油田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也直接拖累了黑龙江经济表现。一季度黑龙江GDP增速垫底。本周,黑龙江得到了国资委的托底支持。6月5日,国资委主任张毅率领近60家中央企业负责人来到黑龙江,参加黑龙江省中央企业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合作推进会。张毅表示,"央企与黑龙江兴衰相连、共荣共兴"。在黑龙江期间,张毅与黑龙江书记王宪魁、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一道参加了大庆市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座谈会之后,中石油集团与黑龙江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的自贸区文章
四川省长魏宏成为习近平上海考察之后首位到访的地方高官。此番,魏宏也是为了向上海自贸区"取经"。上海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本。因而,魏宏也希望能够将上海经验移花接木,"我们还要从操作层面与上海自贸区建立长效工作对接机制,争取把自贸区建设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学到家,结合实际在四川改革发展中应用好"。
自贸区也是一张对外牌。本周,韩正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萨摩亚和阿努瓦图等大洋洲三国。虽然韩正率团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但访问期间则频频打出"上海牌"。在访问澳大利亚时,韩正表示,"欢迎澳大利亚朋友参与自贸试验区建设"。
澳大利亚是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员国之一。美国引领的TPP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产生影响。韩正的大洋洲之行,颇有借上海自贸区巩固和发展与大洋洲,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此举可以与美国的TPP形成制衡之势。
此外,上海也在两岸四地的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今年4月,香港的反对派议员在上海与中央政府官员就政改等话题进行沟通。此次会面,被媒体称为具有破冰意味。2个月后,陆台关系的破冰之行也安排在了上海。
6日,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抵达上海。赖清德是目前绿营执政县市首长中,最后一位"登陆"的地方首长。7日,上海市市长杨雄在上海世博中心尽宾主之意,与赖清德会面交流。在这次会面中,依旧主打经贸交流牌,自贸区亦在交流范围之内。
赖清德此行获得了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背书。蔡英文称,她支持民进党同志在访陆交流过程中,诚恳并坦率表达台湾人民的想法。赖市长在上海的谈话,表达了民进党成长的历史轨迹,这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相互理解。(文/方乐迪)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在6月的第一周,传达学习该次座谈会精神,成为各省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省的传达学习方式、名目、范围不一。新疆是全自治区的电视电话会议,直接向自治区各级进行传达;湖北、山西召开了由省直各部门、各市主要干部参加的大会;山东、湖南、安徽、北京、辽宁、浙江、黑龙江等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有的也吸收市厅负责人参加,这也是最主要的方式;江苏召开了省委领导干部会议;陕西是省委常委会议;青海则是举行省委常委中心学习组会议。从中也可进一步透析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有关部署思路。
用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的话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治疆方略和治疆理念。"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则评价这次座谈会是在"新疆反分裂、反渗透、反暴恐斗争尖锐复杂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总体梳理这些会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提升、强化、调整。首先,新疆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提升,不仅在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亦是如此。新疆工作既然已经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各地自然都有贯彻执行的责任。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所言,"新疆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做好新疆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切实增强使命意识,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同志具体抓,确保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这表明,新疆工作在各地也提升了"一把手"工程。山西省委会议则决定,进一步健全援疆工作服务保障机制,省委常委会将定期研究部署援疆工作。
其次,作为当前和今后的核心关键工作,维稳反恐的重要性得到强化。对比两次新疆座谈会,2010年出台了《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今次则是《关于进一步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意见》。从字面就可发现,稳定取代发展,成为头号重任。稳、定、治、安,字字都在强调这一层意思。的确,在反恐频发的情况下,必须首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筑牢稳定基础,否则追求大步伐地跨越式发展就成为了脱离实际的空谈、奢谈。从这一点来说,中央治疆方略更为稳健务实。
在29日座谈会闭幕之后,中央旋即在30日召开了反恐怖工作专题会议,这也再次凸显了反恐的特殊重要性、紧迫性。中央新疆小组三位副组长孟建柱、张春贤、郭声琨出现。孟建柱就反恐提出了十个"要",包括创新情报工作体制机制,深挖幕后、深挖勾联渠道、深挖组织指挥体系,下大力气提高预警发现能力;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端窝点、打团伙、追逃犯;强化涉恐源头管控,强化对管制刀具和易制爆物品的管理;开展防范打击非法出境活动专项行动,坚决打击"蛇头",切断群体性非法出境的通道;坚决打掉暴恐音视频,切断煽动指挥暴力恐怖活动的渠道;做好防范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央在反恐方面最新、最全面的部署,正视了存在的短板和漏洞,也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各省"一把手"在传达新疆座谈会的会议上,也纷纷亲自出面强化反恐部署,与中央形成呼应、互动。作为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反恐维稳重镇,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提出了四个"要",要求切实把对暴力恐怖袭击的防范全面纳入首都维稳工作体系,把情报工作作为核心能力来抓,形成专兼结合、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格局,努力做到敌未动我先知;要全面加强安全防范,确保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没有漏洞、不出差错;要加强舆论引导,坚决遏制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思想网上传播的势头,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要贯彻好民族政策。
其他各省同样就此提出不同举措来支持配合"新疆主战场"。湖南省委会议强调,全面汇总梳理涉及暴恐、宗教极端犯罪线索,坚决防止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活动向内地发展蔓延,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排查力度,抓紧建立相关管理监控台账。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要求,坚决打击暴恐活动,加快社会治安信息化建设,严格落实流入地属地管理责任,使各种问题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强调,要高举法治旗帜,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要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提高网上斗争能力,坚决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之战。
有关国家部委也召开了落实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会议。交通运输部党组提出,切实加大交通反恐力度,要加强交通运输应急体系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反应快、作风硬的应急处置队伍,建立跨省区应急联动救援机制。
第三个关键词"调整"主要是指援疆思路的调整。辽宁、福建、山东、安徽、湖南都提出在援疆中要更好地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并且,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都强调,抓住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机遇,加大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建设力度。这种共性的背后,显示了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治疆新重点。
而此次座谈会部署的加强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嵌入式社会机构等,也被纳入了各省的援疆工作思路。湖南省委提出,处理好"输血"与"造血"、"交钥匙"与"交朋友"的关系,增强对口援疆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综合效益。福建也提出要加强与受援地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开展与受援地群众结对子、交朋友等活动。
6月6日,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会见了由省长王学军率领的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一行。这是新疆工作座谈会闭幕后,第一个赴新疆展开对接援疆工作的省份。而安徽所对口支援的和田地区皮山县,正是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5.22暴恐案件暴恐凶手的老家。王学军表示,安徽省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进一步从受援地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援疆工作,围绕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方面,多做雪中送炭、赢得民心的事。王学军此行,也拉开了新一轮援疆帷幕,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各省党政首脑将密集率团赴疆。 (文/马浩亮)
跳开内地省市区的政经生态,将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两岸四地,本周热点不断。
最受两岸四地媒体关注的,莫过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获习近平、俞正声的高规格接待。宋于本月6日晚间率团抵京,7日一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出的对两岸政策新"四不"主张,成为两岸媒体头条。而在8日下午,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市长王安顺以党政组合的规格与宋楚瑜会见,宋在会见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喻,自称甘当两岸和平发展的志愿者。
在两岸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台湾政治势力版图的现实面前,有媒体将宋楚瑜此番大陆之行定调为布局:既是宋的布局,也是大陆高层的布局。
沿着上述的"布局",内地省份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在上周的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之后,本周轮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张此访台湾主打"皖台一家亲"的亲情牌,既有参访出自安徽的刘铭传之纪念馆这样的活动,更有参加台湾皖籍新娘见面会的安排。与赵克志一周前访台相比,其共同点都是台商大佬郭台铭,在此番张宝顺访台期间继续高调亮相。据报道,张宝顺8日晚参访台北有名的通宵书店--台北诚品书店,郭台铭全程陪同。当看到书架上摆放的《淮南子》,张宝顺当场买下一套送给郭台铭,并向郭介绍此书与安徽的渊源。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逐渐解冻,内地赴台参访日趋活跃。而能否从参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找到该省与台湾的切合点、找到能两岸逢源的台商大佬,成为两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香港方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访问团本周来京,得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会见,李副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了"爱国爱港爱乡"的三大期望;而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会见访问团时,则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重视程度从官方新闻稿可见一斑。
香港媒体向来是联系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桥梁和纽带,各类媒体参访团高频度来往于各省份。本周,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为团长的港澳媒体高层参访团于8日来到重庆,全面参访重庆发展。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孙政才率党政高层集体会见参访团成员。另一路香港媒体参访团,则由香港商报等数家香港主流媒体组成,赴山西进行考察。
香港作为中共外宣工作的桥头堡,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媒体发达。因此,对于相互间政绩、曝光度、口碑、媒体形象等各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共地方大员来讲,如何发挥好香港媒体的重要作用,自是重要的为政之举。而在最低限度的层面,这些港媒高层的到来及其媒体报道,对于促进所访省份的政经外宣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陈国栋)
本周(6.2-8)的地方人事消息主要以江西、广西两个省区的5名党委常委集中易职最为引人关注。
官方6月3日晚间宣布,赵智勇因涉嫌违纪,近日已被中央免去其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因免职消息的发布方式有别于十八大后"落马"的部级官员,赵智勇去职曾一度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猜测。
十八大后"落马"的中管干部,一般先由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再由中组部透过新华社证实"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而这一次,新华社的消息要快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这一不同的消息披露方式以及其他因素均显示,赵智勇的命运或许不同于本周内被宣布开除党籍的戴春宁等人。
今年4月刚年满59岁的赵智勇(1955.4)在2006年担任江西副省长兼九江市委书记时,擢任江西省委常委。2007年11月,江西省委常委会重组新班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当时接替赴中央工作的孟建柱任省委书记。"一把手"换岗后的翌年7月,赵智勇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省委秘书长直至今年6月被免。
因省级党委秘书长的任免权限在省级党委,故而被中央免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的赵智勇,其此前所兼任的江西省委秘书长职务应由江西省委任免。
除赵智勇外,本周,江西最高决策层的省委常委会还有其他变动,即"戎装常委"的新老交接。江西赣州寻乌县政府官网6月4日发布的"近日,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马家利到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参观调研"消息,确认了陶正明退休后的江西"戎装常委"继任人选是接替他担任江西省军区政委的马家利少将。
江西"戎装常委"换人系承接该省军区主官调整余绪。2013年11月,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马家利接替退休的陶正明(1953.10)任江西省军区政委。此后至今的半年内,陶正明在江西省委常委会中的军方席位一直未公布继任人选。这次补缺后,内地31个省区市的"戎装常委"全部补齐。
就在江西"戎装常委"换班消息"不经意间"披露当天早些时候,《广西日报》在头版高调宣布了广西"戎装常委"交接班消息:广西军区政委白念法少将接替今年3月前后卸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的龙义和少将(1954.1)任广西党委常委,从而完成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中军方席位的交接班。
当然,除江西、广西党委常委调整外,云南省政府选调了一名党组成员也是本周地方人事中的一个亮点。6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维佳在迪庆州委干部大会上宣布省委决定:张登亮任云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其中共迪庆州委书记职务由訚柏接任。
张登亮履新前,云南省政府领导团队中有两人职务相继变动:沈培平3月"落马"并被免去云南副省长职务;5月,省政府党组成员夜礼斌出任云南中烟公司董事长。今年58岁的张登亮(1956.11)是"更上层楼"擢升副省长,还是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则需继续观察。(文/王俊)

6月4日上午,河南省长谢伏瞻(左)会晤本港特首梁振英
本周(2-8日),素有“专家省长”之称的河南省长谢伏瞻无疑是最忙碌的地方大员之一,6月3日至8日,谢伏瞻率豫港经贸交流代表团赴本港揽资招商。这是一月内登陆本港的第二波内地招商团,前次是由省委书记强卫领队的江西团,陆港经贸交流热络纷呈。
豫港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始自于2005年,活动周期基本是隔两到三年一次,主旨是牵引香港资源赴豫,上次在2011年同期举行,时任河南省长郭庚茂带队。
今次,河南团以开放、合作、交流、发展为主题,在本港进行了连续五天的推介招商活动。此次豫港经贸系列活动总共签约项目60个,投资总额158.7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43.7亿美元。本港在此前也是河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港资连续多年占河南对外引资的50%以上,2013年投资项目208个,达96亿美元。
在港期间,谢伏瞻先后会见了大量政商要员,此举或是大陆官员赴港后的必选题,拢聚政经资源,为主政地发展引入外动力。董建华、梁振英、张晓明、陈经纬、李建红、李小加等港上要员悉数与谢会面座谈。主要议题聚焦在两地的经贸往来上,谢伏瞻陈述河南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愿景,以筑巢引凤的强烈渴望力邀港方赴豫投资兴业,其中在每个场合几乎都要提到河南的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区位优势,以此作为撬动本港资源的利器。
近年来,河南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先后批复实施的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为河南发展开放搭建了重要平台,河南自身也进一步扩大对外招商,此次本港行便是最好的注脚。其本身的人口优势、区位优势等也是河南纵深发展的有利条件,GDP长期排名第五位也是其势力和潜力的强有利佐证。
因应河南本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区位特点,谢伏瞻有的放矢,先后参观了香港交易所、香港国际机场、凤凰卫视等机构。此三机构一一对应了现代金融服务、航空港经济以及发展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舆论角力。现代金融是河南产业转型的目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则是实现中原崛起的桥头堡,二者合力将扭转对河南传统农业大省的既有认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当然,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舆论困境也在谢伏瞻预料之中,所以,此次他专门到访凤凰卫视,在考察境外媒体的运作流程之外,更多的着力点应是建立一种“信任机制”,用宽松的媒体环境为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所言的另一面是,河南目前在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局面,在各种区域经济概念如火如荼的时下,河南总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一路一带、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西北经济圈等等火热的概念都与其错身。基于此,身为经济学家的河南省长也有自身的焦虑,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和调整升级产业是其着力之处,在既有的轨道上引进外力便是“超车”的关键,香港资本、技术、资源、理念等即是谢伏瞻“拿来主义”的首选,所以,不难想象,在此次赴港行中他本人身体力行推介河南的用意之深。
谢伏瞻身上有很多可书的焦点元素,放在大陆的所有地方官员中审视,他所拥有的独特性是无可复制的。前后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享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务院研究室任职,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首席智囊,组织起草了2009年至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任职国家统计局局长。这一系列令其熠熠生辉的标签成就了他“专家省长”的称号。
虽然此前没有主政一方的经历,但是中共委以他此任,意在用他的专长来盘活中原大省,不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谢伏瞻此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等,这些理论专长对于转型期的河南正是“雪中送炭”,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另外,其在中央长期任职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也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效用,此附加值也是别的地方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此次,谢伏瞻香港之行,或许是河南强势崛起的一剂强心针,亦或是谢伏瞻本人中原施政的一面反光镜。(文/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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