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孙女：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大事记

　　

 

　　图：胡政之(前排右一)与报馆同仁合照

　　胡政之，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在他治下，《大公报》由一份小报发展成为一份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大报。

　　此文为胡政之孙女胡玫之作。　　

　　1931年

　　5月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天津日租界旭街21号迎来了出版一万号，在《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表达“努力解除国家人民之痛苦与烦闷，挣扎奋斗，一扫近世以来之内忧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之成功”的决心。

　　8月 成立“《大公报》水灾急赈委员会”为鄂皖等省劝募捐款，并将五周年社庆日作救灾日，捐献当天全部报纸和广告费收入。

　　9月 “ 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当晚，胡政之接到张学良用暗语给他的电话，胡立即派记者连夜搭车赴沈阳，第二天一早赶到现场。

　　19日，大公报在第三版及时作了题为《最后消息》的报道，是当时报道“九一八”事变消息的第一家报纸。这天一大早，胡政之到协和医院访问正在那里疗养的张学良，是事变发生后见张学良的第一位记者。

　　20日，要闻版在《本报记者谒张谈话》的标题下，报道了张的谈话内容，揭穿日军诬蔑我军挑衅的谎言。同日，大公报还刊登了张学良的19日通电，表明对日军进攻“抱不抵抗主义”态度。

　　23日，大公报要闻版头条报道蒋介石演说“暂忍痛含愤待国际公理判断，如至最后地步已有最后决心”等内容，说明国民政府对日态度。

　　10月7日， 大公报以《明耻教战》为题发表社评，这是大公报领导核心经编辑部会议认真讨论确定的一致方针。其主要内容是：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国人应了解国家环境，弄清国耻之症结，充分准备，积蓄力量，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完成制定雪耻之大计。

　　11月 8日，日军寻衅冲出租界闹事，大公报所在地空气紧张，所印报纸发不出去，只得停刊数天，组织搬家。

　　16日，大公报在法租界30号路161号新址恢复出版。

　　19日，大公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对进犯日军奋起抵抗，日军遭重创，但我军终因孤立无援全线撤退。对此，大公报发表了《马占山教忠》的社评，对马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

　　1932年

　　1月5日始，大公报连载《国难痛史一页——日军在东三省凶残横暴之一斑》至15日止，无情揭露日军在我国土的暴行。

　　8日，大公报增辟《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任主编，专登军事知识，以“教战”。

　　11日，大公报在“本报特辑”专栏连载王芸生所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助国人“明耻”,后辑卷出版，反响强烈。

　　28日，日军轰炸上海,遭到我驻沪十九路军顽强抵抗。

　　29日起，大公报每日均用大号黑体字报道淞沪抗战战况。发表多篇控诉日军暴行，鼓舞军队士气，歌颂十九路军将士的文章，呼吁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冲开血路，英勇抗敌。

　　31日起至6月10日止，大公报代收慰劳上海抗日军队捐款共计154170元8分5厘，绝大部分通过银行分批电汇给十九路军，将所剩1万元电汇苏州，交蔡廷锴、张治中二将军作抚恤阵亡将士遗属之用。

　　2月2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文章说：“我全国同胞从此只有一条路——死里求生!……唯至沪事发生，证明整个的危亡即在目前，平和的希望全付泡影。中国民族至此，除整个决心死里求生之外，已别无途路。”此时期大公报又陆续发表了社评和通讯，如《上海战事之重要性》《淞沪固守为中国吐气》《介绍忠勇抗战的十九路军》等。

　　3月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3日，大公报以《勿悲观!!勿气馁!!》的社评继续为抗战军民鼓气，文章说：“我全国上下，丁兹事变，务勿悲观、勿气馁，必须以持久战之决心，为悲壮牺牲之准备，以求最后之胜利!”

　　从淞沪战事起，大公报已表明了坚决抗战的态度，明确提出抗战需打持久战的战略，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精神、道义、和物质上作出了积极地贡献。

　　1933年

　　7月 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派记者陈纪滢、赵惜梦到东三省热河等地采访，了解日军侵占后沦陷区情况。

　　9月 记者返回报社，奋笔疾书三万字的综合报道，连同一组东北实地拍摄的照片，一并发表在18日大公报增发的纪念特刊上。报道题为《沦陷二年之东北概观》《沦陷半年热河之实况》《吊九一八死难英魂!!!》并发表社评《国丧二周年纪念辞》。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致使日本向我政府提出“抗议’,大公报对此毫无畏惧退缩。

　　1935年

　　5月 大公报支持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自天津南下,经塘沽、青岛、上海，再乘江轮到达重庆、成都。范将沿途考察结果写成多篇通讯在大公报发表。用他文章中的话说，：“现实的中国”“充满了痛苦与辛酸”。

　　7月 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历时50天到达兰州,发给大公报通讯两篇，除报道当地人民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外，还首次较为客观的对红军长征过程和动向作了记述和评论。

　　9月 范长江从兰州出发，一路跟踪长征中的红军采访，翻越祁连山，纵横贺兰山，穿梭于陕甘宁边区，历时8个月，于1936年6月回到天津，完成了西北旅行采访任务。大公报把范在此期间发回的《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祁连山北的旅行》《贺兰山的四边》等大量通讯一一刊登或连载，至1936年7月31日才登载完毕，并将这些通讯编辑成集，附上地图照片，以《中国的西北角》为题，出版发行，且多次重印。这些早于美国记者斯诺对陕甘宁报道的通讯，不仅在全国上下均引起轰动，也为大公报扩大了影响，令人刮目相看。

　　1936年

　　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地址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发表创刊词《今后之大公报》。其内容除再次申明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外，恳切说明来沪是以北方情势所逼，大敌当前，“惟与萦心焦虑之余，以为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国各界之智慧与决心，因而痛感负有沟通国民思想感情责任之言论界，此时更需善尽其使命。”

　　大公报在上海开始时遇到各种困难，一份北方报纸在南方创业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加上同业排挤、广告招揽困难等等，但在全社上下一致努力下，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下半年印数已达5万份，这在当时已是屈指可数的畅销报了。

　　1937年

　　2月 大公报顶着新闻检查的压力，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发表了范长江延安归来的报道《动荡之西北大局》

　　6月 范长江的通讯集《塞上行》出版，对绥远战役和西安事变前后情景作了详细报道。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该书亲自作序，提出“中国现在已不是宣传原则论和斗争观念的时代，而当直截了当提出具体问题，以研究实际方案”并真诚地表示“我们自愧智力薄弱，够不上谈解决问题，只有尽其所能为公众搜索问题，发现事实，披露出来供社会有识者的研究”

　　7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30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表示“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

　　8月 1日，天津沦陷。大公报坚守四天之后，于5日被迫停刊。

　　13日，上海抗战开始，大公报发表社评《紧张的沪局》。报纸每天改出一张，注重战地新闻。报社社员改发“国难薪”(半薪)，支持抗战。

　　14日，大公报高层看出抗战必将全面展开，沪版不能幸存，胡政之即电令报社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和原津馆经理速往汉口，作开办汉口馆准备工作。

　　9月 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大公报发表《晋北大胜》短评，欢呼胜利，指出“这种胜利，似为意外，实在意中。在这太行山两侧，接着就要有无数的胜利”

　　9月初，张季鸾在上海和胡政之告别，准备先行赴汉口开辟大公报汉口版。临行前，胡政之说：“大公报已与国家溶成一片了。我相信中国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下，但是毁灭之后一定能复兴。本报亦然。我留沪料理毁灭的事，愿兄到内地努力复兴大业。”

　　张季鸾率编辑经理两部主要同人，顶着敌人炮火和空袭，渡江北上，转陇海、平汉两路终于到达汉口。

　　18日，“国耻”纪念日，大公报汉口版终于发刊出版。馆址在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利润里二号。

　　那一天是“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张季鸾亲自书写《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另发了一篇社论《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表达了不甘受辱，坚持出报，和国人共同抗战的决心。汉口版的创刊，收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贺电。其中于右任在贺电中说：“诸君为转战南北之论坛宿将，炳灵江汉，构成新垒，一心一德，再接再厉，必将与前方将士同时挺进，共建不世之勋业也。”

　　当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亲日派在汉口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散发战必亡的悲观论调。针对这种瓦解人心的投降论调，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论《最低调的和战论》，发表于12月8日的汉口版，为打击投降派，激励人们抗日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汉口版还发表多篇社评，中心都是振奋人心，要人们下定长期抗战的决心，与妥协投降派斗争到底。

　　胡政之在上海坚持留守主持报纸发行。派记者采访淞沪前线各军战事，在狭小的版面上及时发表战地新闻成此时期大公报的特色，而这些，都是大公报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换来的。

　　11月 上海抗战坚持了三个月后，军队付出重大牺牲后撤出了上海;

　　12月 南京沦陷。大公报于28日发表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唤醒世人和日军兽行斗争。文章说：“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并不是人类所应有。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的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的立场不得不大声疾呼，吁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

　　紧接着，日军占领军在上海通知租借各中文报纸一律送小样接受新闻检查。14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两篇社评。前一篇文中，针对日军的新闻检查，义正言辞的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后一篇文则以更为深切诚挚语气表述说:“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此一时期，汉口馆还继承了大公报积极为社会服务的传统，组织了“大公剧团”，排练了国防剧《中国万岁》，演出花费由报社捐助，公演7场，门票收入全部购买药品分送伤兵医院。这种将募捐与抗战宣传相结合的作法意义深远，影响积极，在报界堪称典范。

　　1938年

　　2月 大公报上海版停刊后，人员部分解散，原报社成员徐铸成到文汇报为其写社评。该报发行人为英国人，可以不受日军检查,但文汇报馆资金不足，经营困难。胡政之得知后，即决定和文汇报合作，投资一万元，并派出徐铸成主持编辑部，原大公报成员王文斌任采访部主任兼编本市新闻。大公报人的加入,使文汇报坚持抗战的态度鲜明,受到人们欢迎.胡政之说：“我们投资的目的不在营利，只要它保持言论态度不变就好了”，文汇报在日军鼻子底下仍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这一切，既显示出大公报高层善于抓时机、灵活机智的工作魄力，也成为大公报人尽一切努力为抗战作出贡献的又一证明。

　　3月 胡政之率沪版同人飞赴香港，准备除正在发刊的汉口版外，在华南开辟新的战场，宣传抗日精神。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鲁南台儿庄夹击日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破除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公报对此次战役全程进行了报道。除天天在要闻版头条报道战事消息外，还发表评论多篇。初战告捷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大公报于4月2日、8日先后发表《北方健儿吐气》《台儿庄胜利以后》两篇社评。赞扬我军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并悼念为国捐躯的官兵。同时指出：“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渊猛进而不肯回头，我全国军民务须切实知彼知己，沉着奋斗。”

　　大公报香港馆筹备日久，只因遭遇重重困难：英国法律掣肘，当地港人排斥，有关港府机构找麻烦等等，结果艰苦努力历时5个月，才终于大功告成!

　　8月13日，是上海抗战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大公报香港版终于和港粤人民见面了。馆址初期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三楼，后为节约开支，迁往利源东街一家小印刷所的楼上，地方狭小，条件差，却对出报没有丝毫影响。

　　港版创刊第一天发表了两篇社评，《八·一三一周年》和《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系胡政之亲自撰写，表述了来港创刊的动机，诚恳的表达：“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请求香港各界同胞，两广各地同胞，以及南洋一带的侨胞，特别爱护，特别指导，尤其望广州党政军当局常常就近指示我们一些方针。”《声明》决心“虽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创刊之初，人员缺乏，胡政之千方百计组织队伍，集合旧部，招募新人。很快，馆内就人才济济。在发行方面，虽开始遭遇孩童撕报闹事风波，但很快平息了。不到两个月，销路激增到5万份。发行地遍及粤桂闽滇及湘赣，国外遍南洋各岛越南等地。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大公报港版的直接订户，此情形当时在全国可谓是一支独秀。

　　10月 日军逼近武汉，武汉大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在汉的军政机构纷纷撤往重庆，大公报汉口版于18日宣布停刊。

　　由于早在1937年底，大公报即派人到重庆筹备渝版，经三个月努力一切建馆事宜就绪，所以汉馆一接到撤离命令，即迁往重庆。

　　11月中旬，西迁汉馆人员在王芸生率领下，既要克服器材纸张搬运的困难，又要冒着大批馆内人员遭受敌机轰炸的危险，几经周折，终于在重庆与张季鸾等会合。

　　12月

　　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出版。馆址在下城新丰街19号(后迁李子坝建设新村)，另在中山一路96号设营业部。

　　当天发表《本报在渝出版》的社评。文中说：“我们要使重庆永远不见敌人的踪迹，并以此为据点，把暴敌逐出中国的领土!……我们这一群人，这几支笔，这一张纸，谨在抗战大纛 之下，努力到底，以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2日，发表社评《抗战大局》，主张坚决抗战，反对投降议和。呼吁“我们要彻底觉悟，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绝对没有和平!”

　　3日，发表社论《国际大势》，指出国际黩武主义的猖獗，主张各民主大国(英美法苏)结成民主战线，对抗国际法西斯战争狂人。随后又连续发表抗战要有吃苦精神的社评。这些言论有力的击溃主和派的谎言，对稳定大后方人心，甚至对国家上层决策者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庆大公报的出版是一件轰动山城的大事。因交通不便，开始时大公报在山城一带的销路虽名列前茅，可附近各省分销网范围很窄，同人们克服了交通不便，纸张短缺，再加上敌机频繁轰炸等重重困难，将销量由最初的3万份逐年增加，到1944年已接近10万份。创大公报空前发行记录。

　　1939年

　　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实行了大轰炸。大公报地处闹市区，在两次轰炸中损失惨重。报馆工厂被毁，工友牺牲，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借用别家报社编辑部办公，请帮代印报纸。5月4日当日出版社评《血火中奋斗》，文中说：“我们虽遭受了损失，但在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照常出版，以表示我们不折不挠奋斗不屈的精神。……在焰火弥漫之中，我们的社员工友都以异常的勇敢，抢救社产，那种忠勇精神，真令人感激落泪。尤其可感的是，是社外朋友更表现了‘披发撄冠’的义侠精神。……血火中的奋斗，最足锻炼钢铁的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表现同胞爱的伟大。”

　　敌机的频繁轰炸，使重庆的报业几乎全部遭到严重损失。5月5日起，包括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在内的十家报纸改出联合版。直至8月13日联合版停止发行。这期间，大公报一刻也不停歇的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李子坝建起新馆，随时准备复刊。结果联合版停刊日也成了大公报渝版复刊的日子。

　　重庆版的大公报销量好，和它的报纸质量及刊载内容有直接关系。重庆当地的纸质油墨差，印出报纸字迹不清，报馆印刷工人是天津时的老人，经验技术俱佳，印出来与众不同。为吸引读者，除有水平有分量的社评、及时准确的新闻外，编辑们还不辞辛苦向有分量的作家约稿，给予高于其他报纸的稿酬。老舍、冰心、沈从文等文章均是大公报副刊的常客;战区的作家们也没有停止用笔参加战斗：肖军、臧克家、沙汀、碧野、刘白羽、光未然等等都曾是大公报的撰稿人。

　　这一年，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记者李纯青的《日本春秋》一书。此书集辑了作者自1939年初春至深秋研究日本的文章，胡政之为此书作序中再次重申，“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之后，“向主和平的大公报从此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我们凭着这，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支秃笔，天南地北，播迁流离地巡回办报，和日阀撕拼……”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表明了大公报坚定的抗战立场。早在1938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汪精卫便逃离重庆，走上汉奸卖国的可耻道路。大公报除在报道中揭露，还发表多篇社评予以痛斥。

　　1940年

　　1月 大公报港馆独家刊载日汪所谓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件,揭露一系列暴露日本妄想灭亡中国和汪精卫彻底卖国的阴谋。同时，发表社评《揭露亡国的“和平条约”日阀的毒辣汪兆铭的万恶》。

　　8月30日，9月15日，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报馆用9台平版印报机在半山腰防空洞印报，报纸一天也没有停刊。

　　9月 大公报借“记者节”为名，提出抗战时期新闻记者尤其要注意节操。在社评《“记者节”》中严肃指出：“做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必须由做人开始。个人的人格无亏，操守无缺，然后才算具备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的基础……当国家危疑震撼之秋，新闻记者的心脏必须较常人坚强，意识必须较常人坚定;当一般人动摇信念，陷溺于灰色观念之时，新闻记者尤须以开阔的胸襟，明朗的笔墨，来扑灭败北的观念，增强大家信念。”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向南推进，侵占太平洋和东南亚的企图明显。大公报胡政之断定香港沦陷是早晚的事，为继续办报，必需找后路。

　　冬天，胡政之飞桂林视察，决定在此地建馆。当时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王文彬在胡的指示下，在七星岩后的星子岩租定37亩荒地，开建报馆，随时准备桂林馆创刊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