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孙女：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大事记
1941年1月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企图消灭新四军。大公报除照发“中央社”消息，还发表社评说：“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大公报对皖南事变的态度，显然是其高层所持“国家中心”的指导思想所致。但比起《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字显著位置的报道，低调得多。
从1939年起至1941年，我军与日军有几次激烈交战。南昌会战，长沙的两次会战，南桂会战等等，大公报都派记者赴战场作实时报道，并有针对性的发表社评，鼓舞士气，欢呼胜利。特别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9月，当10月初我军全线反攻取得初步战果时，大公报发表《湘北大捷的意义》社评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湘北之捷使我们认识自我努力的必要靠“真实的努力”取得“真实的胜利”。
3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地点在东郊七星岩后星子岩，另在桂林大桥北堍设营业部。创刊当日发表社评《敬告读者》，文
章说：“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绝不仅仅于谋生。桂馆同人多数来自海外，曾度华侨生活，尤对国家民族之前途怀迫切而热烈的杞忧与期待，故益愿于法令及环境容许范围之内，多尽文章报国之职责。”
初期，桂馆条件之差甚于重庆馆，可谓是筚路蓝缕。同人在山洞里编报。胡政之鼓励大家说：“本报与国家同命运，国若亡则报亦亡，可是国家前途绝对有希望，绝不会亡。所以本报前途很光明，责任很重大。”此后逐渐打开局面，到次年下半年即大有起色。后又创刊《大公晚报》，很受读者欢迎。
4月 胡政之收到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教务长马丁的信函。信中说：“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继续作特著之贡献，……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有鉴及此，在教授会议中全体一致议决，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一枚赠予贵报……”经胡、张商议后，大公报请中央社驻美办事处主任前往代为领奖。
5月15日，是米苏里奖章颁赠的日子，大公报渝馆及港馆、桂馆都充满喜庆气氛。下午4时，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了庆祝获奖茶会。代表蒋介石的党政要人、美、英、苏大使馆官员以及国内新闻界机构负责人均与会，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胡政之、张季鸾应邀向美国公众发表了题为《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的广播致辞。
大公报荣获的此枚奖章，是全体同人齐心合力、艰苦奋斗换来的;而获奖的荣耀不仅仅属于大公报一家报纸，它是全国一切抗战报人的荣耀;获奖的意义深远，它在世界报坛争得了地位，令人们特别是西方的同行们刮目相看!
7月 大公报又遭敌机轰炸，经理部大楼半遭焚毁，半成瓦砾;编辑部大楼屋顶裂开。此时大雨磅礴，全体员工雨中露宿，苦不堪言，但仍利用得以保存的有限设备坚持出报。
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不幸在重庆逝世，年仅54岁。张季鸾早在离沪赴汉时,就已患病，但始终不肯休息和认真治疗。长期以来，为报馆，为国家，为民族操劳一生，奉献了一切。
张季鸾逝世后，引起全国巨大悲痛。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均发有《唁电》。8日，大公报重庆版发表题为《敬悼季鸾先生》社评，15日，渝馆全体同仁在李子坝举行公祭。张季鸾灵梓离开重庆归送陕西老家后，1942年9月，公葬典礼在西安举行，胡政之代表大公报全体同人前往吊奠，西安市下半旗哀悼，蒋介石亦亲自出席公祭公葬。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3日，大公报港版宣布停刊。刊登社评《暂别港九读者》文尾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结。25日，港英投降，报馆除先行撤离人员外，胡政之等五人滞留香港，形势十分危急。胡政之后来撰文说当时“无法离去，而又虑敌人的察觉，常于棉袍下襟角内，私藏圆形铜纽扣三枚，万一被敌人发觉，即预备吞服，以免受辱。”表现了一代报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值得说明的是，大公报馆每次搬家都是让家属先行，没有见到哪位领导抢先行动。这次也同样是胡政之最后和几位同事撤离的。
1942年
1月 胡政之率同人五人冒险自香港乘舢板渡海，然后步行到惠州，经老隆至韶关终于辗转到达桂林星子岩桂馆和同人会合。
此一时期，渝港两馆同时出版，胡政之往返于渝桂两地达半年之久，颇为操劳。渝馆报纸的新闻和社评水平出色，已是陪都人们每日必读的报纸;桂馆则以各地通讯见长。张季鸾和和记者子刚等的重庆通讯，胡政之的《访英游美心影记》，徐铸成《广州探险记》，还有印缅通讯、成都、贵阳通讯以及各区战地通讯等，均受到读者欢迎。
2月 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要求，并为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组成远征军，赴缅抗日。大公报派记者前往采写战事实况，并不断撰写评论，赞颂胜利，鼓舞斗志。
此时期中华民族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大公报也是一样。报馆上下齐心合力，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情况下，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军民一边，为当权者建言，为前方战士生活待遇低呼吁，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呼吁。
这一年，河南大旱。饿死几百万人。记者张高峰采写了《豫灾实录》发表在大公报上。揭露河南人民惨况。
1943年
1月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得胜利，大公报不仅连续几天在三版头条报道战况，还为苏军胜利欢呼，激励英美联军迅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表现出的深刻见地不同凡响。
2月2日，大公报刊出了主编王芸生根据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为3000万灾民呼吁，痛骂重庆灯红酒绿，物价飞涨的现实。这篇文章激怒了蒋介石，大公报被停刊3天，以示“惩罚”。
9月 胡政之在重庆主持社祭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会上发表《回首壹拾柒年》重要讲话。讲话回顾大公报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新纪公司盘接后17年来的发展历程。对张季鸾的一生特别是抗战以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末尾，胡满怀深情的说：“本报是团体事业，同人相处宛如家人兄弟;张先生和我，却比亲兄弟亦无以加之……(抗战以来)大家虽在异地任事，而精神和谐，工作合拍，简直如一个人一般。这种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的情形，亦是本报事业能以支持久远的一大因素，而张先生即是凝结这种和谐关系的一根栋梁。他虽然离我们而去，我愿他那至公至大惟诚惟爱的伟大精神，永远根植在我们每一个同人心坎深处，使大公报与中华民国永葆无疆之庥。”
11月 胡政之以参政员身份参加中华民国访英团。在伦敦、英格兰威尔士各省及白金汉宫、剑桥大学参观、发表演说，代表中国报人表达与英国国民与政界的友好意愿，并表明对日作战的坚定态度。
早在1938年，大公报记者萧乾就在胡政之的支持下赴英国伦敦大学任教，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这次胡利用到访英国的机会，找到萧乾，动员他放弃学位的攻读，作一名战地记者。随时准备投入欧洲第二战场的采访工作。
这一年，日军入侵湖南，广西受到威胁。桂林馆忍痛把器材撤回重庆，途中遇雨，找不到 存放物资的地方，结果损失惨重。
1944年
1月 胡政之与英国新闻界会面，用英语致辞，并代表中国新闻学会向英国新闻界递交了一份函件介绍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斗争情况，其中特别介绍了《大公报》的情况。
6月 萧乾在伦敦舰队街40号挂起了“大公报驻英办事处”的牌子。不久就随美军赴莱茵河前线，写出大量通讯，报道欧洲战场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一直注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动向。除去前面提到的派记者随远东军赴缅外，还派记者往美国、亚洲、欧洲多地采访，这种情况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中国新闻界可说是首屈一指。
6月至7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作为访问团成员全程参与了所有活动。在此过程中，孔将延安见闻，对毛泽东的访谈，边区的军事、政治、生产运动等等写成通讯发回重庆，大公报一一刊登。
这一年，世界战局发生了大转变。苏联红军节节胜利，逼近柏林;美英联军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太平洋美军直指日本本土;独中国战场国军连打败仗。大公报据此连发社评，忧心于战事，焦虑于国情。但始终不忘鼓舞前方将士，振奋后方民心，并敢于直指国民政府权贵，大骂贪官奸商。
这年夏天，桂林市当局奉命要求60万居民几天内疏散撤离，创刊两周年的大公晚报先行停刊(6月27日)，余留的报馆四五十人坚持到日军进占前的最后时刻，于9月12日停刊，并发表《敬告读者》社评说：“我们今日虽暂时停刊，但我们全体员工，决不忘我们应负之职责，我们必将始终握住这支秃笔，为国族尽其绵力。”
停刊后，几十位员工准备撤往重庆却已经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了，只得背负行李在黔桂交界的大山里，徒步前行，半个多月后顾到车，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
1945年
4月 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创建大会。并于5月在“美国之音”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世界是进步的，和平必须成功》，重庆大公报全文刊登该讲话。后又于8月刊登了胡寄自美国的通讯《纽约归鸿》。
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日寇太平洋战场失利，本土遭美军猛轰，日军虽负隅顽抗，但败局已定。
8月 美军向广岛投原子弹，苏军对日宣战。10日，大公报发表《大时代展开了!》社评说“这明显之势，至显之理，日阀应该俯首投降了。”15日，日本宣布投降，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日本投降了!》文章开头引用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下面接着说“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靥上淌下泪来!”反映出大公报同全国人民一样的无限喜悦之情。
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甲板上，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不约而同采访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实况。朱启平持有美军随军记者证，获悉消息后即乘美舰到达东京湾;黎秀石1944年被胡政之派往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任随军记者，曾发回过采访英国将领蒙巴顿的访问记。日军宣布投降后又随英国太平洋舰队从澳大利亚到达日本东京湾。两位记者不仅亲眼见证了日军递交投降书，还采访了中国受降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黎秀石拍发了许永昌访问记的新闻电，并写了《惩前毖后》《日本人在想些什麽?》等通讯，而朱启平则写了著名的长篇通讯《日落》。
抗战胜利，毛泽东于8月28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了43天。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大公报负责人有过三次接触，并发表谈话。前两次毛泽东会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斌。双方谈话时间很长，回来后大公报都作了报道。主旨是避免内战，促进和平。第三次是总经理胡政之以他个人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款待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应邀赴宴。宴会结束时，毛泽东为大公报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此时期，周恩来、王若飞等还亲自到红岩新村胡政之家中探望交谈。
11月 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1月日1日)、天津版复刊(12月1日)，香港版也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复刊(1948年3月15日)。这三处报馆离因抗战停刊分别为8年、8年零4个月和6年零9个月。这期间还不算汉口馆、桂林馆的短期创刊出报。即使报馆经历多次创刊停刊复刊，除迫不得已和其他报纸联合出报，可以说整个中国8年抗战期间，大公报从没有停止过出报。，它始终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用该社老报人李纯青的话说：“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就经济利益而言，丢掉一个报馆，重新建立一个报馆，建立之后，又丢掉一个报馆，是极不容易的。大公报在抗战中蒙受经济损失而志不馁，不能说没有办报救国或文章报国之志向。”
这年底，胡政之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大联合国成立大会后访问了美国，于11月返回重庆。此时重庆馆人员、资金充足，胡此次自美订购的机器、纸张和其他办公用品都将为大公报今后的发展派上用场。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12月，大公报高层负责人胡政之、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等飞抵上海，上海即挂出了“大公报总管理处”的牌子，面对新形势，大公报准备继续本着“文章报国，文人论政”的理想大干一场。
著名学者文人梁厚甫说过：“大公报有与中国全民的利益完全符合的地方，那就是坚持抗日。大公报虽因日本侵华而颠沛流离，但全无悔意……大公报的时代是抗日的时代，从其主流看，时代的使命，大公报是完成了。”这样的评价是恰当和中肯的。
〈完〉
编者说明：本世纪初，本人和表兄王瑾收集整理了祖父胡政之生前撰写发表的文章讲话约100万字，以《胡政之文集》(上下)为题于200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纪念祖父诞辰120周年，又编写出版了《回忆胡政之》一书以示纪念。编写期间翻阅了大量解放前大公报以及老报人，新闻史学者的文章，其中大公报在抗战时期的内容读来尤其令人震撼和感动。
今年是世界和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编写此大事记时，我重温大公报人以笔作刀枪，以文章当子弹，以报纸为战场奋勇和日寇战斗的光辉事迹，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先辈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不仅应激励家族及后人，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知道，在硝烟弥漫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有中国军人的前线拼杀，还有无数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斗士，而大公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事迹应该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将代代传承!
本人在已编写的《胡政之先生年表》基础上，参阅选用了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新闻史学家吴廷俊先生的《新记大公报史稿》，老报人周雨先生的《大公报史》《大公报人忆旧》和陈纪滢先生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等著作的相关内容，编写了以上大事记，供读者参考。在此对以上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及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