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昨日在港出席论坛时表示，香港近年经济、民生发展差强人意，被新加坡、澳门及部分内地城市超越，深层次原因是未有依法“去殖民化”，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去中国化”却死灰复燃、大行其道，导致“一国两制”受到伤害，造成社会巨大内耗。陈佐洱指出，“该去的要坚决去掉，不该去的绝对不能去掉”，希望特区政府把握机遇，令香港以独特方式参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发展机遇期，并从中大获裨益。

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在金钟港丽酒店主办“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副主任黄兰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佟晓玲，以及香港工商专业界人士、专家学者等500余人出席论坛。陈佐洱致辞时指出，香港近年经济民生发展差强人意，究其深层次负面原因，是回归后一些重要领域没有处理好香港在国家大格局中的定位和良性互动发展，出现了两个“化”的问题。

伤害“两制”引发许多问题

陈佐洱指出，第一个“化”的问题，是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的还被奉为金科玉律”;第二个“化”的问题，则是老殖民主义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炮制的“去中国化”死灰复燃、气焰嚣张。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得“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伤害，这种背离历史本质的怪现象造成香港巨大内耗、引发里里外外许多问题。

陈佐洱强调，“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繁荣稳定的唯一正确之路，中央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一定不会改变，亦会坚决维护法治及自由等核心价值，不容丝毫受损。因此为香港未来发展，“该去的要坚决去掉，不该去的绝对不能去掉，该管的一定要依法依规管起来”。

慢进落后被星洲澳门抛离

陈佐洱又称，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都在变革，“不进则退，慢进就是落后”。近三年香港GDP增长率降至2.4%，人均生产总值停留在3.7万美元，而同样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受土地面积制约的新加坡已达5.4万美元，澳门经济发展亦已大幅抛离香港。沿海金门、冲绳、济州岛等地每天吸引成千上万中国游客购物，香港今年七、八月旅游旺季却录得近六年首次按年跌幅。而曾连续十年被评为“全球最繁忙港口”的香港，已接连被新加坡、上海、深圳超越，香港占全国经济总量份额亦从回归初期的16%降至不足3%。

陈佐洱说，这些消息接连传来，令他心里总有酸酸的感叹。他表示，一时的低迷算不了什么，究其原因后，香港必将奋起直追。

陈佐洱会后被问到“去殖民化”源自哪条法律，他指应在基本法总则与条文中寻找，而哪些法律条文与此相关属于专题问题，与论坛讨论议题不符，不应离题。至于为何致辞只提及“一国两制”，却未讲到“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他指“一国两制”已经涵盖后面两项，强调不可咬文嚼字，过度推测。

适度有为推动经济发展

陈佐洱亦表示，赞成特区政府“适度有为”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当局，几乎无一不在必要时对经济领域进行适度干预。

陈佐洱相信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能够把握机遇、凝聚共识，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共同将香港优势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以独特方式参与国家发展，并从中大获裨益。

是次论坛有来自两地的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创业企业家代表，如陈经纬、梁锦松、马时亨、刘兆佳、张燕生、巴曙松、许泽玮、吴杰庄、杨勇等，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与香港机遇、国家金融业发展与香港金融业优势、中国走向世界与香港的法律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香港的社会治理，以及创业新浪潮下的内地与香港等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妙清，香港大学讲座教授王于渐，林李黎律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林新强，“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立法会议员、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参与论坛主持。

内地近年发展一日千里，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认为，香港现时虽仍保持过往发展的优势，但优势并非“优越感的同义词”。他以资讯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贵州省省会贵阳为例，提醒香港勿被老调重弹的优越感催眠，错过发展的宝贵机遇。

以贵阳为例 促警惕被超越

陈佐洱昨日在“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上，谈及香港和内地的发展。他表示，香港过去发展凭藉的诸多优势今日仍在，“但优势不是优越感的同义词，简单重弹老调的那些优越感，是盲目的有害无益的催眠术”。

陈佐洱说，香港踏实、灵活、奋发有为的精神和步伐，如今已经复製到了深圳、北京、国家自贸区，甚至西部城市西安、贵阳等地。贵阳的自然条件虽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但当地蓬勃发展的大数据国际博览会、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交易令人震撼，不过亦仅是内地迅猛发展的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陈佐洱续指，现时内地许多城市乡村的餐厅点餐结帐、民众出门搭的士、房屋售购租赁中介、买汽车、 农药农具和家用电器已使用电子信息系统和“互联网＋”，当中不少应用软件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组建的公司开发。

陈佐洱认为，香港与内地发展相比，“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为香港过去十几年里，失去领先资讯科技的宝贵机遇而扼腕痛惜”，并认同香港需要“重拾当年的‘狮子山下精神’，找回中环的匆匆脚步”。

爱坐叮叮感受香港活力

从事港澳工作多年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与香港渊源深厚，对香港的一草一木亦颇富感情。他昨日出席“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致辞时就分享说：“每次来港，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喜欢乘叮叮车从上环到筲箕湾缓缓走一趟，有时下车步行一段再上车，沿途欣赏七彩纷呈的风景”。他说，自己常常被感动，那是从一座座楼房、一间间商舖、一个个乘客和行人身上迸发出来的香港活力。

陈佐洱说，其实99.99%的内地同胞都和他一样，赞赏、钦佩香港的活力，祈盼香港更加繁荣稳定，东方明珠大放光芒。两地同胞从来都是血浓于水的炎黄子孙、风雨同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陈佐洱强调，应当看到，这些年来，香港发展自己、贡献国家的巨大成就。在“一国两制”的国策下，香港更优于其他任何国家地区搭上中国腾飞的顺风车，国家也因为拥有香港这个富有活力的精緻经济体，获得优势独特的助力。

这些优势，不仅仅因为香港比较“有钱”，同时还有许多比“有钱”更为宝贵的综合价值，香港是一座藏量丰厚的富矿。

梁振英 香港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就香港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等新发展战略致辞时，谈到香港的四个特点和六个作用，指香港拥有有别于内地城市的优势，如独立的外事能力，各行业与国际接轨的优秀人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较高国际地位等。他认为，香港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亦是为自身发展添加动力，香港有必要，亦有能力不断发掘新优势，提升在国家中的地位。

梁振英昨日出席“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时致辞表示，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发挥作用，既为国家作贡献，也为香港的自身发展添加动力。他认为，香港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有必要，亦有能力不断发掘新优势，把新优势转化成为新的作用，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并提升香港在国家的地位。

高度开放民间对外密切

梁振英分析指，香港在对外交往上有四个特点和六个作用，四个特点包括香港高度开放，是我国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有单独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签订协议的外事能力;香港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中、英双语的社会;以及民间对外联系密切。

梁振英就外事能力一点指出，根据基本法，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因此香港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成员，香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有别于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外事能力和国际地位。他举例指，香港今年四月出席东盟十国高峰会时，与其中六个国家的政府首长会面，“据我们所知，当时香港是唯一一个非东盟政府在高峰会议期间在现场活动，说明东盟各国对香港的重视”。

发挥提供行政专才等作用

梁振英表示，上述四个特点可以在包括“一带一路”的国家新的发展战略中起到六方面的作用，包括在人民往来方面加强交流;在专业和行政服务方面提供优秀人才;提供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加强与外国的科研和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提供航运服务;成为内地产品和服务的最好试验场和改良基地;在“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和基金的运营方面为国家承担部分任务。

梁振英致辞最后强调，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和战略，为香港带来了历史性机遇，香港要用好“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调动上述四个特点，发挥六个方面的作用。

他表明，在国家的支持下，特区政府愿意和香港，以及国内外的朋友共同谋划、共同推动，为国家、为香港和为世界各地的共同繁荣而努力。

张妙清（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发展和进一步对外经济开放的大战略。并将推动内地与港澳全方位合作，增加内地和香港、澳门在经贸、教育、科技、营商等各领域和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合作的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陈经纬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

于国家发展中发挥作用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历史证明，香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作为金融、贸易、航运、资讯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众多外向型企业，为内地引进先进的国际金融管理经验和理念，为国家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30多年来，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全方位基础设施的完善、国际营商网络的开拓、国际化人才辈出，逐步降低了对香港的依赖，香港经济发展借助内地庞大市场发挥作用的优势日趋减弱。香港在全中国GDP中的占比，在1997年回归时为15.6%，现在只有2.9%。2017年前后，不用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的GDP也会超越香港;2022年，就连重庆、成都、杭州等也会超过香港。香港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更蕴藏巨大的机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代表时说，华侨华人要架起中外经济合作共赢的“彩虹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相促进、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一个总体规划，也是“十三五”重点推动的重要战略。香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一带一路”是香港发挥独特优势贡献于国家及受惠于自身的重大发展机遇。

有资料表明，中国加入WTO后，香港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香港作为超级联络人和转口港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延伸，香港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地位将会获得发展。进一步发挥香港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优势，发挥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香港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香港应该配合国家发展战略，谋求自身进一步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

我就此提出几点认识。第一，香港要积极主动与国家的相关部门、商协会、企业进行对接，发挥自身优势，促进自身功能角色华丽转身。香港在推动内地联合企业“走出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资讯中心，香港汇聚中西文化，拥有大量国际资金和既熟悉香港、又了解内地、而且掌握国际市场讯息和通行规则的专业人才，以及营商网络遍布世界的香港企业，资源、经验丰富。而中国内地企业，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但目前国际化的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还属于初级阶段。香港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牵头商协会和企业，形成合力，积极主动与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商协会和企业相对接，推动内地、香港的企业联合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香港中国商会将继续办好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为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引进来”发展战略发挥积极作用。商会计划于明年六月份举办“第三届海外投资年会暨一带一路产业投资交易会”，抓住“一带一路”缔造的商机，搭建平台，服务国家，繁荣香港。

第二，香港要为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今年三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及“我们要积极推动构造地区金融合作体系，探讨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等重要内容，这是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绝佳切入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区位优势明显，金融体制独立，资金进出自由，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资讯聚集和金融创新能力和金融人才培养体系。截至2014年底，离岸人民币存款馀额累计总共两万多亿元，其中香港人民币存款资金达1.16万亿元。香港可以从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中，包括在跨境金融体系的改革，建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区域性货币体系，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和不稳定性等问题上，为国家在“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上发挥独特作用，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三，建设香港─东盟自贸区，服务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香港历来与东盟联系紧密、渊源甚广，东盟是香港的第二大交易伙伴，东盟也是香港的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多年来累计投资存量均超过2000亿港元。香港还可以利用“一国两制”以及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服务国家与东盟经济、文化、商贸等合作，借助东盟区域一体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等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同时建立香港─东盟自贸区，将香港打造成中国与东盟间“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服务平台，进一步服务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回归以来，中央实行了包括CEPA在内的许多惠港政策，给香港带来了巨大商机，促进和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国家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社会应积极加强与内地深度融合，增强互信，以和平、包容的心态，诚心诚意依托国家作为靠山，在为自身谋求更好发展机遇的同时，服务国家，为香港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作出积极的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把握机会香港需走出去

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增长是负6.9%。从全球的数据来看，外贸、外需的不景气是全球性的，更将是长期的。纵观世界历史，凡是全球化，外贸增长都快于GDP增长;凡是去全球化，外贸的增长都慢于GDP。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上半年，在内地的外贸增长中，“一带一路”沿线是上升的，自由贸易区的伙伴是上升的。对香港来说，这涉及全球外贸形势格局的变化，对香港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会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香港和内地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

内地上半年实际招商引资是正增长8.3%。在全球外需不好的情况下，内地使用外资的情况如下：在金融服务业是增长了462.7%、在综合技术服务是增长了46.2%，科学研究业是109.4%，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了231.6%。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2005年之前，外资到内地就是拿农民工，2012年之前是拿内地的市场，2012年以后则是拿高增值的服务和高增值的制造。现在内地招商引资的比重发生变化，高增值的服务、制造会竞争激烈，但这恰恰是香港的优势。“一带一路”影响44亿人口，涉及21万亿GDP，那些地方既是风险最高，另一方面也是全球跨国竞争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是香港和内地企业完成脱胎换骨转型的黄金机遇。

过去35年，无论内地还是香港，走出去的对象是美、日、欧，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已很有限，下一步是进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地方开辟新疆域，这对香港和内地都是影响未来35年大局和战略，以及长期在全球定位的最重要一步。经过“一带一路”的历练，我们将明显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格局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讲，对香港金融中心、专业、工业服务将产生难以预见的变化。

香港人喜欢打拳，咏春拳的第一个动作是“收拳”。香港对内地、台湾、澳门的出口，占香港的出口的60%，因此“一带一路”首先要解决两岸四地的优势互补，进行经济整合。其次，“一带一路”包括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香港在六大经济走廊去年的出口比重占到11%，因此香港在这些地区存在百年以上的商业机遇。目前香港在这六个经济走廊的作为不够，下一步要做的是，将香港航运、金融、贸易、工商行业的优势充分发挥，挖掘六大经济走廊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商机。

香港去年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出口比重达到12.3亿，香港曾被称为东南亚之都，下一步将成为亚太之都。这不能等待别人引进来，香港需要走出去，尤其是离岸贸易，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将贸易在全球运作，进行“一带一路”的布局。

香港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内地和发达经济体。在当前全球外需形势和全球格局的变化，香港过去的优势已经不能适应下一步的需要。欧美企业重回本土，对香港服务业影响甚大，包括客户的流失，以及全球需求萎缩，全球增长缺乏新动力，因此香港的资本需要新布局。

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存在一些质疑，质疑之一在于认为中国要搞新殖民主义，称霸世界;也有人质疑中国搞“一带一路”会否遵守国际标准、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生态环境;还有人担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很高，担心中国能否挣钱。实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问题，下一步“一带一路”会用行动回答世界。

香港和内地在制度上、国际标准上、风险管理和对冲的合作都充满机会。一是如何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亚非拉、美日欧、新兴市场需要不同的合作策略;二是开辟更多的合作机会，包括收购与兼并，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网络基地及物流、分销等各项服务的基地;三是两地构建境外的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风险高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六大走廊建立开发区，帮助大中小企业建立产供销平台，帮助内外贸、金融机构、物流企业、外贸企业、实体企业协同走出去。内地在50多个国家有118个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沿线有77个经济开发区，下一步就是香港在平台、枢纽方面，以及金融、物流贸易等各方面支撑“一带一路”。

最后一方面，就是如何支持人民币走出去。过去人民币走出去主要靠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体系，下一步人民币走出去将主要转向投资交易和离岸市场。人民币将沿“一带一路”和中国自贸区这两个方向，走向全面布局，包括各项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如套期保值、对冲等，因此，“一带一路”是新35年能够改变包括内地和香港在内的全中国影响全球的战略。期待香港像1979年把握内地市场化开放一样，再次把握这一重大契机。

梁锦松 南丰集团行政总裁

行动证明对国家有贡献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潜力极大，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高于全球的增长，并且以后占全球比例肯定比现在大，增长更快。除了政策上的沟通，现实的联通同样重要，包括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等方面，香港作为转口港和贸易中心，在促进贸易的畅通中具有优势。在出口层面，香港应该思考如何把握机遇。在物流方面，资金的融通，民心的相通，通过和沿线地区、国家经济的合作，肯定会加快整体的发展。

“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化浪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措施，重点在于帮助亚非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回想过去十几年，发达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使用的招数好听点说是量化宽松，不好听就是印钞票，主要功能是刺激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但一次次印钞票，其回报已经很有限，特别是现在的债务已经很庞大。但“一带一路”的主要方向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帮助非洲、亚洲、东亚、东欧的国家的发展，缩小他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异，促进世界整体繁荣和公平。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是中央英明的举措。

从历史上看，中国每一次和外来文明沟通、合作和融合，都会带来中华文明全方位的整合、绽放和提升。纵观历史，汉唐元清，文化的沟通和融合代表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次我们主动、和平地和全球融合，不光对经济有好处，对文化的壮大也很有好处。因此作为中国和一部分，香港对此欢迎和支持。历史上看，每一次中国有重大政策转变，香港都是受惠者，我们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更上一层楼。

我是做生意的，不仅要把握机会，也要结合自己的优势，从强项入手，有效竞争。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也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法制健全。而且法制和西方的法律同源，因此西方的投资者对香港最有信心。

香港也是世界上“五流”最流通的地区，即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这是香港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人流方面，香港在不同领域吸引外国的人才来工作、从事商业活动，营商环境安全、法制健全、资金安全，医疗、教育好;物流方面，香港海陆空立体化的物流贸易中心，高度发达;信息流非常重要，创意创新创业离不开信息的流通，香港这方面具有优势。

“一带一路”为各行各业带来机遇。首先是金融服务，有很多资金的需要，还有风险管理的需求。未来十年，资金的需求大概是八万亿美元，现在亚投行的资本加上杠杆，大概提供一万亿，另外七万亿则是通过市场融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发达的债权和股权市场，包括公募和私募市场，特区政府一直提倡将发展香港作为资金管理市场。另外，基础设施可以在香港融资，有包括港元、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不同的货币融资。自由的市场有不同工具，如果一个基础设施需要资本金，可以在香港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形式发行，债权方面则以不同的衍生工具，适合不同层次的投资者。

香港是亚洲最大的私人银行的中心，很多亚洲的投资者来港投资，他们风险承受能力强，因此可以透过香港，支持市场需求。在投资时还有很大的风险管理的需要，这方面香港十分发达，可以对冲风险，所以鼓励“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在香港做融资和对冲。

在其他专业服务方面，香港人才济济，法律、仲裁、会计、审计、航运、物流、销售、品牌鼓励等各项顾问咨询服务、项目管理方面，香港有很多人才，可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的专才和企业来香港落户。贸易实业、创意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香港也有优势，有很多全球领先的公共设施管理的经验。

香港作为商务、金融中心，发展方向是聚集人才、钱财，人才比钱财重要，让国际、内地的人才来港寻找机会，同时也给香港的人才提供机会。香港帮助国家吸引人才的基地。而在钱财方面，欢迎金融机构来港落户。另外，香港人应该多认识“一带一路”，很多港人了解欧美，但缺乏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也要让媒体发挥影响，利用文化、旅游专题介绍“一带一路”。而大专院校可否设立于此有关的课程，帮助学生了解。

希望在“十三五”的规划中，全面提升香港的地位，我们也争取在香港设立国外资金的融资总部，让香港的专业人才加入机构，参与国家发展。希望香港以行动证明国际化、市场化的香港能为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一带一路”能推动香港的经济提升、转型，并在这个过程中有助于促进人心回归。

王于渐（主持人）香港大学前首席副校长、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世界上法律系统有两种：普通法、大陆法。就金融资产跟本地生产总值比例来讲，在普通法比例远远高于大陆法。世界上金融中心都是在普通法体制里，大陆法要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成功的例子。

今天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在英语体系国家。我们作为中华民族非常高兴，两种法律体系都有。内地是大陆法，台湾地区是大陆法，澳门是大陆法，香港实行普通法。法律体制一旦构成，不会改变。普通法在英国发展，大陆法源于法国。

金融需要非常稳定的法律体制。中国在同一个国土上有两种法律体系，应该两条腿走路，发挥不同的优势。不同法律体制对处理不同经济金融时采用不同体制，优劣互补。从过去200年历史中，金融业依靠普通法的例子非常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很多需要改善完善，最有利的是它源于普通法。

香港最大竞争对手是同为普通法的伦敦、新加坡和纽约。他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优势，要思考怎样发挥香港在国际金融和“一带一路”上的作用。

马时亨 香港特区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教授

促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金融市场国际化应该有四方面：市场化的国际化、货币(Currency)的国际化、监管(Regulatory)水准的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中国的国际化也应该从这四方面去看。

第一，市场国际化。自从2006年加入WTO后，中国“走出去、引进来”的工作做得不错，开放已经进行了，但银行引进来做得不足。在比例来说，到2014年底，15个国家和地区银行在中国有38家外商独资银行和一家独资财务公司;47个国家和地区158家银行，在内地有182家代表处。但外资银行在内地总资产2万8千亿人民币，只是全国的1.6%。走出去还是不错的。我们国家的银行在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5千亿美金，是2012年3.5倍。全球银行排名中，中资110家，高于金砖四国其馀三个国家的总和，他们总共有105家。

保险业方面，2013年底，15个国家保险公司在中国内地有56家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占有率5%。就证券业，2013年12月，外资证券机构在内地有116家代表处，其中境外证券126家，境外资产管理公司40家，13家合资的证券公司，48家合资证券管理公司，但外国证券商参与估计在所有国家资金市场占有率只有1%。

总结就是，过去16年来，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发展很快，但国家金融业开放水准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部分相比是慢的，中国金融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银行业方面，外资只有1.6%的占有率，加上外资通过参股所持的股份也不够5%。OECD和金砖其他四国，在2009年外资占有率12%，世界平均水平为13%，比内地高很多。所以，在市场开放方面我们国家在国际化方面还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目前人民币债券有4500亿，差不多占三分之一的中国贸易是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也是最活跃的货币之一，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圆之后。目前80%人民币交易仍是在境外，人民币债券98%在境外，比美国三分之二离岸外币交易很低。所以这里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监管水准国际化。中国近两三个月股票市场表现，表明监管水平落后。

第四，人才国际化方面。深化改革，完善自身的管理，需要人才，有很大进步。

在金融领域来看，得金融得天下。香港可以在内地金融国际化方面做什么呢?香港有很多优势，比如法治、人才、监管等。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香港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李克强总理提出把人民币放进SDR，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步。香港在这方面有很重要角色。第二，适度有为，非常重要，特区政府应向内地银行，特别是四大银行推出优惠条件，吸引他们来香港，特别是国际部门、财金方面、私人银行三方面。香港有人才，也有条件引进。第三，中央领导当年很开放，请查太太(史美伦)去当副主席。如果监管要国际化，为什么不找香港人当中证监的主席?如果国家可以这样做，在国际市场上肯定是有很大的进步，给投资者信心。

巴曙松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内地金融变化与港机遇

香港的机会要放到中国整个金融需求变化背景下来看。综观香港金融市场历史、股市历史，第一次非常大的转型，是从原来主要是香港本地上市公司主动作出调整，吸收全球特别是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从而使整个上市公司行业结构多元化，这奠定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基础。香港在两方面发挥很重要的职责，一是对海外资金，二是对国内投资者。现在除了整合需求外，中国愈来愈大的需求上升是在资产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这一方面是源于国内的流动性，二是源于国际市场愿意用中国产品的提供者。

香港原来的成功，是作为投资者的功能，现在面临如何配对投资者的功能。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有多样化丰富的产品，但能提交到中国证监会审批的香港产品数量很少。要成功实现这个转型，香港本身也要做很多转变。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外汇储备的波动，波动是很正常的。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由政府持有转变为由企业金融机构居民持有，是民间化的过程，表明换成更多钱做对外投资。香港有优势满足这方面需求，如果我们提供不了好的产品，又不去仔细研究风险偏好，就会错失大的发展机会。香港如何从有效率的融资平台，拓展为兼具融资加资产管理功能的平台，需要香港自身做很多调整和改进。怎么以专业态度判断、研究、识别、了解这些需求，是需要香港思考的。

香港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今年11月份，大家会关注人民币是否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投票。目前SDR有四种货币，这四种货币支持的经济体占全球比重愈来愈低，需要人民币提升SDR在全球市场的代表性。

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人民币加入SDR除了关心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人民币进入SDR，全球188个国家会在外汇储备里自动持有人民币。加入SDR后，188个国家的银行会对人民币感兴趣，会去搜集研究报告。一些大的央行能承担去北京开户的成本，但中小银行不愿承担成本。香港金融市场机构能同时熟悉两个市场，就获得了巨大的机会。SDR是现实的商业机会，我们能把握多少，取决于对自身水准要求多高。

8月12日人民币汇率小幅调整，引起全球很大波动。站在香港角度，香港能提供什么类型的价值?这要看香港人民币规模。8月11日前，主要推动力是人民币在升值，这种单一预期会吸引很多投资人，但这种预期一旦停止，就会减缓。8月11日是个转折点，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由升值驱动转向汇率双向波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依靠汇率这一种动力，而要能够提供多种金融产品，考虑到能提供什么Value-added，这样的国际化才是可持续的。

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如果没有足够产品，很多增量的速度在与新增的离岸市场(比如伦敦和新加坡)比起来，速度就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完全有能力去找出对内地和香港双方共赢的局面。从目前情况看，资本开放的路径并不是完全开放或完全关闭，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路线，比如沪港通。资金的流入流出都可以跟踪，公开透明。目前我们更多看到对香港有利，开放对中国市场也有利。沪港通成功经历市场大起大落波动，说明是行之有效的。市场形成一致预期，容易导致市场大幅波动，培养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有利于市场稳定。深港通开通后，对海外投资者开辟新的渠道，在当下讨论深港通更有利于内地市场。

伦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英镑重要，而是在伦敦交易的美元重要。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香港将来如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港币重要，而是在香港交易的离岸人民币重要。

林新强（主持人） 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我们在中华司法研究会探讨过全球法律体系的接轨，全球最重大的法律体系是普通法和大陆法，还有就是伊斯兰古兰经法律、印度法律、中华法律体系。中华法律体系到现在还用。这五个体系只有我们中国能容纳。“一带一路”还是法治问题，每个体系对法治的解释都不一样，需要我们一起来研究，做贡献。

王俊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要融合了解尊重不可少

我要谈的是中国“走出去战略”和香港的法律资源。香港法治社会成熟，香港的法治是我国法治的高地。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法治的发展与香港法律界同仁的帮助分不开。这些年来，大陆法治进步是非常突出的。国家从1970年代末恢復法治，1980年代初开始有律师，1986全国中华律师协会成立，当时有100至200个律师，今天发展到28万执业律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希望未来达到100万时，中国法治发生更大变化。在法律服务方面，搭建起了世界法律服务网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包括法治进步带来的。

“一带一路”是国家融入世界的重大战略举措。要想融合，学习了解必不可少，而且要相互尊重。理解了才能被接受，被接受才有机会改变，才能实现引领。从法律人角度，首先要有法治思维，“一带一路”下的法治思维是非常重要的。走出去一定要有法治依託和法治保护，法治相随。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先天不足，多年来传统沉积下来的东西与现代法治文明冲突。当代社会一切都要用法治思维去解决。香港回归也是法治方面的回归。中国传统的法治概念在于国际融入方面冲突非常多，期盼香港法律人运用经验、视野、智慧，推动国家走出去。

近两年来，中央推动“四个全面”，重中之重是法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乏经验，香港法治处于高地，但内地也有很多优势，比如进取精神、担当、资源、市场活力等。期望跟香港同行对接，搭建起在国际上具影响力的联盟。香港与国际化接轨非常好。香港是普通法，在商业金融方面有天然优势。香港英语覆盖面广，英汉都是官方语言，优势明显。

梁定邦 资深大律师

两地法律队伍相互配合

我首次当仲裁员的时候，当时中国只有大概10个左右精英律师，现在每个大学都有非常精通国际法的律师。从1988年到现在，经过20几年时间，我们能培养这么多对法律精通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个奇迹。

香港是能为国家今后“走出去”所带来的的贡献主要在基本法里面。基本法是从宪法衍生出来的。香港法律跟英美法系有很多共同内容，可以为国家面向世界做重要窗口。在香港，中英语文在法律和司法上都并用与并重，中英语有同样法律效力，没有语言障碍。

香港在终审庭里，都有大法官来参加审判。我经常去辩护，大法官的水平都很不错，来跟他们辩论法律观点学到好多东西。我觉得这也是香港一个特殊的优势。在基本法框架下，香港基本上可以有对中国走出去奠定好的条件。另外就是，香港有非常完善的仲裁与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仲裁方面非常完备。香港法律人员多，目前有8493位执业律师，1221位非执业律师，共有853个律师事务所。109个本地事务所在中国内地开设的代表机构，368个本地事务所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分所。还有1251位註册境外律师，78个註册境外律师事务所。今后香港配合内地法律队伍，会有很大潜力。

张志刚（主持人）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学不了新加坡，差距愈来愈远。某程度上，我认同香港愈来愈像台湾，但我对“小确幸”的说法有所保留。我觉得作为个人，有权利选择生活方式，“小确幸”很好；但如果是一个社会，从整个香港来说，如果我们不发展，凭什么搞小确幸？我们对待住在劏房的人，凭什么说给他“小确幸”？所以我认为，个人可以“小确幸”。

刘兆佳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年轻人心态三方面调整

当前，全世界都面对着国家秩序的问题，这与很多问题有关，全球化和市场化是最重要的原因：国与国之间竞争白热化，信息膨胀和普及化，现代公共管理方式推陈出新，政府的资源和能力不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需求，人口急促老化，贫富悬殊恶化，福利国家体制，政府的生产效力跟不上社会发展速度，国家和社会的管治方式跟不上外部和内部形式的变迁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管治团队寻求新的管治方式。西方国家有人提出协作性管治，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和政府一起共同肩负管治的工作。也有人说福利国家的管治的模式需要更新。有人提出要参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改善西方现有的管理方法。但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依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人形容这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具体内容突出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公共治理回应人民诉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高行政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有效统筹和协调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合作。这些建议基本上是在现有模式和政治体制下运作，很少人提出推翻原有的政治体制来改善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

以香港来说，学术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多，所谓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者很少。我们关注的概念比较狭隘，管治和行政管理，多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对整个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研究。

为什么香港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呢？因为在行政管理方面，香港人大体上觉得特区政府的表现不错。比如虽然香港的福利支出不断增加，但是政府财政每年都有财政盈馀，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财政亏损的情况。尽管特区政府不断提醒香港人口老化严重，政府无法应付日益膨胀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开支，但到目前为止，香港人还没有普遍有危机感，所以对政府提到的危机不以为然。就算香港对行政效率颇有微言，但大体上也颇为满意，所以改革呼声微弱。又例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过程中，特区政府基本上能做到公平公正和依法办事，所以贪污问题不严重，也没引起政府内部和外部对改革社会管理的较大的诉求。

现在的香港主要的问题聚焦在政改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政改困扰香港已久，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希望，香港人也很难在推动经济改革中达到某种共识。香港走上民主化的过程中，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带来什么影响，还没有人研究。关于政府的角色问题，一直以来，香港人认为，英国人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依然适用，但主张不再适用的声音也愈来愈多。

回归之后，政府以巨额资金介入股市、保卫联繫汇率，数码港、六大产业都是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例子。应该聚焦于特定的限制条件下，政府应以什么角色参与经济事务。坦白说，要求特区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主观和客观元素愈来愈多，愈来愈大。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程度愈来愈大，原因是如果政府不介入，那么他们的企业和人才，就难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有所作为。香港特区政府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内地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要求等，特区政府无可避免的要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担任更积极和关键的角色。香港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垄断情况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在改善经济和民生上责无旁贷。

面对国家推出“一带一路”，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权威不够，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政府应该不要过度干预政治，那怎么推动参与“一带一路”，发挥香港优势，让香港从中获得好处？很多人提到香港在“一带一路”中有独特优势，但发挥优势需要特区政府从中做工作。考虑到特区政府在可见的将来，还是面对管治的困难，加上经验和人才不足，因此特区政府应该按照力所能及的原则，参与“一带一路”，尤其是要动员和带动社会资源，协助和配合特区，发挥联动效应。政府是官民合作的网络中心。一方面，特区政府推动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重要的机构包括贸发局、大专院校、专业团体、华侨团体，要求政府从政策、法律、信息、设施和环境的提供，必要时扶持重点产业，伙同商业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应担当领导角色，突出重点，有谋划，突出香港数据处理桥头堡的优势，在亚洲区确立位置。与中央的沟通也十分重要。

另外的建议是，推动年轻人心态在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改变一直以来重西方、轻东方的倾向；二是反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重新开拓香港引以为傲的世界眼界；三是让青年人从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挖掘香港未来发展机遇。加强特区政府和民间联繫，与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多边、双边协定，促进香港和这些国家的人员交流，吸引他们来港发展。利用香港的讯息和服务，与中央的政策和方针互相配合。

叶刘淑仪（主持人）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

“创新浪潮下的内地与香港”这个主题现在社会都很关注。香港年轻人比较倾向加入产业而不是创业，香港创业氛围不强。眼下有个非常成功的案例，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王涛先生创办的大疆科技公司。这个科技公司生产消费级的无人驾驶飞机。他是典型的内地优才，在科技大学上学，回到内地，利用内地优秀条件，因为深圳是全球电子生产消费最大的基地，他利用政府支持创建大疆，被评价为中国的苹果。这证明内地与香港有很大合作空间，这个年轻人结合了优秀的香港高等教育、香港国际环境，是典型的有两地优势的年轻人，创建了科技界的奇迹。

为什么香港没有科技奇才？第一，我们的市场不够大。第二，我们有一个产业太强大，就是地产。2004年到现在香港房价涨了4倍，买了房子的人坐着都发财了。我们要更多了解内地市场，前海深圳有很多契机等我们发掘，在内地香港两方面合作，香港年轻人创业未来还是很光明的。

吴杰庄 高锋创投主席、香港青年专业联盟召集人

年轻人要抓住机会创业

我是上个科技浪潮创业的，是“70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毕业时有选择去打工或做研究人员。三年后，我觉得当时香港经济不好，刚刚经歷金融危机，有很多负资产，找不到好工作，因此决定创业。一开始帮公司做软件开发网站，但要成为上市公司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产品。通过之前经验，大学有机会去美国做报告，参加一个IT论坛，了解生物辨别技术，这在香港当时还很新。回到香港后，1999年我开始创业。两年时间，突然发生“911事件”，我看到机会来了。我投入所有力量发展人脸识别系统，得到几个不同合约。包括罗湖关口、2008年奥运会高级安保等。这是很好的机会。我想跟香港青年人说，机会永远是有的，发生一个危机的时候机会就出现了。现在有“一带一路”机会，青年人要抓住机会创业。

我一直在大学里面讲课，最开心的是有学生向我咨询，后来他们真的创业了，并且事情做得都不错。所以我觉得我跟青年人接触比我做生意更开心，所以我坚持做青年工作。我做青年工作差不多10年，最近我帮助很多香港青年到内地学习，今年已超过4500人。我发现青年大学生对于实习的需求很大。一年多前，我在内地也发展了一个平台吉吉网，帮助中国内地大学生免费找实习。这个平台发展成为中港两地青年学生一起学习交流的平台。

青年人要创业，第一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创业。创业不简单，需要经验积累。第二，要苦难之中寻找机会。每一个危机都酝酿?机会。第三，坚持。很多伟大的创业家，比如乔布斯坚持到最后成为最大公司，马云也因为坚持成为电商巨头。

内地和两地合作机会非常多。香港青年创业环境不差，有很多平台。如果只在香港发展，空间不够，可以与内地青年合作，一起创业。香港青年人要到内地，才能对国家有更多了解和认识。香港年轻人并不懒惰，他们非常勤劳。香港与内地年轻人不同。内地年轻人从家庭出来到外地求学，可能一年回家一两次，他们相对很独立。香港年轻人受家庭影响大，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香港有很多产品是领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市场与内地不同。香港创业很简单，申请政府资助也很简单，机制透明。内地不同，需要层层认可才能得到优惠政策。香港大部分人进入内地发展会感到水土不服。所以香港企业在内地不成功也是正常的。年轻人需要在新产业发展，但香港市场不够大，一定要去内地，所以矛盾在这里。前海、南沙，给香港人一个容易落地的点，未来应该有更多人会成功。

许泽玮 91金融创始人兼CEO

青年创业发挥香港优势

我1983年出生，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曾在媒体工作，2011年创业成立公司。我们的业务是把金融产品搬到网上来卖。比如一个人要贷款，我告诉他去哪个银行合适。交易量已经有2000多亿人民币，与内地300多家金融机构合作。

谈到对香港创业的感受，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是香港年轻人，在北京创业。合作几天后，这人找不到了，他说现在在休假。我不反对大家休假，但在北京创业，我们都是7×24工作，为了自己的梦想和收入，要每天努力。他来跟我合作，做了一半去休假了。他对现状不满对收入不满，但你的能力够不够呢?我们的用户，只关心Apps用得好不好，并不会管是这是北京人做的还是香港人做的。香港老一代人都特别努力，但我觉得跟我同代的香港人不够努力。

第二个故事，我去年来香港决定做分支机构。内地一个合作伙伴告诉我，在香港做不要僱用香港人。为什么呢?他说香港人名片上是不能留他的手机 的，因为下班后不能联繫他。他还告诉我香港房租特别贵，我在北京二环，算上政府补贴，我的房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在香港，我肯定不敢租在中环。在创业环境方面，内地出了问题可以找政府帮助解决，香港政府能不能做到这样?

香港培养大量专业人士，但香港有多少人会觉得我是下一个李嘉诚?北京无数人会觉得我是下一个马云。我对我的员工说，我知道你会去创业，但我希望你踏踏实实干三年。我知道我招的每一个大学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将来能够干掉我。即使创业失败，也不是损失，而是财富。再去找工作，企业也愿意僱用。工作两三年后去体验一下创业，大家去拼搏一把，会给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三，香港有全球视野，有非常多的商业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在香港有所投资。内地有非常大的市场。香港应多看内地，内地也应多看香港，两地加强沟通，促进资金、人才流通，这对香港经济更好。

香港年轻人创业应发挥比较优势。网络时代，香港大学生网络化水平并不高。IT类产品，在内地做到几百万用户很简单，但香港市场小，香港网络建设不够。年轻人创业不一定要做网站，可以发挥香港优势，比如会计、投行，降低成本，服务内地。

杨勇 金融客咖啡首席架构师

人才IPO中国创新原动力

与西方基于互联网向陌生人筹资方式不同，中国式众筹面向熟人圈，适应中国文化，注重建立相互间持续、互助的共赢关系。北京大学1898咖啡馆的成立是中国式众筹诞生的标誌，中小企业融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以及创业是一件失败率很高的事情，中国式众筹都很好的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近两年时间内，在中国大陆已经获得巨大的发展，并且不断丰富与突破─人才IPO就是延续和突破。它把个人看作公司，通过中国式众筹筹人、筹资源的方式证券化，进而以筹资者为核心形成资源共享的共赢圈，特别是那些专业人士比如教授、医生、画家等非常适合人才IPO。我本人1亿元人民币的人才IPO实践即将完成，得到金融界及企业界的关注和支持。人才IPO，是未来30年中国创新原动力。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姜志勇

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腐败个案，也不是一个平常的政治现象，此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周永康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被立案审查的政治局常委，他的被审查，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潜规则，树立了新的政治案例和范本，对于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现代治理体系建设以及政治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此案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前进一大步。

首先，此案突破了原有的政治思维框架，打破了反腐潜规则。在原有的政治思维中，党内存在一种担忧，即曝光高层的腐败问题会影响党的形象，也会影响党内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思维使得反腐败产生了潜规则，典型的就是“刑不上大夫”，反腐败多集中于中下层，而高层腐败问题则慎之又慎。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领导主政时，也不愿意自己任期内在自己任职的地方出现腐败大案、要案，否则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形象，因此，有的领导对于自己单位内部的腐败案件可能会进行隐性处理、弱处理，如当单位内部出现腐败案例后，不对外公布，更不会移交司法机关，而是在内部通报处理。这次周永康被查处，典型是披露“家丑”，但并没有出现群众就此不认同党的形象，反而更加鲜明的树立了新一届中央决心反腐、真心反腐的正面形象。

其次，此案突破了原有反腐败操作模式，树立了透明政治的新规则。现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公正、公平的进行处理，而不公开、不透明，则很难让人相信是公平、公正的处理。前段时间，对薄熙来案件审理情况的公开，使得这一案件审理情况透明起来，群众在收看电视转播时，面对一堆堆事实和证据，自然会相信这一审理是公平、公正的，这有利于树立现代政治透明的形象。这一次，面对级别更高的周永康，中央没有采取内部处理的方式，而是大胆的向社会公布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且“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立案审查，这样的处理方式，有依有据，将会树立反腐败的新处理规则，即不管多大案件，不管涉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都会依法依据公开、透明处理，不会再采取内部处理，甚至暗箱处理的方式了。

再次，此案对于新一轮改革将发挥巨大助力。处理好此案，让此案成为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利于中国今后的法治建设。在几个月后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重点讨论法治建设问题，这一案件将推动反腐败、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建设力度。另外，成功处理此案，将极大提高新一届中央的权威，极大的震慑各地大小官员，这对于推动新一轮改革将发挥巨大助力，今后，面对中央的纪律，地方官员执行起来将更加积极、更加仔细。

中国政治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领导人，特别是重要岗位、高层领导的更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领导人更替的三种模式：任期退休制、因病去世和腐败落马，其中第一种模式是最为普遍的，特别是高层领导，一旦到了那个层次，它们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大多都是因为年龄原因而退休。因病去世的比较少见，几年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是因癌症而在任职期间去世。腐败落马的案例近些年来不断增加，相信今后会成为一种常见的模式，而一旦腐败落马成为常见模式后，中国高层领导的更替问题才能算真正完善，这也会推动今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当高层领导都能因为腐败而落马，高层才能真正清廉起来，高层清廉了才能带动中下层清廉。在东南亚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高层领导因为腐败落马的案件往往成为他们国家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比起来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比如和苏联比较，那就是自我更新、自我改良的机制较成熟，且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理论。例如，邓小平时代，党在文革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自我完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不断使自己成为现代化的政党，江泽民主政时代，党进一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实现三个代表。如今，新一届中央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党自身进行改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内反腐制度的改革，周永康案件就是改革的成果之一，相信经过此案后，党的自身改革机制将更加完善，党的机理自我免疫、良性循环制度将更加完善。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向前推进，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也不断接近。这一次，周永康的案件，虽然只是一个案件，但从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现代化建设史的角度来看，这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正如上文所说，它突破了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打破了政治潜规则，树立的透明政治新规则，因此，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涵义，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对于法治建设、对于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来说，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助力，可以说，妥善处理好此一案件，将会使中国政治文明前进一大步。

作者：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