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 只能走自己的一种政治模式
    主持人：很高兴见到各位侨领，因为一直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神秘的一个群体。很荣幸美国、英国、日本、泰国都是大国，而且都是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从政协谈起，因为这个政治协商还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政治制度。还是请侨领分享一下回国列席政协会议的感受。对于民主协商，和监督包括提案，像各位这种高端人士的意见和政治生态的感受，也可以和各位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下对比。
    龚锦：咱们直奔主题，当然肯定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像我们离开祖国接近30年了。即使30年前也没有机会参加到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这次有一个集会能够直接去参与并感受这个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这个对于我们真正的了解、认识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有直接帮助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无法代替的一种经历。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个聚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讲，我想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我就不要介绍了，你们应该比我们熟悉多了，中国已经介绍得太多太多了。但是，我要说的一点，美国的政治体系，它的政治决策方式，它的三权制是适应美国它的，是它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来定的。它是由它的200年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能简单的挪到中国来。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民主过程你可以追溯到最基层的community，就是社区里头。既是一个比如说社区的物主委员会，社区里因为小的游泳俱乐部，它都有它的章程，它都有它的议事日程，它的预算，它的决算，它的决定都是一个一个民主过程。这个对它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习惯了这么一种决策方式，所以它从下面到上面都是这样一种国策，所以它很容易的实行这么一种制度。但相反中国没有这么一个过程，中国没有这么一个过程，再往推到一九零几的时候还是皇上呢，对不对。没有这么一个决策过程，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现成的体制，中国只能走自己的一种政治模式。

政协委员多数来自基层 提案普遍性有待加强
    龚锦：现在来讲，像中国的民主协商制度，政协制度是它一种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而且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像杜教授讲的，我们来也是来讨论这个问题，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特别有些东西完完全全可以从发达国家，或者现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中作为借鉴或提高。比如说我们提到议案问题，像政协一共提出议案5800多条，提案5800多条，因为政协是提案，人大是议案，这两个区别。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人大议案就分得比较好。它分建议性的议案，问责性的议案，也有是法规性的议案。我觉得这个做法就相对要合理的多，政协好像提案就没有这个区别。数量来讲确实非常大，但反过来我个人又觉得，议案的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因为政协委员多数来自基层，他们所看的问题角度就是从他所熟悉的环境中来的。但是作为政协又希望政协委员这个位置来讲，提出带有全国性的，有普通性的问题才有意义，而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公司、共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乡、某一个镇的具体问题。那样的话，这个委员本身他的经历就限制了他提议案的水平。所以我就有个想法，有没有可能，美国不一样，美国一旦成为议员，他就是全职性的。而后，一旦参加议会也好，不管是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好，你就是全职性动作在这里。根据你分到不同类别组，财经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然后他要全职，就是平衡性的对这个工作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所以当这一个部长，或者某一个行政机构，它做某一项工作的时候，这些议员们他同时在做同样的工作。只不过他制定具体执行的行政管理权，但他有权拿到所有的数据。所以问责制开始的时候，部长在做汇报的时候，这些专业委员会它有足够的数据来对部长所做的工作提出质疑，就是专业性的。所以这一点来讲，我想我们可以解决，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协委员全脱产像美国一样。但至少你可以不可以安排政协委员一年有三个月的时候，然后组织不同的专题，然后给他授权，给他一定的资金做保证。这样你不是在研究你一个村、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局部，某一省、某一个市的问题。而是把带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你要提出一个提案来。这个提案应该考虑到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同时要考虑有一定的资金做保证。因为这样的提案就要比泛泛的一种建议要有效得多。
    提案的总量我觉得应该适当缩小，但是提案的质量，确实有效性要大大加强。这样政协的作用会极大的发生一个变化，就是真正起到一个政治、民主、协商、监督。我们就说你要给出一个solution，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提出问题。因为问题大家都知道。按照英文说你complain，你去抱怨，人人都会抱怨，这很容易。但问题难在是很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哪怕很具体的一小点，你能解决你就是一个进步。
    主持人：之前我们说政协是民意基础，但是确定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缺乏专业的问题。
    龚锦：对，你要是政协，你一直起到民主协商，你要起到人大的一个咨询机构。帮助它去解决问题，那你这个方案，就不是说，我光提出你有问题，有雾霾，这个雾霾一定得解决，对不对。我们要消除两极分化，这谁都知道。我们要反腐，又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中央也说了，这个我觉得不需要你说，需要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哪怕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就说汽车尾气排放，你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把它降下来，什么原因造成汽车尾气排放过高。你说油的质量问题，油的标准问题，你脱硫问题。一次脱硫能不能半程多次脱硫，西方怎么做添加剂的问题，你要具体解决。一旦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投入多少资金，我们中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提案才有意义。

深入改革将令中国经济更具持续发展空间
    主持人：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非常吸引西方和外界的注意的。也是想请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对这个习、李新政包括新一届的中央的施政的风格有没有一些观察或者点评，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讲的中华儿女共圆中国梦。各位有什么感受？我也想请各位讲一讲。
    龚锦：其实十八大以后的变化，我想不用我说你们也很清楚。你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采访。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务实，而且提出了改革。特别是这次李克强总理报告特别讲要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这个都非常清楚。我看了看外面的报道，也都是正面报道，因为我的手机没有防火墙的问题，我直接看到国外的报道，还是很正面的。
    说实话讲，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这个空间是有的。并不像有些人说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了。因为我觉得这些西方记者，或者西方经济学家，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特点或者中国的问题，都出现于中国本质的实际的目前状态。就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两元化经济，或双轨制。本身定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一方面保持了社会主义为主导的这种经济的模式，另一方面又开放了市场经济。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一元化的市场经济。也肯定不是过去那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么一种经济的特点，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本身，中国政府它的调整能力，要远远大于一般纯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调控的能力。中国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也远远超过一般西方经济学家所能想象的。所以中国政府调控能力非常之大，为什么在很多经济学家已经预言中国会发生borken，就是已经发生崩溃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发生问题。特别像去年中国经济开始下滑，结果结束了十几年来持续增长以后，出现经济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下滑以后，以后可以板上钉钉的说中国经济要硬找路了，但是没有。这个原因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国经济上有这么一个极大的特别，就是还保留了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本身的特点的东西。这是第一。
    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又同时不断的发展私有经济。所以这两点就结合将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走，就还可以持续发展。但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正确地进行调控。换句话说，要进行深入的改革，要把现在的瓶颈解决掉。同样现在的风险也是非常之大的，非常之大。如果调控不好，就很难说会出现一种什么状态。所以我在想，它机会跟风险并存。

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是让大家必须公平
    主持人：对，龚会长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现在其实也相当于半市场化的状态吧。一直在改革，现在是主要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说，国有企业的，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引入资这个。就是很多人怀疑这个行不行得从的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参与，谁主导这个？因为根据西方的责任制，谁是最大的股东，是就有经营权，做决策。但是一旦是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混合了，那这个期间又会涉及国有资产的这些问题。
    龚锦：对，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具有challenge，最大具有挑战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执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这个实际上看到是有好处的。我们保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保护了很多国有企业的利益，没有一下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比较稳定。但同样也带来的问题就是两元化，就是我开始说的两元化。国有企业是超国民待遇，它跟私有企业没有在同样一个水平上，它享受独有的资源、市场跟资金。对吧。就是我们的商业银行本身来讲，对国有企业跟私有银行是不平等的。但是这是这样的情况，它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想下一步发展，就像李克强总理报告所讲到，它必须要解决一个平等的问题。这样你私有企业才有可能有机会发展起来，真正实行市场为主导。特别是占有垄断企业，像能源、电力这些行业。明显有超出正常盈利水平的，利用垄断地位来获取利润的这种国有企业，必须要打破。因为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可以承担社会的，加大社会的成本，来解决社会的问题。但是这么做是直接触动了利益集团。因为工资往上涨，大家都没有意见，涨快涨慢的问题。但是你把工资水平降下来，这个风险就比较大，对不对。我听说在有一些国有企业，年终奖金一发几万、十几万，月薪甚至上万。可是普通私营企业条件非常差，不过1/10。这个东西不能长久下去，短时间，但长时间必须解决。
    作为市场经济来讲，前提条件是让大家必须公平，这样才有竞争力。美国的电话公司曾经是垄断的，为了打破，能肯把这个电话公司分成六个小公司，区域性公司。强制通过联邦法强制把它拆了以后，保持一个竞争。再看美国的电力公司。因为电网是局部的，这个谁也改变不了。电网可以是你的，但是我可以买任何一个地方的电。你只需要收我的输送费，但是电厂我可以用加州的电，如果它偏移，我就选加州的电。我在华盛顿DC，我可以不用华盛顿DC附近的电厂，这就是一个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保证经济发展，但是竞争条件，就是说所有竞争对象必须能够平等的拿到所需要的资金跟资源。

国家干预经济需放权 看好“经济警戒线”
    主持人：我接着就是关于您刚才说的，就是国有企业，其实说白了其实它就是权力比较大一些，因为国家其实在调控方面，您也提到了，就是国家的调控能力很强。因为国家掌控很多的资源，但是它也是通过国有企业，比如说银行。央行它跟国有四大银行，包括中石油等等企业，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把这些权力下放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引进民资，其实就相当于放权。现在政府可能就想做这一块，做这个层面。但是它如果放下来，就是现在经济有风险，您觉得风险可能主要在哪些地方？
    龚锦：其实放权问题，我相信日本也有问题，美国和英国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控制的幅度在多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不控制的，都要干预。但是干预的度是多少？这个我觉得时间跟时间是不一样的，要不停的做调整。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第一方向应该是清楚的，就是必须要放权。还要保持国有企业这个没问题，但是国有企业的规模也好，还有具体的待遇也好，要适当做调整。也可以采取股份转让的方法变成多元化经济，就是国有企业让出一部分给私人企业，但国有企业占主导、主控，依然是控股，但是已经参与私营企业，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从单一的所有制变成多种所有制，这很多东西都可以探讨。而且肯定不应该是一种模式。
    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这次克强总理的经济报告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一个上限，一个下限。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定了下限，然后定了个上限，在这个中间我充分放开，只要我政府稳，说你不触到下限，我直接做下去。这一点是非常聪明一个方法。就是警戒线我设好了，就是这样，不能超过这个，不能再低不能低过这一点。再高也不能高过那一个点。这样就可以改革一个定量的一个空间，就是不是盲目的。在这个范围内的你的改革，你充分进行尝试，进行改革，国家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整个经济不会出现问题，这是他基本思路。我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