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关键人物∶安贝卡博士
印度的安贝卡博士，贱民出身。他在英国人的协助下，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的双料博士。他深受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矢志回到印度从事人权革命。后来他接触了佛教，1927年，他开始思考一个努力的方向，亦即结合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来推动印度的人权革命。但他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佛教当时在印度是一个已经被伊斯兰教灭亡了700年的历史名词，如果没有世界各地佛教徒的奥援，印度的人权革命可能徒劳无功。
在印度，安贝卡终其一生为推动人权革命而展开的整套的文化思维与行动策略，通称之为“安贝卡主义”(Ambedkarism)。笔者以为，“安贝卡主义”至少包含四个面向，此即：人权革命、宗教革命、对抗种族主义以及追求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实现。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而独立时，安贝卡赢得了一个空前的成就，那就是在印度的独立宪法中正式地废除了“贱民”制度。不过，“贱民”制度在印度社会已经存续了超过三千年，它对于整个印度社会积非成是所形成的社会制约与文化制约，根深蒂固，并不是修改法律的规定就可以立即看到结果的。
1950年，安贝卡博士出席了“世佛联”的成立大会，他深受鼓舞。整个“安贝卡主义”的行动策略，在1956年到达另外一个高峰。他出席“世佛联”加德满都大会，在会中发表了主题演说，题为“佛陀或马克思”(“Buddha or Karl Marx?”)，他认为佛教“众生平等”与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思想，是相互一致的，但他认为佛教非暴力的主张，更适合于印度社会。因此，他在“世佛联”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他将选择佛教。于是，1956年10月，安贝卡在印度的地理中心点龙城(Nagpur)带领50万人皈依佛教。印度的人权革命与佛教复兴，展开了一个新的里程。三个月之内，全印度三百万人接着举行大皈依。
这个关键性的行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改宗”事件，而是关系到整个人权与文化发展的价值抉择。不幸同年12月，安贝卡突然过世，印度的人权革命从一个高峰，又掉落到谷底。“后安贝卡时代”的印度人权革命与佛教复兴，面临了新挑战。从一个历史的观点来看，安贝卡的“贱民”解放运动，与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其实并无二致，只是印度的“贱民”解放运动，其文化背景远比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更要复杂。
60年过去了，前贱民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安贝卡主义”的进展有限，但另外一股来自前贱民族群的“那克萨主义”(Naxalism)及其武装革命行动，却已快速发展成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印度的人权革命又回到了1956年的原点：“佛陀或马克思?”只是1956年安贝卡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而2011年的那克萨主义则是以实现种姓报复为主要诉求。
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把印度的人权议题继续当成只是一个简单的印度议题而已，这将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盲点。尤其是，“全球伦理”(Global Ethic)的建构，已成为全球人类共同关怀的焦点之一，因此，印度的人权议题更应该放在全球伦理的平台上来重新检视。
第三个关键人物∶马拉拉博士
马拉拉博士是“世佛联”最关键的催生者。他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曾代表斯里兰卡出使俄、英等国，并曾担任驻联合国代表。这个卓越的学术与外交背景，使得他的国际观与国际关系，拥有极大的优势，也为“世佛联”的运作机制奠定了卓越的基础。马拉拉博士长期与“全锡兰佛教会”结缘，由秘书而会长，并且在1948年，在“全锡兰佛教会”第28届年会时，正式决议邀请亚、美、欧三大洲的佛教代表前来科伦坡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当时“世佛联”的名字尚未正式定名)。
如前所述，马拉拉博士创立“世佛联”的构想，最早启动于1940年他与太虚大师的对话。1941年，他写信给法舫法师，请他到斯里兰卡共商“世佛联”的筹备事宜，但到了1942年，他的信才辗转送到法舫法师的手上，而法舫法师当时已经到印度了。1943年，马拉拉博士为了进一步了解大乘佛教，还邀请法舫法师担任他的中文教师，为他讲述大乘佛教。
正因为马拉拉博士有这么卓越的佛教研究背景与外交资历，因而对于世界佛教发展的蓝图，有其宏观而具有前瞻性的深刻思维。马拉拉博士作为“世佛联”的首任会长(1950-1958)，的确为“世佛联”树立了一个卓越典范，特别是他珍惜他与太虚大师的对话，并且虚心地向法舫法师请教有关大乘佛法的内涵，就是因为这样的心胸，所以“世佛联”的功能，才能够同时兼备“全球联谊”与“南北对话”。
1947年，虽然太虚大师圆寂了，马拉拉博士仍然力邀法舫法师到斯里兰卡，共同推进“世佛联”的成立事宜。如果不是马拉拉博士的坚持，那么，法舫法师可能也放不下他当时在中国国内沉重的担子，而只身前往斯里兰卡。也因为如此，“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没有变成“南传佛教联谊会”(Theravadin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第四个关键人物∶法舫法师
法舫法师参与“世佛联”，如上所述，具有三重代表性∶太虚大师、大乘佛教、中国。
做为太虚大师的弟子，他用“六个第一”来表达他对于人间佛教的坚持。这六个第一就是∶“生活第一，生死第二;入世第一，出世第二;为人第一，为己第二;认识第一，信仰第二;在家第一，出家第二;组织教团第一，建造寺庙第二”。
也因为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所以他积极执行太虚大师推动“佛教全球化”与“南北对话”的理念，而“世佛联”的创办，更是太虚大师的远见。从1940年到1943年，也就是二次大战后期，他历尽艰难前往斯里兰卡，1947年到1950年，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特别是在1947年，太虚大师逝世之后，他为了实现太虚大师与马拉拉博士共同创办“世佛联”的理想，仍然忍悲前往斯里兰卡，协助马拉拉博士进行“世佛联”的筹备工作。他不但参与了“世佛联”章程的草拟，并且在“世佛联”成立大会中，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以及福利委员会的主席。
结 语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确认，法舫法师是“世佛联”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更是第一位代表中国佛教徒参与“世佛联”的关键人物。2014年10月，“世佛联”即将在中国大陆举行第27届大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建议“世佛联”总部以及承办此次大会的中国佛教协会，在本次大会中，表扬太虚大师与法舫法师对“世佛联”作出的卓越贡献。
如果我们只知道马拉拉博士，而不知道太虚大师与法舫法师早在1940年就开始提倡创建“世佛联”，那么，我们不但无法看到历史的全部真相，而且会辜负了太虚大师的远见，更严重的是，我们也将迷失了“世佛联”带动“佛教全球化”的未来地图。
从1984年在斯里兰卡开始，笔者参与了“世佛联”的历届大会，历任世界佛教青年会副会长兼委员会主席，“世佛联”的教育文化出版委员会主席、“世佛联”的两任副会长，以及执行理事迄今，30年了，因为所接触到的“世佛联”文献都是英文的，说来惭愧，竟然一直弄不清楚太虚大师对“世佛联”的影响，更不知道法舫法师与“世佛联”的深厚渊源。一直到2013年认识了法舫法师的同乡梁建楼先生，才有机会从梁先生所编集六大卷的《法舫文集》当中，发现了有关“世佛联”之创立的第一手中文文献。
是时候了，是我们通过中文文献与英语世界分享“世佛联”创办的真正完整历史的时候了。“世佛联”的路还要往前走，而目前的“世佛联”，“全球联谊”多于“南北对话”，通过历史的呈现，未来的路肯定要走得更好。
敬以此文向太虚大师与法舫法师致敬，向“世佛联”所有参与的前辈们致敬，也向历届大会中先后同行的前辈善知识们致敬，包括净心法师、赵朴初居士、李qian居士、叶曼居士、十世班禅喇嘛、成一法师、星云法师等。
感恩法界一切善缘，祝福大会圆满成功!
(作者为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世佛联”执行理事游祥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