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制度极具特色 在当下环境发挥特殊作用
    杜进：我不是研究政治协商制度问题的专家，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在日本我们也经常有很多学生来提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四、五年，国内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跟竞争民主到底是有什么区别，有的日本朋友也问我，你们中国也是有多党制，你这个政协会议本身就是多党的。今后如果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这种框架有没有什么存续性，今后的发展方向性怎么样，能不能从这个当中更完善一些，就是西方更能理解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这种演化的可能，虽然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也很关心。所以我带着一些来学习的态度，看看我们的政协和一般西方理解的上议院、或者众议院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做的很多工作和议会调查局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他有很多民意啊什么的，然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
    我这几天的观察出来以后，确实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但是非常的成型的一种东西。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地位也是非常高。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很特殊的一种型态，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它是能够发挥很特殊的作用。当然这几天一直在谈怎么改进，就是各委员的提案的质量问题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还没有想得很明白，一个很特殊，一个是地位还是很高。然后这个框架中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大家的热情都是非常高。

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日本也曾经历 但日本没做好
    杜进：我想国企改革可能跟我们经济的下行的风险还不一定完全就是一回事。关于国企改革，可能还会腾出很大一块增长的空间，对经济来说，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源泉。比如很简单的是，你如果把那个进入屏障，如果我们民企进入一些原因是竞争性的行业，那么我想象这个投资会更活泼，效率会更高。你开放一些原来民企不能进的领域的话，那么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振兴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作用，短期、中期、长期来看都是这样。
    我们的很多日本朋友都在说，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跟日本曾经经历过的东西非常像。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对他们来说，好像以前我们都想做的但是都没做到。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以后，很多经济学家我们经常交流，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痛快，但是同时非常犹豫，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讨论上，基本上同样的这个东西。但是在日本没有很好的做下去，做不到。
    是从同一个方向走，但是实际上没有做成。这当中肯定有很多很多技术方面的以及各个层次的原因。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政治家反对改革的人还是很多。他代表了各种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调整不过来，然后你这个政治制度没办法往这个方面走。
    日本的官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守旧的，过去是怎么干就是怎么干。让他去搞这个改革是不行的。日本民主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和它的体制最有效的官僚部分，对体制改革，最后成了绊脚石。那么你说这个改革怎么搞？所以从理论上，随着统一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搞，一定要增强我们的竞争能力，一定要搞创新机制，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上面。我们有多少多少问题，都能说出一大套，但是没有做到。主要问题就是因为他没办法解决既得利益和体制惰性这两个问题。
    但是我想他们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中国这个体制看样子是能成功。为什么呢？当然一年多以前，很多人说，习主席主政以后，或许在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各方面会做很多事。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他是非常集权的。集权了以后他是想把这个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一下。或许他能够做成功。

克强经济学加强市场纪律 安倍经济学非常国家主义
    杜进：比较克强经济学和安倍经济学的话，实际上有个经济哲学上面的对立问题。安倍经济学是非常国家主义的，比如他要搞金融扩容的时候，他把日本中央银行的权利都给夺过去的，甚至要解散它。命令他要换中央这个人。然后他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非常集权的。但是这个问题他就到现在都没有着手，他是一种非常国家主义这种行为，来干预经济，想把经济再搞上去，造成一个新的局面。
    按照我的理解，克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由化的经济。不搞人为的政府的刺激，不能靠政府的手段去支撑经济增长，另外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去债务化的问题。要控制债务的风险，当然第三个实际上跟那个是讲的一样的，还是要搞结构调整。所以，我们这个方向实际上是，正像我们三中全会说的，中国搞的完全是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市场纪律的。那么安倍经济学完全是国家的，而且搞大干预的这样情况。
    而且还不仅仅是收权、放权的区别。整个一个经济运行的方向，对市场的信赖程度，我想完全是两样的。日本现在可能是他认为是一定要搞政府环节。这个政府能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很难说。财政现在不行了，金融如果今后这么出来一来，如果国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泡沫，这么大一个市场，现在把它炒得这么高，国债利率这么低，一旦大家失去了信心以后，今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大家可以想像的，如果国债只要上升一个百分点的话，它对财政会有多大的影响。资产全部外跑了以后，大家不买日本国债，日本的资产往外一跑的话，日本经济会受多大影响。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从我们的这个方向，中国经济确实是有那么一些债务，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管理，我们在加强市场纪律，我想非常有意思，把这俩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经济运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关于“经济警戒线”的提法，我觉得这是完全对的。这个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多大力度来推动其实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一个因变量。因为我也曾经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做过一些分析，我发现就是在经济增长，就是稳增长，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抑制通货膨胀，就是经济平稳地运行，不能让物价来回浮动。还有一个就是调结构，这三者当中，你肯定是要有取有舍，这三种不能同时得到保证。我的一个感觉，根据现在历史，最大的一个是不能有通货膨胀，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只要没有通货膨胀的话，增长力一定要保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构调整是不是要推行，看样子只能放到下面。比如说现在大致物价能稳定到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是到了5%，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增长投资。就是大家很多时候说，我们依靠投资可能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什么呢？要取舍的话你还是要保增长，可能是更重要。所以我想总的来说，要把这三个目标：保增长，保稳定，就业是吧，就业和增长连在一起了。那么就是物价的稳定。那么它一个是调结构，这三者当中确实是非常困难，不能三个同时都达到。那么我想可能结构调整这个事情，特别是抑制投资这一块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情况，还是要靠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

对中国等国家的增长 日本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主持人：刚刚都是一些大家通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关于民间外交，因为现在民间外交确实是在各国的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各位其实就是沟通中国与各国的民间大使，其实现在中国和各位所在的国家的关系其实都是有话题点的。那我就一个一个的问。我们就先问杜教授。因为现在的中日关系确实是最受瞩目也最令人忧虑的这个双边关系，包括安倍去参拜靖国神社，去否认侵华历史啊等等，就是让中日关系现在非常紧张，就是想请教您，为什么日本的包括日本的政党它会有这样的历史观，包括它在外交上为什么要这样去树敌，这是这样的态度？就是想请您谈一下这方面。另外就是您觉得现在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当中，会不会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杜进：这个话要稍微的长一点，但是我尽量的说得短一下。这些当中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说以民间交流来促进官方的交流，以经济来促进政治，这原来一直是我们周边外交，或者外交碰到僵局的时候，一直采取的办法。最近有一个问题，当然了是一个日本上演了一个所谓的“购岛”的闹剧，一下子把中日关系搞到冰点之下。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后来很多日中的一些交流，民间的包括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地方之间的交流全部都停掉，或者延期。那么中国还有好多抵制日货活动，经济上面制裁日本……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间交流是不是还应该搞？政治这方面应该不应该搞？是不是经济方面的交流要受到政治方面的阻碍。或者说把它坚持下去，对改善中日关系有好处。以前我们这个原则是不是还重新来一次，就是再强调一遍。两国人民之间一定要友好下去，不能够互相敌对，不能不交流，因为经济关系是互补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从这个当中要促进政治关系，比如说改变，那么这个问题原则是不是应该再提一下，那么我是建议这个事情的，我们说做一个专题调查，这个调查就正好像你所说的那样。跟日本民众，日本右派，日本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右，民众为什么支持这些右派？这可能是非常有关系的。我讲得越简单越好。
    我想可能是在日本战后一直有那么一股势力，我们叫做极右势力，它们的本质上就是弘扬日本的“自豪感”。我举一个例，如果编了一个新的历史教科书，新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的历史观，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但是这些人还是教育博士，后来成为我的同事，他们这几个人是一个集团，也就是说历史本来就是和现实对话，现代人有什么要求，可以从历史当中去拿什么东西，历史本来是一个菱面体，多面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东西。根据现代人的要求，从历史上面去吸取一些材料，现在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对着孩子们说你的上一代的这些人做了多少丧尽天良事情，怎么做的，这样的话教育出来的孩子，没有任何自豪感，一直想着我怎么恕罪，什么都不敢干，看到任何人都要谢罪，这样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所以他们要编造一个故事，就是日本当初为什么会侵略中国，这是因为我们要团结亚洲这些人跟欧美这些人。然后他们要歪曲这个事实，也就是南京大屠杀这些，尽量把它相对化，慰安妇问题任何国家都有，并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我想这个背后的就是要一种民族自豪感，重新让他发挥他的刚阳之气，否则的话他认为民族没有希望。
    我想这就是他们这些人最重要的想法，正好在最近二十多年当中，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非常不景气，日本的政治也是每年换一个首相，周围的中国等其他国家起来了以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还有这些势力可能比较容易上，上来了以后要表示一个姿态，表示一个姿态以后，民族说行了，我就到你这个地方看看你能够干出来什么东西，我想所以现在日本国内对安倍的支持，并不是说完全支持他的右派的这些观点，也不是支持军国主义，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对周围国家增长给日本施加的压力，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心里的郁闷感，这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说他歪曲了历史以后，实际上他对日本本身这个社会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一个伤害，在战争当中牺牲的这些人，你说他是怎么回事，有良心的很多人觉得不是这么回事，还要照顾周围国家的民族感情，你最后还是要好好的，而且日本走和平道路肯定是日本最终的方向，所以他们对他也有反感。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他凝聚了一下，靖国神社去还是不去，还是被他们压着走，他们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队伍以后，觉得这个比较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对日本军国主义是采取一种大集团一字一句盯着他去，你这个是说错了，你这个完全是胡说，还是我觉得我们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话很好，你定位一下，二战胜利的成果和二战以后的秩序他想推翻，想歪曲。定了这个位以后，实际上是其他的人什么都不做，我想这个在国际上也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不光是韩国、朝鲜半岛还是其他的国家，现在连美国、欧洲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是通的，这个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成分在里边，比较极端的这种民族主义。
    我想在我们这一代，最终还是要看日本人民肯定是会改变他的这种想法，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日本整体右倾化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民族会支持这样一些东西，安倍晋三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很好的调查。我们这些人本来比较特殊，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去的，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些在日本的大学里面教书的或者在研究机构，就是智库里面工作的，还有的一些在资深媒体当中工作的这些人，我们十几年是搞了一个日本华人教授会，我们这批人可能大致有一千来人左右，我们这个会也是一百来人，我们为了就是改善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向日本社会解释一些中国的正面的东西，因为日本现在媒体报道很多都是太负面，就是非常肤浅的一些。
    同时我们也和日本的主流社会，特别是和他们一些政党，和一些政府阶段，我们也有很多接触，定期的我们有一些交流，比如说福田首相访问中国之前，他要把我们请过去，说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安倍请我去到他们的政策团体去做讲演。同时我们也和日本的民主党，和他的一些官厅，外务省什么，我们有一些定期的交流活动，两国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尽量地传达一些信息，同时可能在主流媒体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出来讲一下，中国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社会发展是怎么回事，发一些声音。
    所以我想当然了特别是我们比较特殊，我们是直接的教日本的年轻人，年轻的教育这一代，向这些年轻人灌输，一定要友好，今后的发展趋势怎么样，一定要真真实实地了解中国，不能听这些东西，我想我们是应该可以发挥很大能量的。而且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们在特别关头一定要努力。
    我希望政协或许能够搞一个专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比较仔细的。不能就一句，日本整个东西右倾化了，我想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说日本人不打不行，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中日经贸关系上 在日华侨将持续发挥大的作用
    主持人：我就接着这个问题，也问一下中日关系，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国际问题，中日关系您肯定也注意到的，无论是这次两会上任何一场记者会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它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化的，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学者层面交流的一个东西。刚才就是晓娇其实也问到了，就是说我们非常感受到现在的日本的一些华人，中国企业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出现类似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被打砸抢，或者你们的生活受到一些波及影响的情况？    
    杜进：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有。现在日本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反外的排外的极端的民族制度，不知道是什么人，他们主要是对准朝鲜，原来是朝鲜，后来是对着韩国，在他们的居住区游行，甚至还试着打玻璃窗。对我们来说没有直接的一些影响，当然了，平时有一些语言，或者眼光，一些态度方面或许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点周围有一些敌视的东西。但是在日本的华人社会社群不断在扩大，我刚去的时候不到5万人，现在70多万人了，我们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38个组织，各个团体，当中特别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商界这些人，我们有一个中华工商总会，做得非常好，在日本上市公司已经有十几家，有的是名字稍微有影响了，但是实际上全部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那边操作的公司，做得非常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春节茶话会，我们工商联、中华工商总会开茶话会的时候，一下子来了400多位日本的，都是一流的企业家、经济家、政治家还有官僚，来得非常多，就是跟中国的在经济方面的交往，整个都切合到了，而且我们这些华人确实是发展了特别大的作用，特别是新去的新华侨这一代，他们非常清楚的认识到。我觉得我们这个势头还是继续会有，中日经贸关系今后还会发展，我们这些在日本的华侨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