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成为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煎熬。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框架已散，曾经达成的“9.19共同声明”也成为一纸空文。内中缘由错综复杂，但主要的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朝鲜陷入了放卫星-联合国制裁-核试验-联合国再制裁的魔咒途径中；二是美日韩期望用严厉制裁逼朝鲜就范，从而激起朝鲜报复性的反弹，比如期间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等导致半岛局势激化的冲突。

　　在朝鲜危机一波三折的进程中，中国的角色始终尴尬。作为朝鲜的友邦，朝鲜对中国有着符合本国利益的战略诉求；而对于美日韩三方，总是期望中国施压朝鲜。每次遭遇半岛冲突事件，美日韩均认为中国施压不够甚至指责中国偏袒朝鲜。

　　对于不久前的朝鲜发射卫星，联合国安理会23日对朝鲜再次“算账”。自然，这次还是要对朝鲜实施机构和个人的制裁，在认真研判了制裁决议文的内容与细节后，中国果断地投下了赞成票。

　　中国的两难角色，注定了只要表态总会得罪一方。这次，不满意的是朝鲜一方，对于中国的“赞成票”，24日称“连应当带头建立世界公正秩序的大国也被美国的专横和强权所压抑，糊涂得甚至不惜抛弃必须坚持的起码的原则”。这里的“大国”显然指的是中国。

　　这也不是朝鲜第一次不点名批评中国。因此，对于朝鲜的批评，中国也要坦然一些。毕竟，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考量朝鲜危机的漫漫路径，朝鲜每一次的动作和被制裁，其实都侵凌了国际社会的底线，当然也有违中国“无核化”的原则。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用行动申明自己的立场。朝鲜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中国，朝鲜对华友谊也是打了折扣的。

　　对于美日韩三方而言，中国投了制裁朝鲜的赞成票并不意味着和他们成了对付朝鲜的同盟（美日也从未把中国看成同盟和朋友），而是在朝核半岛无核化上存在集体共识。中国的赞成票是建立在深思之上，并摒弃了美日韩三方对朝更加严厉的制裁细节。中国也申明，反对相关各方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投下的这张“赞成票”，既不是对朝鲜的背叛也不是向美日韩的屈服，而是根据朝核半岛无核化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要求，自主作出的慎重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战略上的更加稳健，策略上的更加成熟。
 

 
 

　　“我从事国际领养工作。过去10年来就从中国领养的儿童而言，无确切医疗需求的婴儿正急剧减少。有明显医疗需求的孩子数量正迅速增多。每月我都在安置有各种身体缺陷的孩子(年龄在9个月到14岁)，包括唇裂或腭裂，缺少手脚趾、胳膊或腿，内部器官畸形等。

　　尽管在任何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都会出现一些有出生缺陷的婴儿，但持续的传言称，中国严峻的污染导致此类孩子大幅增多。其中一些病情复杂、难以治愈我不知道这对仍在发展中的中国会造成何种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生活在前苏联国家。当时环境退化已成为大问题，我碰到的每个人，无论何种政治立场，都认为这和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不无关系。我坚信北京很清楚这点。”

　　另一名一直在华生活和工作并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读者写道：

　　“我怀疑成长过程中呼吸和吃进重金属将阻碍儿童大脑发育。这并非难以置信，若他们食用的蔬菜在生长期间处于富含重金属的土壤和空气中，喝的水被金属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所污染，吸进的大气充斥着可通过肺泡进入血液和大脑的粉尘颗粒，显然将延缓儿童大脑的发育。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问题还能引发何种病态?难道他们在构建一个将特定精神失调症状视为常态的社会?难道我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紊乱只是现代中国文化而已?”

　　需澄清的是，我个人并不知道中国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是否真的在导致出生缺陷和儿童认知障碍。我没资格评判科学文献。但我确实知道，中国如今的污染程度令人惊心，(甚至)中国媒体也发出警告。世界其他地区已表明有毒物质的确会引发身心缺陷和疾病。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其严峻程度或许已超出中国人的认知水平。【更多】
 

  

    11月份，我辞去了《连线》(Wired)杂志主编的工作，开始经营3D机器人技术公司(3D Robotics)。3年前，作为一项副业，我与一名合作伙伴一起开办了这家位于圣地亚哥的无人机公司。我们研制自动驾驶技术和能够自己飞行的小型飞机，包括飞机和多旋翼直升机。这些无人机为民用，每个售价几百美元，它们没有射击功能，可拍照和摄像。它们的制作过程非常有意思(我们借助了机器人的大量帮助)。为了这一行而放弃出版业不是一个太难的决定。

　　但就像许多制造商一样，我的公司也面临着一个相似的挑战：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公司，它们具有廉价劳力和一流工艺两方面的优势。所以，当我们去年进行一轮融资时，风险投资家们很自然地提出，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我们这家新创立的小公司如何可以战胜中国对手。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乎投资者的意料，几年前也曾让我感到意外：墨西哥。准确地说是蒂华纳(Tijuana，简称TJ)。

　　就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直到最近，当我听到“蒂华纳”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只能想到贩毒集团和廉价龙舌兰酒。其实，“TJ”是一个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比相邻的圣地亚哥要多)，已经成为北美洲电子产品装配的热点城市。大多数由三星(Samsung)和索尼(Sony)等公司出品、在美国出售的平面电视都是在这里制造的，这里还生产从医疗器械到航空设备部件等各种产品。霍尔迪·穆尼奥斯(Jordi Muñoz)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教了我关于无人机的知识，随后和我一起开办了3D机器人技术公司，他来自TJ，并说服我在那里开办了第二座工厂，来补充我们在圣地亚哥的生产。

　　我们穿梭于这两座工厂之间，在圣地亚哥设计、制造我们的无人机，并在TJ进行组装，这让我回忆起10年前的一次类似的经历。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住在香港(为《经济学人》杂志工作)，目睹这个城市如何与边界那边中国内地广东深圳的“经济特区”配对。这两座城市一起打造了一座世界领先的制造业中心：在香港完成商务、设计和财务工作，在深圳进行制造。这两座城市的明确分工，成为了当代中国的典范。

　　今天，蒂华纳之于圣地亚哥就如同深圳之于香港。从我们圣地亚哥的工程中心出发，驾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蒂华纳的工厂，不需要护照。(想要返回需要护照，但有针对商务人士的快速通道。)我们的一些雇员每天上下班都穿越边境。在TJ好医生比较便宜，也较易找到，私立学校也是一样，不过圣地亚哥的生活总体上还是更好些。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条边境线感觉更像是欧盟各国名义上的边界线，而不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隔开的界限。【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