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赴苏联。同年5月，瞿独伊和妈妈杨之华从上海乘船到大连，转火车赴苏联。由于父母工作学习忙，便把瞿独伊送一家儿童院。因独伊长着黑头发，年龄又最小，也不会说俄语，一些调皮孩子以为她是犹太人，常来欺负她……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开始收孩子，瞿独伊就转来了。她是入院的第一批孩子，也是第一个中国孩子。
        1929年下半年，儿童院又先后来了三个中国孩子。他们是中国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和儿子苏河清姐弟俩，姐姐苏丽娃比独伊大一点，弟弟苏河清与独伊同岁。另一个中国小女孩儿，比他们晚来几天，是著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和沈泽民的女儿。她叫张玛娅，胖乎乎的，圆圆的脸蛋儿，闪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看上去特别可爱好玩儿。继而入院的还有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蔡和森的女儿蔡妮，黄平的儿子黄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王毓峰的儿子王苏南……
        1932年夏，瞿独伊、苏丽娃、苏河清，被选派参加了苏联克里米亚的“阿尔代克”少先队员夏令营。这是当时苏联最好的儿童夏令营，除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来的少先队员外，还有一些外国儿童在这里度过有意义的欢快的暑期。[详细]

多数孩子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一决高低。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戴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战斗。[详细]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朱敏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表现得挺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但确实吓坏了。”
        当时，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后来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详细]

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些孩子中，一部分是在苏联出生的，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幼儿。但是在父母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儿童院的教育下，他们大多知道自己的父母或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1946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博等孩子们的回信中写道：
      “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1950年中国与苏联政治局达成协议：凡在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孩子们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在这块父母生长又为之战斗洒过热血的土地上默默辛勤地耕耘。[详细]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包括家庭观、语言关和思想观。赵绮莲回忆说：“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详细]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