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余，儿童院组织学生进行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小组，如歌咏、舞蹈、体育、摄影、无线电、车工、木工等，由老师辅导进行活动。这样，一方面陶冶了孩子的性情，使他们开朗活泼，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及多种特长，使他们健康地全面发展。
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蔡转、林莉、郑耀华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斯大林奖学金”。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培养和苏联人民的关怀下，中国学生都学有成就。当新中国诞生时，他们纷纷回国，以他们的专业技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苏联国际儿童院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大家庭。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又进行了几年的国内战争。战火熄灭后，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禁运”，经济恢复及发展极为困难。然而，他们仍为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后代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中国的孩子们，他们在祖国遭难、父母牺牲，即使是父母没有牺牲的也无法照顾他们的时候，幸运的来到这个大家庭里，和各国小朋友们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以儿童院为家，培养成了只知道有集体和我们而很少想到个人。中国的孩子大多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而其中又多是烈士子女，但他们没有“中共领袖子女”的概念。而正因为他们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后代，他们比自己的同龄人生活得更艰辛，道路更曲折，付出的也更多。
各国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极为关怀。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国际儿童院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苏联当局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向你们提供了你们身体和精神成长、教育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你们要善于珍视这一切……使自己成为坚强和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战士。”“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要记住，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列宁的老战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 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都曾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过孩子们。
季米特洛夫看望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时，还赠送了25辆脚踏车，令孩子们欢欣无比。国际儿童院的教员中，除苏联教员外，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如德国籍的、保加利亚籍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师哲、郑一俊、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张梅等人到儿童院担任教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红色贵族”，在列宁的故乡，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造就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和精神，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和发扬。
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些孩子中，一部分是在苏联出生的，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幼儿。但是在父母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儿童院的教育下，他们大多知道自己的父母或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1946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博等孩子们的回信中写道：
“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海外赤子纷纷归来。在祖国这块洒满先辈鲜血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添砖加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成长的这批中国孩子，长期受革命思想的浇灌，在生活道路上受到各种磨炼，造成了他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观和不怕困难、不屈服压力、一往无前的勇气。
他们回国以后，尽管在生活或工作中历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真理必胜没有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