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力克万难,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十年浩劫,中国终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全党纠正左的思想,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发展自此罕受政治风潮的影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后,改革开放顺势而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全会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详细】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详细】
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会上,洋跃进方针被否决,取代之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全会重新确定了正确的路线
全会重新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观点;重新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批判了个人崇拜。
加快平反冤假错案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起步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亮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春天里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等文革思想余毒,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全会进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增补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以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和进行制度创新为起点,开始改革开放之路。
[争论] 真理标准的讨论: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两种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前,叶剑英提出一方面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另方面要有点灵活性。由于中央要求大家“放开讲”,所以大家没有顾虑,讨论得很热烈,对一些问题的争论甚至是“面红耳赤”。邓小平的发言干脆利落,直揭问题要害,对“两个凡是”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花絮] 叶帅:不能把华国锋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处置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举国上下着实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两个凡是”作为“文革”的化身仍然压在各行各业跃跃欲试的人们身上,真理和领袖仍然浮在半空,普通人只能顶礼膜拜。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应有之义。
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后,中国人神清气爽地上阵了。这个国家从梦魇中醒来,我们不仅为西方国家震惊,而且为香港和澳门震惊,震惊于它们的富,更震惊于我们的穷。于是,知耻而后勇的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三十年多年后,人们庆幸地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的历史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