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追随费孝通脚印 成乡土中国社会变迁的经历者

　　大公网4月19日讯（记者刘蕊）采访费孝通的“书童”张冠生，是偶然也是必然。张冠生恰巧刚刚整理出《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书稿，其中有费老1997年夏在郑州谈香港回归的珍贵录音材料。他也恰巧到郑州松社书店做讲座，讲述费孝通先生一生亲历的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费老曾说过，他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张冠生引述了费老这句话，表示自己“作为费先生的书童，有机会追随费老的脚步，见证乡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段历史，并成为这个片段的记录者，不能不说是一份幸运。”.

张冠生

　　记者读大学时，第一次读到费孝通的“敬惜字纸”，莫名受到极大的冲击。自彼时起便时刻提醒自己，作为新闻从业者，更应“敬惜字纸”。费老的影响力有多大，由此可窥一斑。

　　张冠生在费老身边做了十多年助手，自谦是费老的“书童”。其繁重的文字工作要求他时时提醒自己，尝试从费老的角度看问题，用费老的思考方式去考虑问题，乃至用费老的语言风格去表述想法。而费老未曾看到的最近十多年中国乡村的新变化、新情况，他也尝试着去作些记录。

　　“费老用他的田野调查，用他的文字，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一直讲到这个世纪的开始。他肯定希望后人能接着把中国故事讲下去。”

　　费老“书童” 归还史料于社会

　　张冠生祖籍江苏，出生于河南。他对费孝通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母亲的家常话。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尊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大学者。

　　中国大陆高教史上，有个著名概念，叫“七七级”。张冠生是七七级的一员。考上大学后，无意中接触到费老的着作，觉得他的书特别好读。第一遍能懂一些浅层次的东西，再读一遍，能读出较深层次的内容。“后来居然有机会为费老做助手，一做就是十多年，那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张冠生说：“为费老做助手十多年里，陆续积累了不少资料，照片、底片、手稿、录音带、笔记等，其中文字量最大的是田野调查现场记录。这些史料应该归还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使用。”2014年夏，张冠生从民盟中央机关退休，开始整理这些资料。上海大学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专门为此立下课题。到目前，张冠生已整理出60余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并陆续出版了《田野里的大师》、《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等著述。

　　张冠生告诉记者，当年记录田野现场，包括用笔记，用录音机、照相机。凡是能记的，都记下来了，可他不善于归置，记性也不好，老是忘事。用笔作记录时，往往是费先生在某个场合忽来兴致，即兴说话，妙语连珠。这时候，若准备不足，就须临时找本子，或是找个纸片。当时是记下来了，过后随手一放，再过几天就想不起来在哪儿了。尤其是事先怕忘，总要找个特别的地方放。本意是避免遗忘，越是这样，后来越是难找。即便录音带，也是这样。

　　当时录音，用的是卡式磁带。磁带录好，写上时间、地点，来不及当时整理，就放个地方。磁带多了，曾集中到一个专用纸盒里。可是后来搬了几次家，连纸盒也找不到了。今年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张冠生说，1997年7月1日，费老曾代表民主人士参加香港回归的主权交接仪式。回到大陆后，在河南郑州一个文化讲座上讲过“香港归来话回归”，谈他在现场的具体感受。费老讲的“中国旗升上去，英国旗降下来”，“出了一口气，再争一口气”，说得很妙，印象很深，也录了音，放好了磁带。可是，最近打算整理的时候，磁带找不见了。一边整理其他磁带，一边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来，翻来翻去，不见踪影。无奈，只好求助于当年主办讲座的朋友，希望能提供他当时录制的磁带。过了一段，没等朋友找来，自己十九年前录制的磁带居然冒出来了。张冠生把这段经历当作“踏破铁鞋”的典型例子。

　　跟随费老脚步 继续关注乡土中国

　　80多年前，费老来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小住，本来为养伤，为出国留学作准备，但他在村子里看到了现代缫丝机器，看到女工在机器旁的劳作。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过渡的前夜，于是，费孝通借助养伤的时间作了社会调查，并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读书。“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在留学期间，费孝通写下以开弦弓村从传统农村手工艺向现代工业转变为素材的社会学经典着作《江村经济》。

　　此后60多年，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际遇都反复与这个无心闯入、并重新为其命名为“江村”的小村庄交织。从1936年到2002年，他前后26次到访，成为世界人类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田野工作案例。1957年他重访江村时，提出“农民为何比过去更穷”的疑问后，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学术研究条件。直到1980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才有条件重新开始社会调查。因此，费孝通把晚年学术研究成为“第二次学术生命”。

　　因为费孝通的追踪调查，持续解说，江村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该村的档案材料显示，从1981年到2014年，共有100多批世界各地学者到访研究。

　　作为工作助手，张冠生亦随着费老多次访问江村。有一次，他在村中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先后四代民居同时在一个画面出现。费老对这样具有人类学调查意义的照片表示赞赏，并具体指导他做社会调查的具体题目。

　　费老去世后，张冠生亦持续关注江村的发展变化，把江村看作中国乡村变革的一处现场。仅2016年，他便到江村去了三次。在村中“农民教授”姚富坤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费先生第一次去江村时和他合影的那个小男孩，他叫沈宝法，今年已经89岁了，费先生1957年重访江村时，沈宝法也在调查现场。”

　　“费老在《乡土重建》中曾写道，我们中国复兴的基地还是在乡村。张冠生认为，这句话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也没有衰减。

　　只是今天的乡土重建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严峻到有人带着疑虑提出问题——“乡村还能重建吗？”张冠生重复了这句话，并表示相信，中国的长远发展中，乡村健康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难处当然很大，但还是要带着希望和思考直面问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费老：把香港的事情做好 也借机净化自己

　　在本次采访中，张冠生还向记者披露了他已然整理完毕的费老“香港回归话香港”的内容。张冠生在整理中见证，费老的一些话，到现在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费老回忆在仪式现场，“一落，英国旗和香港旗下来，一升，我们的国旗升上去。

　　这个场面很感动人。我们出了一口气，还要再争一口气，就是今后香港要好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