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张励凡收到了侯文理来信，让张励凡到香港去。由于当时三个孩子年纪还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钱”，张励凡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张励凡带着三个儿女从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变故，原先的家财散尽，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从小家境优渥的张励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养活姐弟仨和老母亲。为了能够做饭取暖，当时6岁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单位大院外，捡没有燃尽的煤炭，拿回家烧火。收获的季节，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捡麦穗，补充家里的粮食。
1958年，张励凡因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被辞退，家庭没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念完高一便退学在家。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小儿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个夹膜。外婆把侯希勇带到街上的夹馍摊旁，指了指摊位上放的馍，“我以为她要给我买，没想到她指给我看看就拉着我走了，说看了就等于吃了。”
买夹馍的5分钱都拿不出，让当时9岁的侯希勇无比想念父亲。
1953年左右，张励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队，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湾执行任务。可是，这样的“组织机密”，一家人并不能对外人讲。
几十年来，侯希勇家的小区院子里流传着风言风语，说侯家的父亲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张励凡一直沉默，不作辩解。一回到家里，张励凡就会告诉三个儿女，父亲绝不会在台湾成家，“母亲说即使父亲成了家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亲。”
一家人因此获得的“海外关系”，也让三女儿侯希慧分配工作时一波三折，更让大儿子侯希贤在文革中被关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当这一天，一家人过节时，在邳州的侯希贤总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泪。
在西安的张励凡一辈子最爱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家人说，西安城里，无论哪家电影院在放这部电影，张励凡都会早早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
“她每次看都会哭，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父亲离开时不到两岁的侯希勇，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亲看电影时抽泣的背影，侯希勇总觉得心疼。“也不是没打听过”，侯家上下曾多次询问某部队，得到的回复是：组织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说完这话，张励凡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张励凡已年过耄耋，直到85岁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爷爷的消息。”侯文理的孙子侯海波说，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个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名曰“古寒窑”，相传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张励凡比王宝钏更惨，王宝钏一生命苦，可最终还是等来了薛平贵，“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爷爷早已经没了。”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