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问朱军哪儿来时间画画，他说早晨5点多就醒了，起来后就会用上午的时间画画。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朱军画作
董卿我们都搭档那么多年，而我和朱迅相互之间是以兄妹相称的，我们都姓朱。选择画这几个人的原因是她们都跟我很近，都跟我搭档，我对她们不用再去了解更多。
倪萍比我长几岁，但她真的就像个姐姐一样，从我进台，无论从业务上还是生活上她都很关心我，包括我当年评副高职称的时候她都特别关心。
杨澜是曾经央视的所有主持人里我认识最早的人，我就因为跟杨澜的合作才有了到北京来的可能。
“在我笔下的她们不再是星光熠熠，她们那么真实，多了一份善，多了一份美，可能还有一份幽默，但这就是我眼中的她们”，朱军这样描述自己的画《我的搭档》。除了画倪萍、周涛、董卿、杨澜、朱迅这些曾经在央视舞台上的主持搭档生活中的样子，朱军近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杜蘅情怀》绘画作品展还展示了自己画的花鸟虫鱼、家乡的康巴人物、临摹的古画，还有他的妻子。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朱军回忆起自己的拜师过程、习画心得，也谈到了对《艺术人生》面对各卫视综艺节目竞争的思考，并对青年记者同行们给出了“要善良地挖坑”的建议。谈到曾经的主持搭档们都先后离开央视舞台，朱军解释自己仍留在央视是因为觉得对人有用是挺幸福的事，自己除了主持以外绘画还有精力，教书、当领导就干不了了。
画家 朱军
为何拿起画笔
不甘心人生的大彩儿出尽了
新京报：你学画是如何拜范曾先生为师的？
朱军：我是在2008年拜的师。2006年，一个很巧合的机会认识了范曾先生，一见面聊得挺好，聊了哲学、历史、新闻，当然还有八卦，我就觉得老人家很可爱。一来二往时间长了，他知道我也画画，就说“拿张画我看看”。那个翠鸟我画小了，先生就用浓墨把那只翠鸟盖了后给我画了个大的，旁边写着：“朱军写翠鸟，太小，予改之”，那幅画我一直珍藏着。其实学习中国画有一个过程，我那时候拿起毛笔的时间还不长，写字比较多，虽然有素描速写的基础但跟中国画关系不大，但他还是给我那样一张画题了字，这对我来说还是挺鼓励的。
就这么时间长了，我就说能不能收我做徒弟，刚开始他没同意，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考验我。然后他就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比如临摹中国传统经典的画，我都一一做了，做完后他就同意了。过了几年我就问他：“你怎么就看上我了，我是不是特可爱？”，他就说了一句话：“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几次给你布置作业让我看到你也是愿意下笨工夫的人。聪明人愿意下笨工夫，那就没有理由不成功。”
新京报：在大家想象中作为主持人的工作是很喧嚣的，但画画相对来说很孤独，需要一个人长时间的独处，你自己是如何调节这两种不同的工作？
朱军：也许真的就是因为经历了太长这种所谓灯红酒绿、喧喧嚷嚷、红红火火的时候，内心其实特别渴望一份平静。所有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从内到外，从外影响内，对我来讲因为有十多年出尽了风头，得到了很多鲜花掌声，到了一定年龄，经历多了以后，你会开始躲避它。我会经常问自己，主持界几乎所有奖项我都拿遍了，甚至拿到了“终身成就奖”，我才五十岁，当你把这些都拿到，当鲜花掌声成为常态的时候，什么东西还能让你激动起来，让你泪流满面，人生的大彩儿真的已经出尽了吗？我觉得我不甘心。
当然也有一种办法就是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到了七十岁被别人架着也是一德高望重的播音主持艺术家。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机缘，再次拿起画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