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教父”
“大家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