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爱仔的“偏执型精神病”是如何确认的，刘水平对此回答说，主要还是通过谈话、观察等手段来予以判断。“判断是否偏执有个标准，就是看她做事情，是否影响她正常生活，是否影响社会公德。”刘水平说，邓爱仔一年到头在外上访，不仅把家庭抛掉，也损害自己的身体，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在刘水平保管的邓爱仔病历中，记者也看到了“神智清楚”、“时间空间定向力完整”等内容，但刘水平解释说，这也是偏执型精神病的一个特征，平时看起来很正常，但涉及到某一方面就非常偏执。
对刘水平所说谈话、观察等检查手段，新余第二医院董事长王国根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全世界所有的精神检查都是这样，没有特定的仪器。”
王国根表示，该院接收精神病或疑似精神病患者，有着严格的程序，包括由政府部门送来的，也都要有公安部门开具的“强制治疗”证明。在他的印象里，邓爱仔被送来时也有公安机关的证明。
但在接下来的查询中，负责精神科档案保管的该院工作人员并没有查到邓爱仔的这份证明。该工作人员确定地告诉记者，邓爱仔当时是由政府工作人员送来的，并没有开具公安证明。
“我要回家，不告状了”
镇政府证实邓爱仔不是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住院费用一直由水北镇政府承担
在新余采访时，一位接触过邓爱仔的精神病医生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邓爱仔确实有时有“多语”、“行为过激”等表现，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定她就有“偏执型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的典型特征是存在被害妄想，这些妄想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邓爱仔说的“离婚事件”、“眼睛被打”，目前还不能判定就是子虚乌有。
他认为，将“反复状告政府”的行为写进病历，作为判断其是否有精神病的依据纯属荒唐。但他同时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邓爱仔就没有精神病。对其鉴定及确认，应由具备资质的精神病专业鉴定机构来完成。
多年来，邓爱仔在精神科的住院及治疗费用一直由水北镇政府承担。对此，原副镇长施余华、现镇政府综治办人员也都向记者证实，每年由镇政府向医院缴纳的住院费、生活费及医疗费有四五万元。医院方面也证实，2010年实施“新农合”医疗保险后，每年镇里都会来人拿走邓爱仔的票据，到医保部门报销。
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为邓爱仔的事镇里花了有几十万元。2008年11月份也不是邓爱仔第一次住院，在此之前她就被送过精神科，但医院又让她出来了，“她又一天到晚地找政府告状、骂人，弄得人家不能正常上班，后来把她又送回去了。”
“我没有病，我要回家”———2014年4月19日，在会见室见到南都记者后的邓爱仔，向记者迫切表达她的请求。她表示，出去后，自己再不会告状了，“我能干活，我能种菜，别人有田，我给别人种。”
在20年前与前夫的婚史中，邓爱仔育有两女一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听说还生了两个小孩，我想出去看看我的外孙。”
大女儿生子的消息，邓爱仔说，还是去年儿子来医院探视时，她从儿子口中得知的。那之后她就更迫切地想出去，抱一抱自己的两个小外孙。在那次探视中，儿子告诉她，之前不知道她关在这里，要不然早就来了。这让她觉得在外面还有亲人惦记着她。
而这么多年来，据她介绍，儿子是唯一到医院来看过她的亲人。也只有那一次。
南都首席记者 占才强 实习生 王伟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