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策略
碰到砸锅卖铁来看病的，往往不敢接。
对立情绪的新一轮涌动下，医院的反制举措也成为关注焦点。
有网友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浙江一家医院的护士被病人打了耳光，其他护士静坐示威，打人者最终遭公安严处，医院则将其病历号、住院号群发所有医生，拉入黑名单。
这则看起来“大快人心”的消息引来了各种评论。有评论质疑，“公立医院是否有权力剥夺该患者未来的就医权？”也有不少医生为强硬的举措叫好。
中国最资深的医疗专家们也已经被一连串同行遭遇的血案震动。11月初，国内一家知名医院院长的讲话在全国同行中流传。讲话称，连篇累牍的伤医事件已不仅关涉医患关系，更是整个社会丧失道德与法律意识、互相仇视的必然结果。他号召同行们“回去一定要树立起正气”，“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外面的侵害绝不手软”。
矛盾由来已久，见诸报端的暴力只是其中最广为传播的部分。对执业不到10年的上海某医院的孙琦（化名）来说，治疗出现争议，“家属花个两万找人闹一闹，医院、科室赔个十几万”已成了“常规过程”，甚至悲观地总结，“利益面前很多人都是屈服的”。
孙琦曾接诊一例外地送来的小孩，憨厚老实的父母听孙琦详细讲完手术的高风险后，签字认可。孩子不治时，父母不见了，来了群“舅舅”、“阿姨”——人死了、签字者消失，来者都称不知情的状况屡见不鲜——在医院拉起横幅。尽管治疗没有任何问题，医院最终还是赔了十多万，其中一部分由科室承担。
令孙琦难忘的是，过了段时间，曾打过照面的“舅舅”竟带了个病人来看主任的门诊，“这说明什么？他们发自内心知道哪几个是好医生，但并不妨碍找你们要钱，我们还是得给他们看病，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曾救助过一位病人，也是知名大夫。手术后突发脑梗塞，从此纠纷不断，打官司，要赔偿，这位曾经的大夫甚至在霍勇的医院里住了三四年，“砸了办公室里一切可以砸的东西”。
吴明营遇到的场景更荒诞：一位熟识的医生嗅到商机，转行做了律师，走上了动员家属告医院的道路，“他更专业，更知晓治疗过程存在什么瑕疵”。
医患关系演变为一场博弈，医生们纷纷学习自保的技巧。
陈静瑜带领的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国内首屈一指，全球排名前八，但由于肺移植手术价格高达数十万且死亡率超过10%，可能出现的“人财两空”结果迫使陈静瑜在术前调查中慎之又慎。
患者配偶的签字已远远不够。陈静瑜还会与患者父母、亲近的亲友接触，取得尽量多的书面签字。“在中国，有时候书面了也没用，医生又要看病，又要掌握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碰到那些砸锅卖铁来做移植的，常常不敢接。”
宋冬雷将手术当天定为重要的交流时间，要求家属“尽可能多到一些”，在上台前尽量广泛、详细地解释风险，避免术后争执。
医生们大多认为，医保体系问题是形成这种荒诞博弈的根本原因。“国外病人还未病重就来做移植了，中国病人要到濒临死亡才来，毕竟大部分花自己的钱，如果失败了很难接受，”陈静瑜说。
宋冬雷认为，只要因病致穷的风险笼罩于医患关系之上，尖锐矛盾就难以消除。
不改革就出走
赵立众被刺后，他的一位医术出色的同学次日便递交了辞呈。
从一开始，于莺就对陈奇锐表示，在医院暴力这件事上，要尊严、要安全是对的，但根源在于医疗体制，要往这方面引导。吴明营给出的意见也是，要引发深入和理性的思索，推进体制改革。这一诉求被写进了公开信，获得几乎所有医生认同。
宋冬雷直观感受到改革的困难，是在与卫计委领导的座谈上。领导们都知道医疗体制要改，但怎么改、步子迈多大，并无定论。
常获热议的几个改革抓手都面对掣肘。公立医院普遍反对医生自由执业，认为会使管理困难，也对培养者不公平；医保覆盖短时间内难有大幅度改进，而医疗价格体系也是一时难以撼动——尽管药物和耗材价格“有很大空间能杀下来”，以提高服务价格。
一些无法改变制度的人，已经从改变自己开始了——出走。
云南的心血管病专家周乐今是出走者之一。他是从公立医院出走。自由执业3年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返璞归真重新回到了医生的本职。”
周乐今解释，自由执业后，自己像开饭店一样，完全调整成了服务的心态，再没遇到过从前司空见惯的医患冲突。
另一些医生则出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