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8点半，百余位医护人员陆续来到了院内的孙中山像前，自发排了队，度过静默的3分钟。
默哀同一天还出现在浙江、广东、湖南、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在各地由医生组织的默哀中，“拒绝暴力”、“医院暴力零容忍”等字眼频频见诸横幅。当医生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横幅时，一封带有这些呼吁的公开信也正在他们之间传播。
医学界网站总编辑陈奇锐没预料到公开信会引来这么大反响。他2012年初创办了这家关注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性网站，还在努力拓展影响力。王浩遇刺以来，网站对每一次伤医事件都予以关注，事态却并未好转。陈奇锐并不讳言其中疲劳感，他期待做一件“真正产生影响的事”。
10月28日傍晚，陈奇锐和同事拟出公开信草稿，共含6条意见，呼吁彻底推进医改、依法处理肇事者、推行医院暴力零容忍。公开信被发给了十余位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医生，希望得到10份联署、发起倡议。1个多小时后，他们就完成了任务。
联署在以让陈奇锐惊讶的速度进行。“医生群体的性格总体来说是保守克制的。”陈奇锐说。
47岁的宋冬雷是10位发起者之一。这位原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曾为赵本山的手术执刀，现在转投民营的德济医院任院长，感受着体制内外的不同。他将联署获得的响应比作“干柴碰上烈火”。
“大家感觉底线受到了威胁，肯定要爆发，已经到了一呼百应的时候，不在乎谁组织了，水到渠成。”宋冬雷回忆，此前有伤医事件发生，同行们也会在碰面时讨论，或通过微博、微信表达愤慨，但未曾有集体行动。医生们希望医师协会、医学会能有些动作，更希望公安部门能采取有力措施，但情况始终未见起色。2013年，仅见诸报道的伤医案件已有20起。10月下旬医疗暴力事件更是连续发生。
参与医疗纠纷处理近20年的李惠娟律师认为，医生被杀的随机化是从2012年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被杀事件开始的，“近两年过去只有恶化没有改善”。
6年前，陈静瑜担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听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将对医疗卫生加大投入、推进医改”时，深受鼓舞；6年后，他认为改革并无实质性进展，医患矛盾日趋加重。
在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中，曾有位女医生痛苦地表示，亲友对医生的处境缺乏了解，自己感觉很受伤害，“伤心只在我们自己圈子里头”。
没有沟通就用棍棒
女医生相约买了甩棍，时刻揣在兜里。同仁医院则在诊室备起了辣椒水。
十位医生的公开信发出那天，北大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照常开始门诊。进来一位东北病人，先是一鞠躬，声音也带颤抖，“已经等了两个星期，终于见到医生您啦！”
温岭的阴霾还未散去，“有这样的待遇”，让这位身兼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的医生有点不知所措。在接连的伤医事件后，对医患关系改善持悲观态度的顾晋一直选择面向大门坐诊，“害怕一转身，就被刀砍”。
这样的不安弥漫于医生之间。讲解防身术的黑带选手将中山医院医护人员遇到的攻击特点总结为“突发性”与“围攻性”，当他示范讲解保持距离、直视对方双眼和近身拆挡动作时，不少医生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曾经的受害者、北京航天总医院医生赵立众感受到的不安或许最为强烈。2012年4月，他被一位病人刺成重伤，凶手同天还割断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位医生的颈静脉。从昏迷中醒来的赵立众发现，恐惧与不安在医院迅速蔓延，推车的护工辞了职，一些女医生则相约买了甩棍，时刻揣在兜里。同仁医院则在诊室备起了辣椒水。
干了15年急诊的赵立众在伤愈后继续门诊工作，但不安和彷徨时常袭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院里这一年多又有四五位医生被打，而他每次出诊都焦虑恐惧，头发白了一半。
在哈尔滨，不到一个月前还有患者家属在王浩遇刺身亡的医院闹事，“他们大喊‘你们这些医生就该杀’”。
在包头，2013年1月被砍死的包钢医院医生朱玉飞仍如阴影，笼罩在医护人员头顶。“医生们现在都恐惧患者，对方音量一大马上就要道歉。”朱玉飞的实习老师王红霞（化名）说。接到急诊电话后，医生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先要反复核实对方是否有恶意。
“这样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从医二十余年的王红霞觉得现在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疲惫的时期，“每天只想着平平安安下班就知足了”。
绝望之下王红霞还开始劝说自己的学生们离开这个行业，“我告诉他们，老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们有本事的话趁早做别的去吧。”
“以前至少医生还是比较信任病人的，现在也不敢信了。”宋冬雷称，医患矛盾一半归结于信任问题。
信任的崩塌要追溯到上世纪。北京同仁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吴明营说，1985年毕业后的几年，医生不参与任何经济事务，医患关系简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快速市场化的医院逐渐失去了患者的信任。
在宋冬雷看来，医疗价格体系是其中关键，“政府投入公立医院最多20%，我们的公立医院其实都是‘私立医院’，政府又不肯抬高医疗服务价格，市场有自动的调节机制，患者就什么事都怀疑你拿回扣。”
“医疗价格体系不改革，信任永远建立不起来；没有信任，沟通就很麻烦了。”宋冬雷说。
沟通恰恰是顾晋眼中的医患关系关键词。作为医管局副局长，他曾对医疗纠纷做过系统调研，发现80%的医患纠纷不是医疗差错，而是沟通问题。
在国外执业的同学告诉宋冬雷，国外有些地方有规定，每位患者的诊疗时间必须在20分钟以上，否则医生将被投诉。考虑到详细说明病情所需的时间，他将之视为一项合理规定，但在人声鼎沸的中国三甲医院里，这几乎只能是美好愿望。有受访者称，医院一位女教授因为实在看不了太多病人，没有答应给一个男士加号，被辱骂了二十多分钟。
在沟通不充足、信任难以建立的情况下，实用主义倒是成了“最优”选择。
律师李惠娟一直坚持为医患双方开办讲座，近年来，讲座内容从教导医生们应对患者实行人文关怀、患者应更加信任医生逐步贴近“现实”——医生要尽量避免靠近门及背对门而坐，以免第一时间被杀害；诊疗时要注意患者精神状态，发现异常后要在不刺激对方的情况下尽快采取措施。
到了最近两周，医生们已开始直接向李惠娟咨询防身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