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义务做宣传工作”
她做的思想工作已经开始引起了丈夫和两个小姑子的抵触。
第一次卷入婆婆家的拆迁，是在2012年底。
正在上课的谭双喜从课堂上被校长叫出来，与裕南街道办的两个工作人员交谈了10分钟。工作人员说，作为一个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教师，谭双喜回去有义务给所有居民做拆迁的宣传工作。
在街道办来学校找谭双喜之前，拆迁工作的重要性，就已经通过一个高音喇叭，每天持续发送到谭双喜住处——拆迁正式开始之前，小区里就安装了喇叭，反复播送着拆迁政策。喇叭声音很大，并且每天播出的时间越来越长，连隔壁不拆迁的颐美园社区居民都开始投诉。
因为担心喇叭影响到女儿学习，在高音喇叭第一次出现晚上播音扰民后，谭双喜找到拆迁指挥部。但她得到的回复是，“以后二十四个小时都要叫，你们这边还算客气的。”争执中，谭双喜指责指挥部工作人员就像“日本鬼子”。
从此，她就在拆迁指挥部“挂了号”。
接下来的周一上班后，校长告诉她，教育局里打电话来了，说“你昨天在征收工作中起了不好的影响”，时任校长熊华辉并委婉地表达，不要因为这个事影响了工作，局里头的意思是，如果还要有“不好的影响”的话，就不能来上班了。
有一天晚上，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没关喇叭就下班了，直到12点多播放还未停止。大批被噪音折磨的居民从楼里出来，聚到一起，穿过他们熟悉的迷宫似的砖瓦堆与弃房，前往拆迁指挥部论理。
那次集体找指挥部论理，谭双喜也参与了。“第二天，熊校长说我，又起了不好的影响，”谭双喜回忆说，“熊校长说，局里（区教育局）的意思就是（不能好好协助拆迁就）让你回去。”
学校的压力让谭双喜极其为难：她没办法代婆婆做主，甚至她做的思想工作已经开始引起了丈夫和两位小姑子的抵触；她更无法对抗拆迁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