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5月9 日， 一个广告牌上清楚地标出了北京学区房的价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人情的社会里，作为其中一员的校长也经常有一种无力感。“递条子、打招呼的人确实太多，我们也没办法。很大程度上，学校和校长都被社会绑架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无奈地表示。因此，每到升学季，他经常是“闭门谢客”。
有专家指出，校长很多时候是在躲着家长，因为任何一个校长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家长的愿望，又不愿意得罪人，只能一躲了之。对此，姜源感触很深：“学校只能解决教育自身的问题。我可以努力解决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安排、学生德育的事情，但跨出了校门，校长们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社会风气的问题，必须靠全社会的努力。”
教育均衡发展是根本
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均衡发展做了全面部署。这个“意见”主要强调了5点：一是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使每所学校都能达到国家办学标准，成为合格学校，让家长、学生基本满意。二是均衡配置校舍、图书、仪器等办学资源，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实现区域内公办学校教师校长的合理流动。三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施学区化管理，鼓励集团化办学。四是办好一批优质民办学校，为家长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多样性需求。五是规范办学行为，落实好免费就近入学政策，严格禁止以奥数成绩等特长和收取费用等办法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升学与入学的依据。
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举措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了获取权威资料，本刊记者联系了教育部。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工作计划和时间的关系，暂时很难安排当面采访。经过一番协调、沟通，他给记者发来了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撰写的一篇2.5万字的长文。
文章提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最直接、最现实、最优先的领域。”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一直很重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文章有数据显示，到2015年，“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要达到65%”；到202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95%。
此外，文章列举了北京、福建、山东等地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合理配置教师资源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也承认，“当前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破解难度更大”，如部分地区在认识上还不到位，部分地区教育资源保障水平不高。
为了具体了解北京的情况，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市教委直管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希望进一步得到北京市的相关数据。研究院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数据，数据在教委，而且需要专门批准才能提供。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教委，在对方的要求下，记者提供了记者证、采访函等。对方仅在电话里让记者“等着”，便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未得到任何回复。
记者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得到的直观感受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尚未根本好转——“权择校”、“钱择校”等行为依然存在，就近入学的政策举步维艰，学区房房价仍在疯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根本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想要消除校长身上的“牛气”自然很难。
教育特权要废除
存在于教育系统中的各种特权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废除学校选择学生的权力。”储朝晖说。在他看来，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学校代表政府履行家长对学生服务的义务，因此，选择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家长、学生手中。可现在恰恰颠倒过来，选择的权力在学校，尤其是相对少数的重点学校。这很容易导致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和家长、学生之间的不平等。但他也提醒，虽然取消学校的选择权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是好事，但他们并没有发言权或相关的决策权，所以，取消学校的选择权，本质上是对一些“手握特权者”的挑战，其中既包括学校领导，也包括和学校进行利益交换的其他实权派。因此，难度相当大。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在储朝晖看来，关键是要切断政府部门和学校间的利益链，改变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教育的现状，形成可以实现均衡的机制。“这就好比‘分粮食’。如果一个生产队分粮食，由一个人进行分堆，并规定主持分堆的人只能最后选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他在分堆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分均匀。同样，如果让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官员的孩子最后选择学校，或许一两年之内成效不一定特别明显，长远来看，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除了废除特权，还要从管理制度、评价制度这两大支柱入手，双管齐下、对症下药。
“在管理制度上，首先需要实现管办分离。”储朝晖说：“1950年后，中国就建立起政府包办学校、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管理对象的数量不多时是有效的。一旦管理对象开始增多，其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学校的主体地位丧失，责权分离，师生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强力压制。1985年后，中央决定对教育放权，但20多年来，这个问题仍未能真正解决。只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而非单纯依靠行政指令行事，教育才能办好。”
从评价制度方面来说，则首先要走出教育评价体系的误区。当前，人们通常会依据升学率等指标来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储朝晖直言：“这样的判断标准显然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中，评判一所学校是好是坏，关键要看它能否将每一个学生都教好，而不仅仅是学校培养了多少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个人、社会都需努力
在制度层面之外，个人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部分校长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扭转推波助澜的社会风气。
从校长个人的角度来说，建立、健全校内外监督制度刻不容缓。香港培正中学校长叶赐添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许多内地朋友跟我说，做培正中学的校长，你发达了。我说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曾有人跟我说，我捐100万元给你学校，给我一个位子。我说，我们不能滥用这个权力，因为香港不容许购买学位，而且有廉政公署监督，所以我们绝不会为了录取一个学生，而把自己的前途搭上。”相比之下，类似的监督机制在内地的中小学严重缺位，亟须正视。
校长的选拔机制也需要更加健全。储朝晖介绍说：“目前，我国公立中小学校的校长基本上都是政府委派的，虽然名义上不是官员，却具有官员的内质。在教育系统中，校长是具有一定权力的自然人，职位不高，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还是容易导致职务腐败等问题，很多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一个土皇帝。我到很多学校去调研都曾遇到同样的情况，校长召集老师们开座谈会，教师们一言不发。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他看来，其他一些国家民主选举校长的机制更容易选出个人品格和能力好的人选，也有利于监督。另外，在目前情况下，校长们自身也需树立起责任感，认识到教育事业的高尚。作为校长，手中掌握着国家、社会赋予的资源，自己不能在人们的追捧中迷失，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追寻自身利益的工具。
从整个社会的风气来说，民众需要认识到学校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姜源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家长并不真正了解和懂得教育。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家长应该把自己孩子送到适合他们的学校，而非一味追求名校。中国有句俗话叫‘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用到教育里一样有道理。如果孩子的学习能力暂时达不到名校的要求，而家长又把他送进名校，孩子的心理很可能因为跟不上进度而受到打击，反而不利于学生发展。”
实际上，普通学校这些年来的发展势头也相当不错。“从基础教育的角度来说，民众心中的名校多是根据舆论炒作，学校之间的差别真的不大，满足学生的发展没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学生自身。”姜源说。记者的一位朋友也说：“我周围有不少人的孩子，就近读了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最后他们也都考进了全国最顶尖的高校。孩子的成绩，关键还是在自身！”
而储朝晖更是直接指出，只有当整个社会风气得到扭转，教育才有可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教育发展正常、规范之后，北京中小学名校校长自然也就失去了“牛气”的基础，他们走出困境，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会让教育走上更加公平、健康的轨道。（《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