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的成长环境看起来比较单纯，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对这些环境一开始就适应么？
李开复：我觉得还挺适应的。我的职业生涯碰到多次类似政治运动的事情：第一次是我离开微软之后的事，那次我面临莫须有的罪名和扣帽子的作风。当人急了，为了胜诉、名声、利益，就会做一些事让你掉进陷阱，报纸、媒体上各种各样虚假的报道，说我拿了一两百万美元的酬劳。那一次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时感觉全世界都要毁灭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巨大的挫折。
人物周刊：你到中国这么多年，先在微软，然后谷歌、创新工场，再到微博，每一个阶段认识到的中国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开复：每一次都是巨大的信息爆炸。在微软真的只是在做科研，到处受欢迎，因为产品都不错，我们就是把最新技术带来教中国年轻人，帮助他们写论文、做研究、出国、出名、读博士。比尔·盖茨又很喜欢，而且是全球大公司。
人物周刊：谷歌就不一样了，进入中国的时候，和政府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开始频繁和政府打交道？你怎么找到平衡点？
李开复：我要一边学习，一边保护我的团队，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打造出好产品，不被价值观的争执过分影响。我开始去理解中国政府的结构。在谷歌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常委。在微软的时候我只了解科技部、教育部，到了谷歌我才知道一大堆管理我们的部门，知道意识形态是怎么回事，谁是负责人，开始逐步了解意识形态。
人物周刊：在谷歌时期，你开始了解中国政治的运转？
李开复：对，那时候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不同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利益。
人物周刊：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上，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李开复：只能说中国强大了，很多人自信了，对国外的盲目崇拜降低了，这是社会认知的理性改变。但是过去不理性的，甚至愤怒的、脏话这一类的，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帽子。但也就那几个帽子可以用，反复给别人扣什么“汉奸”、“美分”，还有“带路党”等等。
人物周刊：美国留学和工作的背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李开复：我认为整体是正面的。15年前的美国留学博士、微软副总裁，可能会被一些人崇拜。现在中国的企业确实强大起来了，15年前腾讯（的规模）只是微软的很小一部分，现在可能是微软的三分之一，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从创新工场开始，我的国外背景就不给我加分了。你甚至会质疑大部分活在外国的人能在中国创业吗？能在中国成功吗？从创新工场开始，我就已经不在乎所谓外国的光环，如果它重要的话应该对我有挺大的伤害。差不多在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不在乎。我的名片上面连博士都没有了。很多人都说博士头衔很重要，但我觉得不重要，我就是我。
人物周刊：你是否感觉到本土企业家有种草莽气息？
李开复：有，这种气息在有些例子就可以看到，你看周鸿祎、李彦宏，谁怕你外国公司来，你来我把你打跑。这些人有这样的自信。但是也不是每个都这样，王石、潘石屹，他们就没有，谦虚学习，觉得国外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管理、体制等等都是值得咱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