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李金依然开心，因为李阳在三个孩子面前认了错，虽然有些含混过关走形式。“我要让孩子们知道，爸爸打人是错的。”
李阳偶尔仍会给李金发来威胁短信，在律师和反家暴专家的指导下，李金每次都会到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警察有时以没时间或护照问题推托，但李金都会耐心等待，最长等了两个多小时，她还会搬出法律给民警看，“中国法律规定，威胁别人是犯法的。”李金报案的记录也成为日后申请保护令和诉讼离婚的证据。
向谁求助
2013年2月3日，北京朝阳法院判定，准许双方离婚，李阳支付三个女儿的抚养费以及1200万元财产，同时认定李阳家暴成立，赔偿李金5万元精神抚慰金。根据李金的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禁止李阳殴打、威胁李金。这也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北京市法院发出的首个“人身保护令”，虽然受保护的，是个美国人。
不少受暴女性认为是因为李金的外籍身份才得以申请成功，李金不以为然。“我都是通过法律争取来的，并不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想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受家暴女性树立一个榜样。”
著名性别学者方刚将他所主持的2011年度性与性别维权人物奖颁给了李金。“她的贡献在于，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关注和警惕家暴。”
但李金的模式似乎又难以复制，她勇敢坚强，内心强大，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是中国受暴女性很难做到的。”方刚在颁奖点评中说，此事件中执法机构囿于制度和经验匮乏，对李阳行为无法制裁，反而对李金造成伤害。
其实，这是女性维权的现实的困境，当遭遇家暴到底该向谁求助？打110报警，警察以家务事为由袖手旁观；找居委会诉苦，常被奚落；寻求父母帮助，既怕父母担心，有时也无济于事；求助于公益机构，仅是权宜之计，而无法获得持久的庇护场所。
红枫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对此颇为无奈，她数次为张梅做心理辅导，也接到过多个类似的家暴求助，“我能告诉她们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带上钱，逃到安全的地方。”
女性渴望维权，又担心“家丑外扬”，当警察真要带走丈夫调查时，很多妻子不同意。“女性在维权过程中心态纠结，传统文化中灌输的是温柔贤惠，却没有认识到家暴是侵犯人权。”方刚解释说，来自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支持系统极为脆弱，女性在寻求救助时就显得捉襟见肘。
尽管保障女性的法律不少，但仍有法难依。这些法律只是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条文之中，缺乏操作性，无法对于施暴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约束。早在数年前，红枫中心就曾向全国人大提交了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建议，王行娟还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递交相关提案。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但至今没有下文。
除此之外，施暴和受暴双方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方刚团队正在研究“辅导令”的可行性，即施暴者被举报后，由公安机关出具强制参加反家暴辅导的单据，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家暴是父权文化的体现，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越发清晰。”方刚对于反家暴前景表示乐观。
如今，张梅学了理发的手艺，在北京顺义开了家理发店，她希望让更多受暴女性从她的个案中吸取教训；李金则热衷于反对家暴的各种公益活动，宣传反家暴的理念，“反家暴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