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
在司法与媒体途径维权受阻后，
上访成为冀中星家最后的手段，但这一次去北京上访，冀中星的家人并不知情。
实际上，直到当天晚上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远在内蒙古一家酒店打零工的冀中吉才知道弟弟冀中星又去了北京，而且出事了。
冀中吉赶忙给家中的父亲打电话，父亲告诉他，昨天起来，“发现桌子上留了个条子，人不见了”。
冀中吉说：“我立马愣住了，不相信这是自己亲弟弟干的”。他坐在马路上接了一夜的电话。尽管疲态尽现，他依然大声坚称弟弟“是没有办法被逼到这一步的”。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就想这事情咋解决，咋办呢?他身体怎么样了?我要不要去北京呢，让去吗?”
冀中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了怕弟弟闹事，当地政府曾把轮椅收了，像看犯人一样看在家里。
他回忆，此前弟弟也曾去北京上访，之后被村里人领了回来，东莞方面因此给了家里10万元的“救助”。
冀中吉告诉记者，自己不识字，当时东莞来人说要给8万元救助，一开始他们家不愿意，对方就表示可以再给两万元，给了之后让签字，“我不认识字，我弟弟还是谁签的，签完字以后，立马改变态度，说你们签了字以后就不要闹事了。”
这上访所得的10万元并没有改变冀中星一家的生活状态——大部分钱都用来还此前欠下的医药费了，剩余的一部分被拿来买了一台电脑给冀中星消磨时间。
冀中吉比弟弟大两岁，但他已经很久没有跟弟弟有过深入的交流，他想不明白弟弟怎么去的北京。毕竟，自从弟弟瘫痪后，冀中吉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弟弟、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都需要冀中吉养活，外出打工挣钱才是这个中年男人生活中最优先的考量。
在哥哥的印象里，出事后的冀中星整天都闷在家里躺着，偶尔家人会把他抱上轮椅转转，不见有什么朋友来找他，每天的时间都通过玩电脑游戏和看电视来打发。
爆炸的那一刻，吴贤德还在出差回郑州的火车上。随后记者电话接二连三打来，直到他的手机 耗尽了电量，“数不清有多少记者，全国各地的都有。”
当他到家打开电脑，已有50多人申请加他QQ好友，大部分都是记者。
“当年，如果至少有一家媒体关注……”吴贤德有些遗憾，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他把冀中星的遭遇发往各个网站，却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有的文章还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