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除谴责外应反思制度缺陷
这些年，新闻不时爆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开车撞人后逃逸、帮扶摔倒老人惹上官司……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只有59.7分，只有三成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
浙江人文大讲堂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分论坛，复旦大学教授高国希跟浙工大的学子们一起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孔子、孟子、苏格拉底、康德、制度、公共政策……高教授的讲座，仿佛让人置身大学课堂，撇下舆论场上热血沸腾的抨击，心平气和地带着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高教授的讲座，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说起。他说，重建道德，可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难题。
当今社会的道德难题
是敬畏之心没有了
有个英文单词“modern”，中文翻译成“近代”或“现代”。这是和“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独立，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附于家庭。
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依附关系，是一个身份社会。比如在西方，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在中国，人是依附于家庭的。作为家庭成员，你得为家庭服务，服从于大家长，所以古代有“株连九族”一说。
《白鹿原》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有什么问题要裁决，一大家子到祠堂里开会，族长说什么，下面的人就要服从。
但是进入近代，这些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天然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这样，传统的天然的联结纽带没有了，人们以彼此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为基础，使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交易。
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句话其实反应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因对“神明”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
丹尼尔·贝尔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旧的支点没有了，新的在哪里？敬畏之心没有了，良心问题由谁来裁定？这是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
缺少成熟的公民
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坑蒙拐骗一次就别想再立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受到惩罚。
从传统到现代，信任的基础变了。
传统社会里，族长、教会说了算；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威，社会运行的规则谁来制定？这个责任，落到个人头上。
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理念，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大家对公共事件提出意见，表达看法，形成共识，社会就有了规则。所以现代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拥有自主性、理性化、自律化的品格，否则规则难以维持良性运转。
很多概念，现代、公民、权利等等，从西方引进，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但对“人”的理解，中国公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觉醒。
我们常说，当代的中国，高扬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但敏锐的学者已经看到，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
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高扬了“主体”意识，个人价值判断的唤醒与强化，势头汹涌，结果反而使良知与底线没了，这怎么解释？
“高扬了主体性”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丧失。我们没底线，是我们缺少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唤醒。“觉醒”，那是表象。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说的“超越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还远未成熟。
英语公共“public”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有两个词源：一是“成熟”：从自利到超越自我而理解别人的利益，它包含了一种能力；二是“共同”（common），“关心”（care with）。
如果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情怀，就仍然是没有成熟的。今天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可能就是这成熟的公民，欠缺的就是这点公共性。
没有法律保护
好的德行是脆弱的
南京彭宇案之后，很多人开始呼吁通过立法处罚那些见死不救的路人。
其实道德无需立法保护，但维护道德的人却需要保护，《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
“好撒玛利亚人”出自圣经，意思是，助人为乐不求回报的好人，有点类似于“活雷锋”。
《好撒玛利亚人法》是给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为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
这是一个免责条款。有些国家甚至要求积极作为，而见死不救要承担责任。
戴安娜车祸事件中，现场记者被调查第一个电话是求助救人还是向通讯社抢报新闻。
有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极不道德的事件，到底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面对肇事逃逸、二次碾压等事件，道德谴责之外，也应该反思制度设计的缺陷。
立法原则实行的是补偿性赔偿，而不是惩罚性赔偿。我对你造成什么伤害，误工费、交通费多少加起来赔给你，看不到道德的考量。这其中的法律精神、立法原则都值得深深思考。
一种道德体系，想让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需要制度的支持；反过来，我们的道德观也要在制度中有所体现。
结合情景的道德教育
作用可能更大
制度建立了，并不是自己就能运行，好的法律必须要有好的品性来支持，制度只是面上的框架，真正的支撑还是道德的根基。
这个根基怎么来？必须要培育。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有一本书《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他在这本书里说，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他在书中写道。
所以，德国用了很长时间，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过程中，灌输一种全社会认可的道德观。
中国人富起来了，也一直想要提升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被国家多次提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也从未间断，为什么收效不容乐观呢？
我们的道德教育，要么不食人间烟火，要么罪不可赦：英雄很高大，高不可攀，没办法学；警示教育中，则是一个个大贪手里多少房产、贪污多少万，大家觉得是远在天边，跟我没关系。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道德教育依然有不少缺陷，那就是缺少日常的、贴近思想实际、入心入肺的东西。
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公务行政机关，有伦理咨询官这么一个岗位。比如这个公司不允许行贿，但是到一些国家可能不行贿就无法开拓市场，这时候该怎么做？遵守公司制度还是入乡随俗？咨询他们。
反观我们的道德教育，缺的正是这种日常的道德教育。比如药家鑫事件，我们的学校是否有对年轻人宣传生命永远是第一位这样的理念？结合情景的道德教育，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