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就业季？
李炜现在有份临时性质的工作，在帮高中时的学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艺术比赛四川赛区的活动。刚结束的成都赛区的比赛，让他赚了几千块钱。
可是对于未来的正式就业，他还想再等等看。
对于李炜在就业求职上的犹豫不决，胡瑞文给出了一个令他不禁心寒的判断：“今年不是最难的就业季，有些学生今年不就业，想等到明年，而再加上每年多出10万的增长量，这个叠加的过程会使得2014、2015年就业更难。”
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将超过4100万人，届时18至22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接近或超过50%。
“这一数据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如果这个大环境不去认识它，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期望值不调整，就业难还将持续存在。”胡瑞文说。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能让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带来的挑战是，大学毕业生找到合适的理想的岗位将很困难。研究显示，未来十年，中国大学本专科毕业生增量总计9400万人，只有一半毕业生能到“白领”岗位就业，剩下一半要到“蓝领”和“灰领”岗位。蓝领将是大学毕业生新的重要的空间，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人就业的需要。
对此，李炜多少显得有些坦然受之，“我感觉现在难就是难的，没有办法，教育产业化于我受益，于就业不受益。”
不过，相对于李炜这样的二本毕业生，中职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在今年却略呈升高状态。
陈昕(化名)是北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学校招生对象是在京农民工的子女，经过两年严格的职业培训后，这些学生都成为用人单位的“抢手货”。
陈昕最近在忙一件事，劝今年毕业的学生“不要挑花了眼”，毕竟总体就业形势还是严峻的。“昨天上午刚刚照完毕业照，很多学生没有签劳动合同，是因为他们手头都有几个offer，没有做好选择跟哪一家签的决定。”
有些用人单位为了留住陈昕学校的毕业生，可以给到每月2500-3000元的底薪，包食宿，还给上社保。
陈昕学校的中职毕业生们，在今年的“最难就业季”中，跟“李炜们”求职的艰辛形成鲜明的对比，单纯用高校扩招似乎很难解释。
“‘就业难’并不是扩招本身惹的祸，在我看，还是学校自己出了问题。”北京一所高校负责人分析说。过去几年，国内许多高等学校不安于现有层次，突出表现在学校制定的五年、十年规划中，将升格和拔高学校层次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目标。
不少老本科院校争相更名大学，出现了研究型大学热、综合性大学热、一流大学热；许多新建本科院校热衷于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竞相升本。
长期从事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伯庆对国内普通高校近年来的一个变化记忆犹新：
早在2008年左右，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出口受挫，国内大学生整体就业率曾有过波动，但随着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后，就业率随即出现稳定持续上升。
中国的高校开始盲目乐观，占高校数量80%的新建二本、三本、高职高专院校中，有很多的学校开始大谈“博雅教育”，把自己扮成一个北大的追逐者的角色，而忘记了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大背景下才能有读大学的可能性，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了，今年的所谓‘最难就业季’，高校应该反思自己的责任。”王伯庆说。
李炜所在的学校，也是扩招后学校升格的产物。这是所重庆市政府主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其前身是当地两所师范专科院校合并而成，2001年升格为本科院校，2005年4月才更名为现在的重庆A学院。
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新阶段，占高校总数80%的普通院校如果继续照搬985、211的办学思路，培养人才模式，那么留给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们的就业之路必将越来越狭窄。
“现在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痛下决心，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大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时候了，如果不调整结构，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峻。”胡瑞文说。
好在对于这个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亦有体认。在今年年初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2]11号)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具体而言，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强就业状况统计、分析和监测预警，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定、质量评估、经费投入、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调整、班子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把就业状况作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重要指标和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核心指标。更明确提出，“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而有知情者透露，在不久前天津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分管教育的中央领导明确表示，未来将把部分地方高校和应用型高校退回到职业院校序列，年内还将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李克强总理会出席”。
《“被绑架”的就业率》
打开电视机，央视的几位当红主持人正在做一档公益节目，主题就是“毕业生就业”。主持人们满脸热情现身说法，显然，他们想让荧屏前的待业青年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熟悉中国官方文宣手法的人都知道，但凡喉舌媒体猛灌“心灵鸡汤”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已成全社会关注焦点。
还记得上个世纪末，全力推进国企改革，上千万职工下岗再就业时，电视台上最热播的歌曲是什么？是刘欢声嘶力竭唱着的那首《重头再来》。
主管部门官员透露，至今年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28.24%，其中研究生36.59%，本科生26.6%，专科生16.84%。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99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
“年年都说难，今年赶上这拨，学校通知不断，要对接企业，要发布信息，我们‘压力山大’啊。”天津一所高职院校的就业办主任抱怨说。
在采访中，也跟过去熟悉的高校负责人联系，电话里一开始聊的热火朝天，可问题一转到打听他们所在学校今年就业率的时候，对方马上口风一变，“现在太敏感了，咱不谈这个话题好吧，等过段日子，统计结果出来之后再说。”
其实，不仅高校就业办老师压力大，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都处于焦灼状态之中。
前不久，笔者跟北京一所区级重点学校的高三毕业生聊天，他刚参加完今年的高考，理科生，报考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系。在得知笔者是做教育政策报道的记者时，这位刚满18岁的青涩小男生，腼腆却又非常认真的请我分析：“你看今年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那么难，我这个专业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别一毕业就失业回家啃我老爸老妈吧？”
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让还未读大学的孩子都开始琢磨大学“就业率”这点事。
采访中，有一位采访对象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每年毕业时统计高校学生的就业率？抛开一系列高校考核的因素，单纯从就业率统计本身，这个时候统计是否科学？”
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这位采访对象进一步跟我讲，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在各国都属于天然的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在欧美国家成熟的就业率统计方式是，在这些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再做统计，往往那个时候的就业率要较前者至少提升30%。
“大学生就业是逐渐消化的，可我们很多主管部门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包分配’的老思路，强调7月1日毕业时的就业率，”这位受访对象说，“他们被就业率所绑架，也绑架了就业率。”
(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