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形势严峻
“结构性”就业难
李炜最想做的，其实还是记者。
回想自己当年高考时选择广播电视新闻这个专业，在他看来，更源于自己心底的东西，“想为某个群体说话，记者不是伟大而是需要”。
李炜的同班同学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学传媒专业却很难成为一名记者。“我们班里能进媒体的也就三四个人，有一个还是靠家长的社会关系。”李炜说。他指的是一个老家是太原的同学，毕业后凭借父母关系，进入太原电视台。
其他凭自己面试进入媒体的同学，都在重庆本地的小媒体：有一个在永川区，做了《重庆晨报》一个专刊《永川读本》的记者；另一个留在了潼南县电视台。另外一位女同学，参加了当地乌海电视台的招聘，毕业前夕刚从内蒙古乌海赶回来，结果不明。
在李炜感叹“进一家媒体到底有多难”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同学则在湖南卫视[微博]都市频道的一档新闻栏目里做实习记者，苦熬等待结束自己漫长的实习期。
王平(化名)在年初投了十几份简历给各地的电视媒体，只有湖南卫视都市频道下属的一档民生新闻栏目给了他面试通知。对方在电话里告诉他，“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的实习情况。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直接走人。”
即便如此，王平还是从重庆赶到了湖南长沙，牢牢抓住这一个仅有的成为电视记者的机会。从年初到现在。王平在电视台已经实习五个月了，电视台的考核机制是像他这样的实习生，每个月必须要达到播发26条新闻的最低考核量，但仅仅做够26条没有一分钱的薪酬，只有做到27条，才会有每条100块总计2700块钱的工资。
幸好电视台还算关照，给他安排了宿舍，减轻了王平的一些经济压力。他现在每天就是拼命工作，赚够生活费，争取多发片子，苦熬等待机会。
不久前，制片人向他透露，在10月份栏目内部会有一次投票，如果票数过半，王平有望获得签正式合同，尽管只是电视台内部最低档次的“栏目聘”。
即便如此，王平也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能够进入到一线媒体去工作。
而在胡瑞文看来，王平和李炜试图进入媒体工作时所遭遇到的艰辛，是因为他们在读一所普通二本院校这个错误的前提之下，犯了第二个错误——选错专业。
“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学生学新闻，可以这么说，现在全国高校新闻专业的在校生，如果毕业后都进入到媒体，就能让现在所有在岗的新闻记者全部下岗。”胡瑞文说。
他并非是“危言耸听”，在其主持的国家级课题报告，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1998年全国高校开设新闻系的仅有70余所，总招生人数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国已有500多所学校开设新闻系，招生人数达75000人。中国的新闻媒体岗位有多少？2000年，新闻记者14万人，播音主持7万人，两者总计21万人；2010年记者19万人，播音主持减少到5.6万人，两者总计24.6万人。
这也就意味着，十年时间，传媒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可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却增加了12倍，显然像李炜这样的新闻系毕业生很难进入到正规的新闻单位，他们是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学校招生没有考虑有多少岗位可以供应，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招生的盲目性、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大家一看热门了就都去设置，”胡瑞文分析说，“这就导致了‘结构性’的就业难”。
胡瑞文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大学生，他记得自己当年读大学时，全国仅有人大、复旦[微博]、武大等4所大学有新闻系，而现在则是新闻系遍地，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了这个“热门专业”。
李炜所在的重庆A学院也是如此，其就读的文化与传媒学院是从2000年才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到现在已开办了包括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等6个本科专业(方向)，在校本科生规模达1500人。
学校就像一座开足马力的机器，年复一年生产着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当他们带着满腔的新闻理想推开校门走出社会时，马上会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无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残酷的就业冬天。
而胡瑞文发现，不仅是新闻专业，包括管理、艺术、医学、教育等国内普通高校热门开办的专业，近年来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
2010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增长为1998年的6.3倍，但与扩招前相比，12个学科大类中，招生增速超过平均数的有：管理学(11.9倍)、艺术学(11.2倍)、医学(7.1倍)、教育学(7.0倍)等。
具体到学科中类专业，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专业则是高校专业过多重复设置的典型。
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有568所本科院校、近千所高职院校设置和招生，年招生规模高达50万人，严重供过于求。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会计岗位从业人员840万，比2000年减少了30万人，但十年间，会计专业招生规模却增长了12倍，供求严重失衡。
那些不幸就读于上述专业的“李炜们”，毕业之际，等待他们的就是一片求职竞争者的红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