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陷入“产业”怪圈
杨涛和黄石的经历在2013年699万大学毕业生中并不是个案。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被迫注水，走出学校找工作时的无奈和茫然，种种就业怪像让一些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大学扩招”。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家相关机构，要求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教育部的一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称为《计划》）正式启动了高校扩招。
10年之后，杨涛和黄石也成了这个扩招计划的受益者，但随之而来的，是就业压力变得更为沉重。
数据显示，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幅达47.4%。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相当于每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人可以上大学。14年来，这个数据直线上升，最终达到2013年的699万“峰值”。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增加，未就业毕业生人数也开始暴涨。
2001年，扩招前最后一届本科生完成学业，未就业人数达10.4万；2002年扩招后的首届专科生进入就业市场，未就业人数达26.7万；2003年扩招后首届本科生毕业，未就业人数达56.3万。
从10.4万递增到56.3万，14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递增态势。2006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破百万大关，达123.9万。
有专业人士更是预测今年将破两百万大关，这意味着每7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就有2人找不到工作。黄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据他估计，未就业比率还要更大，因为据他了解，班上还有一半同学仍在找工作中。
“扩招后毕业生人数剧增，市场反应却没有那么灵敏，并不能马上有效配置和接纳那么多毕业生，专业需求方面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显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昭晖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却不赞同“市场反应慢”这一说法。“按照这个逻辑，14年了，市场该反应过来了。”
黄石总觉得自己就是“大学扩招”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扩招，即使考不上大学，说不定现在也已经找到了工作。被“扩招”进来的他，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最后找到的工作或许还不如他的高中同学。
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则用数据证实了黄石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造成今年699万大学生难就业的原因，人口基数庞大约占10％的影响，另外90％的责任还是高校扩招。
他的依据来自《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年均增长为18.7％。而同期的报考大学适龄人数从1999年低谷的1940万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万，年均增长只有3.6％。
“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适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黄文政强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赞同黄文政的观点，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扩招急剧攀升是造就699万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
“扩招导致的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蜕变，必然会出现教育的不公平。”熊丙奇表示，许多低素质的富人子弟滥竽充数成了大学生，从整体上降低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搅乱了整个人才市场。
扩招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试图关闭本科扩招这个按钮。然而，“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这句话，似乎短期内很难遏制高校已经走上轨道的扩招步伐。
“为何明知高等教育有问题，却慢不下来、停不下来？”熊丙奇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众多的利益、问题包围下，让大学慢下来实在太难。更要命的是，掌舵的，恰是那些既得利益的政府部门官员、学校行政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