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连卓钊在相继落网后，均获得一月的静默，即不许接近任何人——包括专案组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他们的心理防线。

　　相形之下，黄光裕守口如瓶，而连卓钊防线崩溃并与警方达成交易，相继检举了包括郑少东、王华元、陈绍基等人。他因此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黄光裕领得实刑、罚没11亿元之时，悄然脱身归港。

　　针对《财经》记者的采访函，香港廉政公署和香港交易所均回复，按照一贯政策，不会评论个别事件或个别公司、个人。香港廉政公署称：“如接获贪污举报，若有足够资料跟进，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必须依法进行调查。”香港交易所则表示，“若上市公司或其董事涉嫌违反刑事或民事法，会按情况将有关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跟进处理。”

　　除上述直接关联的省部级高官，此案延伸突破导致公安系统落马的官员，还有公安部政治部原处级干部王菲、办公厅信访办原副主任李景凤、治安局原副局长吴明山、经侦局上海直属总队原总队长吴卫华、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四大队原副大队长靳红利、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朱影、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原副局长钱宏祥，以及公安部行动技术局原局长张健、科技信息化局信息中心原副主任陆山等。

　　这是继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卷入赖昌星案以来，公安部及地方厅局发生的最大系列窝案，事实上，其犯罪手法、作案工具与所涉领域，已非远华走私案可以类比。可资反思的特征如下：

　　——强势部门的自由裁定权被滥用。无论是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还是公安厅长，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等人都存在大量撤案销案的寻租行为，这些拥有强制权力的主管者将此视为最大的创收源泉，反过来又体现在对他们的查处上。监管者无人监管，人治覆盖法治；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反复，产权保护缺失。这直接导致民企必须依附权力而寻求保护。如黄光裕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既有高超的商业智慧和敏锐市场意识，又未完全脱离早年商帮的草莽之气，攀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黑势力的公司化运营，为当今商业环境以及法治规制提供新的难题。连卓钊与郑少东的黑白互渗模式，佐证了无间模式的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