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要将事情袒露出来”

　　新京报：在你新书的首发式上，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话来赞美你，说你既是男人中的异性，也是男人中的同性，你在这些好友之间是没有性别的，“她本来也没有”。你听到这样的评价有何感受？在自我承纳层面，你会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还是会有意识地抵消这个身份的某些特征？

　　柴静：其实，跟男性与女性没有关系，我觉得，朋友是人和人的关系，只不过恰巧他是男人，恰巧我是女人，仅此而已。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都是太拿外界当做自我的参照了，在我看来，珍视或者抵消女性身份，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参照系统在那里。新闻界有个传统是说，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我也会面临这样的声音，但总体来讲，它没有怎么困扰我，我觉得女性或者男性，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如果你想着你该怎样呼吸，那你就难受了，自然而然就是了。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的作品，会用一个词，流畅，再加一个词，有哲理，然后再加上，悲悯。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去揣摩读者的期待吗？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吗？

　　柴静：没有揣摩和迎合吧。

　　有时候，人遇到某件具体的事情时，通常会有相似的反应。作为记者，我也许要做的是，诚实地意识到它，并且将其袒露出来。

　　这也是我说的，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能不能诚实。心灵流动的轨迹，你若是想隐匿，是可以隐匿的。但是，你若是选择隐匿，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但袒露又很困难，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出来。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为这个职业，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就你的体验与理解，记者这个身份，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有何特殊之处？在《看见》这本书里，你会有意去谨守“记者”这个身份吗？还是，把自己从记者这个身份中释放出来？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

　　柴静：记者比非记者多一个“问”的职责，这个职责你知道，对方也知道。但像那个踩猫的女性，她喝酒的时候，听你唱歌的时候，她忘了，所以她向你有一个交付。但是她坐在你对面，你不可能因为她交付了你就不“问”了，这个问要触及到她最难堪最受拷问的人性部分。但没有办法，像同事说的“你让她难堪了，但你不能不问”。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难受，我跟她共同承担这种难受。

　　写书时，我觉得事实准确是记者身份的要求。其他部分让它自己流淌吧，新闻的原则不是干燥的铁律，是你在描写生活时，它从生活中自己浮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