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这次采访疑虑重重时，柴静出现了。她在我对面坐下，掐掉手中的电话，对对方说，“我要开始工作了”。柴静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错时，她给我一个标志性的温婉沉静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丝。采访前一天，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看见》，几千名读者排队几个小时，只为自己所拥有的《看见》一书扉页上有柴静手书的“柴静”二字。她对每一位上前签名的读者微笑着说谢谢。

　　《看见》一书首印50万册，上市几天即大量加印，这些都被各大媒体作为新闻点加以报道。很难估量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子所拥有的话语影响力。她的话，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营销微博账号上，用做“晚安”贴，她在文章里引用的他人的话，也常被当做是柴静之言加以引用，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问到如此庞大的印数是否含有对自身写作的价值判断时，她的回答是，书写完了，就与作者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理论范畴的解答，一个作品，自其诞生起便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作者无关。

　　若是放在文化观察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与经验相关。探寻柴静何以流行，对我而言是另一个诱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关闭了为我提供相关答案的门径。这是我在采访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为担心自己判断有所偏颇，我在此前请身边几位长者评价柴静，其中一位要我仔细想想价值坐标，判断一个人一本书的价值，需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关于前者，千百年来，经典就那么几本，关于后者，得先衡量一下当下社会的文明底线。他也提醒我，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价值理念。

　　如你所见，纵向，柴静的成长，横向，柴静的流行，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