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红线女从香港回到广州定居。为争取红线女回归，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做了很多工作。“争取”的主意在年初萌发，并指示广东省委负责文化宣传的大员王匡?手进行，随后派出五人小组赴香港联繫红线女。同年九月下旬，红线女被特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九月二十三日，红线女到达广州，当晚，陶铸、林李明、朱光等省市领导人在广东迎宾馆宴请红线女，正式邀请红线女回内地工作。北京观礼后返港途经广州，陶铸在从化温泉再次设宴款待红线女，席间重提回归事，陶铸对红线女许诺说：“回来后，生活待遇不变，政治待遇不低于薛觉先（政协委员）”。陶铸的热情、亲切和诚意，令红线女大为感动，促成了她回归的决心：“陶省长这样照顾，不回来不行了。”
红线女回穗，要把整个家从香港挪回广州；她是个艺人，是个大明星，又是个特别爱美的人，傢俬衣物生活用品自然特别多，搬家自然特别大阵仗，包括新订製的衣服七十多套，新旧鞋七十多双，西德製的高级钢琴等等，装满了一船舱。按照当时海关规定，其中有些物品不能进口或需徵高税率（按低税率也得交三千元）。经奔走交涉，最后陶铸发话：“不要勉强要她转太大的生活弯子。”有陶铸特批，黄埔海关乃予放行。
红线女回归后，各方面都得到陶铸的关怀和照顾。政治待遇高于薛觉先。生活待遇优厚。工资每月一千二百元。当时国内普通工人的工资约三、四十元。红线女的工资水平超过国家领导人（据说顶级是五百元），但却低于国内顶级名伶的水平。例如周信芳月薪二千元，马连良一千七百元，张君秋一千四百五十元，裘盛戎一千四百元，荀慧生一千八百元。一九五九年，红线女自动减薪至八百元，后来又减至三百六十元，相当于一级教授的工资。
在陶铸授意下，有关部门为红线女建造住房。选址闹中带静的华侨新村，耗资四万元，于一九五七年建成。另花数千元外汇购置窗帘及装饰材料。建房费用原定每月从工资中扣除，到一九六○年，为照顾名艺人的生活，馀下欠款免予扣除。
陶铸对红线女的健康以至日常生活也很关心。一九六二年红线女身体不适，经陶铸建议并和中宣部、文化部沟通，红线女被邀请到北京颐和园休养，在万寿山介寿堂住了约半年，食宿标准与副总理级相若。是年六月，陶铸到北京开会，顺道到颐和园看望红线女，特意把自己家中种的木瓜带去给她，嘱她养好身体。
红线女在北京得到周扬、林默涵、齐燕铭等文化大员的关心。周扬曾嘱她：“你一要休养，二要修养。”她应邀参加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张光年等人在新桥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后被造反派称为“新桥黑会”），会后又应特约撰写文章。受周扬在会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据说经周扬修改并审定）的启发，她写成《在广阔的道路上》一文，谈及戏曲艺术的发展。初稿送周巍峙徵求意见，修改后送夏衍审阅并推荐在《戏剧报》发表。陶铸读了甚为赞赏，即令羊城晚报转载。该文后被批“鼓吹全民文艺”。
红线女政治上的进步和对艺术的追求，多次得到陶铸的肯定和鼓励。陶铸曾说：“红线女下乡，我支持，搞出个样板。”“弱不禁风的红线女都下乡了，（粤剧界）谁还不能下乡？”红线女则满怀感激在日记中写道：“陶书记对我是关心的，每次见了，都给我以鼓舞的力量。”“重读陶书记所写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使我对日常工作的态度和同志提意见一事，又有所警惕和受到一次教训。《山乡风云》的演出，陶书记说过关了，这是鼓励，又是鞭策……”。
陶铸重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和艺人。在他的影响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文革”前，广东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文化艺术得到较大的发展，粤剧也呈现繁荣的景象。红线女与马师曾合作，先后推出了《搜书院》、《关汉卿》等剧并拍成电影；此二剧是马红粤剧艺术的高峰，加上由马师曾撰曲、红线女演唱的《昭君出塞》，还有在莫斯科世青联欢会上获奖的《荔枝颂》，红腔响遏行云，蜚声海内外。戏剧大师田汉激赏红线女，看完《搜书院》即写诗相赠：“五羊城看搜书院，故事来从五指山。暗把风筝寄漂泊，不因铁甲屈贞娴。歌颂南国刘三妹，舞妙唐宫谢阿蛮。争及一曲红线女，佳章一出动人寰。”看完《关汉卿》又题诗赞云：“马红妙技真奇绝，恼人一曲双飞蝶……”并说，全国演《关汉卿》，最好是红线女。后又与罗品超、罗家宝等名伶合作倾力演出现代粤剧《山乡风云》，此剧堪称是广东粤剧和红线女演艺的里程碑。这个时期红线女艺术上达至巅峰状态，其饰演的翠莲、朱帘秀、王昭君、李香君、刘琴等人物形象及唱段深入人心，因而，陶铸不无得意并带点夸耀地说：“广东有二宝，红线女和羊城晚报。”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线女被揪斗，罪名是封、资、修，高工资，精神贵族，反动权威，等等。陶铸还在台上时力保她。他调到北京后，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月十三日两次公开讲话中都提到红线女被抄家、剪头髮、挂牌子、扫街的事，为她辩解，委婉地劝喻红卫兵不要乱揪斗。但后来陶铸被打倒，他对红线女的种种呵护便成了其罪状之一，而红线女因与陶铸关系密切受到更猛烈的批斗，被诬是“黑线女”、“陶铸豢养的美女蛇”。
但红线女以其坚忍精神，终于挺过了“文革”这一大关。大难不死，迎来后福。重返舞台，重焕生命的光辉。诚如其子马鼎盛在追悼会上所言，红线女一生与祖国荣辱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