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自由行对香港经济会带来至少短期性供求失衡，须予及早处理（本栏三月六日），这里继续探讨一些相关问题。首先是“终极开放”的情况，即有13亿人口的内地全面向港开放时，香港是否承受得了？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行带来的外需上升，可通过短期的管控及长期的增供建设来解决失衡。但之后如何？本港是否有必要限制内地每年来客在某个极限水平之内？对这个远景问题各方确有必要探讨。
然而当前更为紧迫的是动态发展问题。供求失衡基本上是个静态平衡（static equilibrium）问题，在此之上必须再探讨其动态影响。首先是由失衡回復平衡便是个动态调整，反映了资源的重新调配，如酒店不足要拨地增建，便显示土地、资金及人才均要向这方面引导。此外也更为重要者是，自由行带来的外需引发了本港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这是一种外因及需求带动的调整，或可说是被动性调整，经济只是顺势而变，而并非主动性调整。在后者政府或商界有明确的目标与方案，并按此推动转变。
自由行带来的经济被动性转变，自有一些特徵须予注意。这改变了本港经济的眼前表现、结构和长远前景，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最根本的一点是外需急升促进了各现有行业的横向发展，即按现有水平及经营模式扩容，并因此触及劳工、房地产等市场的短期供给上限，引发成本上升。这又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令直向发展即产业的升级转型失去支持也缺乏资源。这样在短期间经济虽可维持较佳表现，但长远的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事实上一些相关的问题已开始浮现，如低层劳工短缺，社会的上流受制，和新兴产业拓展缓慢等，与过往香港兴起时的情况不同。
恰逢此时香港因社会及政治环境变化，令经济的灵活适应能力下降。劳工市场的规章限制不断增加，如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及集体谈判等措施已出台或在筹划中，引入外劳以解短缺更难于落实。房屋土地政策的推出及执行备受阻延，令政府的长期建屋计划也难于落实，其他各类发展项目包括填海、基建等同样受到各种困扰。这些情况与自由行的影响叠加，自令香港的竞争力每况愈下。
此时又恰逢国际财经金融形势风云多变的歷史性转折时期，和周边加快发展的压力上升期。自由行的刚性需求为香港经济提供了底气，可助抗御外来冲击，保障了经济安全及相对稳定。另方面所引发的挤出等效应，又不利于增强香港的长远应变能力。总之，自由行的动态影响多样而复杂，当局宜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