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TV的同事记得邓文迪来工作的第一个星期是在1996年5月,她开始在澳大利亚裔男经理们面前展示自己。邓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忆说:“她会轻盈地走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没有任何预告,直接介绍自己说,‘你好,我是邓文迪,我是实习生!’”这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她却泰然自若。实际上,她做得越来越完美。“时间久了,我开始明白她的路数了。”这位同事说。盖瑞·戴维(Gary Davey),1993年到1999年在Star TV担任首席执行官。在他的记忆中,邓文迪“有一点儿笨拙,并不完全明白身处公司应当如何谨慎与优雅”,但她“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她无所畏惧,有着迷人的天然自信。她身上没有那种我们遇到过的其他一些大陆人身上带有的傲慢风度”。戴维回忆说,Star
TV的香港雇员们,“对邓文迪感到不舒服。一个聪明的大陆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有些危险的”。
邓文迪的到来激活了Star TV的香港办公室。一位经理说起邓文迪和同事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land)的相遇。布兰德主管广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总是抽着刺鼻的香烟、扎着马尾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就在邓文迪刚刚被介绍给布兰德认识的头一天,布兰德路过文迪所在的办公室。“这个实习生,突然从办公室冲了出来,抓住了布兰德油腻腻的辫子,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用力一拉,用她那尖利的嗓音说‘Hi, Robert!我是文迪!记得我吗?我是那个实习生’,然后咯咯地发出孩子般的笑声,布兰德回过头,带着那种‘不相信居然有人对我这么做’的表情,咧嘴笑了,然后,自己就被融化了。那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邓文迪是怎样的人。”
很快,邓文迪结束了在Star TV的实习,回耶鲁大学继续读书。
盖瑞·戴维回忆说,当时,办公室里的人都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见她,但是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了。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中国,Star TV的业务处于上升阶段。另一位邓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忆说:“邓文迪此时年收入已是8万美元,被委派加速开展中国业务,尤其是拓宽Star TV音乐频道的销路。我不认为她有什么关系网,但她当时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编织一个。她无所畏惧。”
邓文迪搬进了红地区尚未被开发的一间狭小公寓,离Star TV在九龙的办公室很近。同事们记得她上班时穿着考究,但出了办公室却变成了“街头品位”。她在大排挡吃午饭。星期五的晚上,她和同样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丽贝卡·李(Rebecca Li) 及英国人休·泰勒(Sue Taylor)去酒吧,赶派对的场子。另外一位在Star TV工作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蒂夫妮·宋(Tiffany Song)是邓文迪的朋友,她和英国人斯考比·沃德(Scobie Ward)关系紧密,斯考比是一个有钱的基金管理人。
一位曾在StarTV香港办公室与邓文迪共事的经理级同事描述邓文迪是个“令人愉快的、有魅力的人”,在外籍男同事中尤其受欢迎。这不可避免地会催生一些流言。“那时候,她很乐于在中国为外国大公司工作,公司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邓文迪有进取心,当然不是‘我要自己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商业计划,然后确保它成功,并因此被人认可’的那种。她的上进心是‘我要去见这个人,然后搞定这个人’。”
有时候,邓文迪要为公司的重要会议准备文书。她自己写过,也从同事那里“讨”来过一些,她会以一个正在努力克服苦难的淳朴大陆人的形象打动对方。“她利用了人们的天真和友好,”这位经理级同事说,“她完全因此而出名。她向老板们呈现这些成果,还有她迷人的样子,此后,她就开始急速起飞了。如果鲁珀特爱上她是因为她的商业计划,那他应该来娶我。”
事实上,这位邓文迪的前同事对邓毫无恶意。“她是处心积虑的吗?也许。但这个重要吗?我遇到过比这更可怕的情况。当时,有些同事确实挺讨厌人的,可再怎么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在说邓文迪的坏话,其实,我挺喜欢她的。现在也是。”她接着说,“Star TV并不是一个单靠实力打拼的地方。邓文迪打定主意要做什么,然后就去做。她追求生活目标的方式是摧枯拉朽的。她不是个天才,但她是个小甜心,是派对女孩,她希望每个人都开心,她希望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