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小时候并不是位公主。从北京、香港到广州、徐州,随着探访的深入,这个结论日益变得清晰。在北京,默多克花费500万美元,为他俩买下了距紫禁城不远的一处四合院;在香港,1996年,邓文迪在默多克的Star TV实习,香港回归前夕,她正在派对中穿梭;在徐州和广州,她度过了俭朴的青少年时代。许多新闻集团内外的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邓文迪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网,有能力把中国13亿消费者送到这个曾经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犯下无数错误、目前只获得缓慢进展的集团面前。但是,在徐州,早年与邓家十分熟悉的邓文迪的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说,邓文迪的爸爸只是一个国家机械厂的中层干部。“他是一个工程师,”谢老师记得,“在当时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
如果说邓文迪在中国很有名,那也只是以一个有权势的西方商人会说汉语的太太的身份为人关注。她扮演着默多克的准外交大使的角色,分发名片,上面很简单地写着——“邓文迪·默多克,新闻集团”。
在中国的新闻学院,学生们热烈讨论着默多克传媒帝国的扩张。
他们得出结论说,默多克的集团并不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外国传媒公司。一位曾经和邓文迪工作过的前新闻集团中国区经理说:“她总以为自己知道这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不在中国生活已经20年了。”这位经理在北京听闻了人们对邓文迪的漫骂之词。“那几乎是鄙视!”谈到邓文迪如何打入一些圈子,这位经理说:“这些对鲁珀特来说,没什么价值可言。”“邓文迪在她丈夫面前曾被中国的高级人物公开蔑视过,只是不懂汉语的鲁珀特并不明白那些刺耳的评价。”
遗憾的是,邓文迪拒绝接受我的采访,怀有敌意的新闻集团甚至不肯透露她的简历,也不接受电子邮件提问。我急切地想要知道邓文迪是否对自己的状态保持清醒,就像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掐醒”自己。她是否相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她身上发生了太多事情。对于一位江苏机械师的女儿来说,这些变化过于显著。“她很感激自己空降在一个罕见的人生境遇中,”她的美国密友凯西·弗莱斯通说,“她并没有假装她不是默多克太太,但是,她也没有滥用它。”
徐州:老朋友很失望
邓文迪在一幢六层楼房的三室一厅中长大。这些公寓建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从以培育乒乓球运动员而闻名的少华街小学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学,在学校期间,她是个处在中上游位置的学生。学校的操场和花坛贴着许多标语,上面写着名人名言,她从中受到过启发么?或者,她是从徐州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史书记载,徐州是战略重镇,只要控制住徐州,就能掌握其周围的大片疆域。
邓文迪的徐州老朋友们对她普遍感到失望。从1996年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正是那一年,邓文迪以实习生的身份加盟默多克的Star TV,3年以后,她嫁给了这个大老板。“如果见到她的话,我会向她抱怨。”邓文迪从前最好的朋友李红说,“她应该跟朋友保持联系。”10年对老朋友来说又算什么呢。李红、王重生和谢启栋在谈起邓文迪时感觉好像昨天刚刚见过她。“我们小学四年级就认识了,一直到高中,吃住都在一起,有时候还换衣服穿,”李红说,“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一起训练,晚上一起上自习。”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文迪能够这么成功。我希望她能够到中国来投资,让我担任些职务,默多克不是很想来中国投资吗?”
李红想要知道邓文迪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生活,那座价值4400万美元的三层公寓,俯视着纽约中央公园。李红从当地报纸中搜集着每一篇关于邓文迪的报道。“真是天壤之别!”她感叹到。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形容邓文迪的文革成长环境与她现在默多克太太身份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像天和地的距离一样。邓文迪和她丈夫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让李红感到有什么不妥。李红说,据她所知,“默多克爱着她和她的孩子。爱没有年龄界限,只要那是爱”。
李红想知道更多老朋友的新生活,于是我透露了一则轶闻,这是新闻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的:邓文迪的父母比他们的女婿还年轻许多,有一次去伦敦探望女儿,住在了这对夫妇的伦敦公寓里。邓文迪把公寓临时改造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极简主义样式。邓文迪对一些有文化象征含义的漂亮玩意儿着迷:日本的茶道、一盆优美的兰花、一套精致的瓷器。一天,默多克从办公室回来,没有脱鞋就走进家门,结果被他的岳母大人训斥一番,因为进门脱鞋是一个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习惯。默多克当时笑了。听罢这则故事,李红也笑了,她说:“我明白,那是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