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香港政改何处去？

        文/杨坚

　　近日，北京和香港分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25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有关发言和文章反映，在《基本法》贯彻了约18年后，人们对其整体意义和重要条款的理解出现明显分歧。

　　政改通不过加剧对立

　　3月31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在澳门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22周年座谈会时称，香港和澳门所实行的“一国两制”的3个原则“不能平起平坐”──“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平起平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不能平起平坐。陈佐洱这一论断令人耳目一新，是他关于两个特别行政区、尤其香港特别行政区贯彻《基本法》经验的新总结。

　　反对派与爱国爱港阵营围绕香港政制发展走向普选目标的斗争，归结到最根本问题就是：普选行政长官和普选立法会全部议员是在“一国”之内抑或脱离“一国”？反对派鼓吹“公民提名”、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是选择后者；爱国爱港阵营则理所当然地选择前者。

　　特区政府即将提出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议案供立法会审议表决。尽管人们对于若干反对派议员尚存最后关头转变态度支持该议案之期望，但是，有关议案被否决的机率显然较大。

　　2017年如果无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香港政制将呈现怎样的状况？

　　首先，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两大政治阵营在立法会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政府议案的审议上不会纠缠，因为，反对派会追求“速决”。普选行政长官议案被“速决”之后，反对派对待政府施政将竞相表现对抗，以争取今年11月区议会和明年9月立法会选举胜利。

　　如果行政机关不能显著提高决策水平，那么，爱国爱港阵营会陷入“有心护航而不果”的窘境。

　　其次，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将提前。现任行政长官的施政将不可避免地被人视为其争取连任的部署，不仅削弱其施政的公信力和道德力量，激励反对派竭尽全力地予以破坏，而且会诱发若干有志竞逐2017年行政长官者私下干扰。

　　另一方面，2017年行政长官选委会的竞争会提前。对立政治阵营和重要利益攸关方都会提前开始部署，若干有志问鼎行政长官者都会争取重要利益攸关方支持，争取在选委会中形成可靠的势力。与此同时，若干有志竞选行政长官者都会提前开始搭建竞选班子，各自核心成员不会交叉，但是外围力量不免有所重叠。

　　由于行政长官必须为中央所认可的爱国爱港人士，各有志逐鹿者的竞选班子会对现任行政长官的依靠力量产生“挖角”效应，加剧后者管治和施政的困难。

　　传统公务员体制或嬗变

　　第三，传统公务员体制会嬗变。社会政治两极化加剧使传统公务员面对更大压力，加深他们心理矛盾，促使他们政治态度呈现差异化。即使主观上仍坚持传统的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但是，“形势比人强”。

　　第四，管治班子团结将承受严峻考验。本届政府管治班子是不同政治背景和不同政治理念的“拼盘”。两年多来，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和其他政治任命官员变动之大，为2002年第二届政府推行政治问责制以来所仅见。若政改否决，随?政治形势继续恶化，现行管治班子能保持团结吗？

　　试问：面对如斯政治前景，怎么可能如反对派所要求迅速重启“政改五步曲”来强行推动普选?

　　4月1日，王永平在《信报》网“论坛／博客”发表《下届香港特首可从李光耀身上学管治之道》，称：“如果下届特首能够学到李光耀几分真心为民的管治之道，尽管香港没有普选，港人可能会比现在少点怨气。”这不失为一个良好期盼。在香港，对于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看法不能说一致，却大体给予高评价。

　　缺乏造就政治强人的力量

　　王永平归纳李光耀成功之道为三点：“第一，从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的第一天开始，李光耀便苦心积虑地建立一个没有任何中国历史文化色彩的独立国家。”“第二，李光耀是百分百的实用主义者。”“第三，面对强国，李光耀毫无惧色，据理力争，但又不会翻脸。”据此，他要求下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护港人的本土意识（不应一棍打成港独），坚持一切以港人优先为基本施政原则”；批评本届政府“开发新土地建屋，只懂徵收农地、旧楼，甚至打郊野公园的主意，却不敢影响私人会所或高尔夫球场。这种欺善怕恶的实用主义岂是李光耀之所为？”

　　关于李光耀成功之道见仁见智，但要求下任行政长官是李光耀式政治领袖是脱离实际。在可预见未来，香港既缺乏能望李光耀项背的卓越政治人物，也没有造就和支撑李光耀式政治强人的政治力量。

　　然而，王永平此文提出来一个不能不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即如何在《基本法》框架内、尽一切努力来构建有效管治和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