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遵循831决定落实普选

         文/周八骏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并根据循序渐进原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选行政长官作出了明确规定。2015年3月4日和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先后出席全国政协港澳委员联组会和全国人大香港代表团会议，反覆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来争取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

　　耐人寻味的是，3月7日，第二轮政改咨询最后一天，特区政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全体成员——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出席教联会举办的政改论坛，政务司司长为动员舆论支持政改，提出来一个观点：2017年如果落实普选行政长官，那么，选民就可以因应当选后行政长官是否履行其竞选承诺而用手上一票决定是否支持该行政长官连任。无独有偶，3月8日，香港多家媒体传播所谓“接近中央的权威消息人士称，政改若原地踏步，梁振英极大机会连任，并会重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

　　“权威消息人士”之言是杜撰

　　公允而论，政务司司长的话没有直接涉及现任行政长官能否连任问题，而是强调普选赋予香港选民的权利及其效用。但是，紧接着出现来自所谓“接近中央的权威消息人士”的消息，就将问题弄得既复杂又敏感——政界不仅继续关注政改能否通过，而且开始关注现届政府管治班子是否团结？

　　张德江委员长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要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把广大香港民众的共同期盼变成生动现实，关键在于立法会能否通过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

　　中央既不可能从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后退，也不可能对2017年以后政制发展做承诺。2017年能否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唯有至少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转舦”。

　　尽管反对派都反对梁振英连任，一部分香港居民也不愿意梁振英连任，但是，企图以政改受挫有利于梁振英连任来动员舆论支持2017年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是空想。

　　今年1月，一位外籍政治学者就在英文《南华早报》撰文称：如果否决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则将有利于梁振英连任。同样的议论，更早听闻于香港政界的窃窃私议。其荒谬在于，第一，将香港政制发展混同于某一个人的政治生涯；第二，错估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不知道所谓“接近中央的权威消息人士”是何人。但是，了解香港政情和内地政治常识者明白，那是别有用心者的杜撰。

　　无论中央决定香港普选问题，还是若干西方国家对待香港普选问题，固然不可能不结合香港主要政治人物的具体情况，却都是以本国国家利益为依归。中央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所?重的国家利益，也就是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若干西方国家对待香港普选问题所着重的国家利益，分别是其全球和对华战略，以及尽可能维护和扩大各自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

　　现任行政长官的进退，不可能不被有关国家纳入是否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是，前者既不可能等同后者，也不可能替代后者。

　　只要仔细观察香港政情演变，就不难察觉，现任行政长官是希望并力争2017年能够实现为反对派若干政治团体和一部分人所接受的普选行政长官模式。假如以为他欲连任而故意阻挠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那么，对他是颇大误会。君记否？去年79天“佔中”期间，他回应反对派迫使他辞职时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尚未落实，他不会辞职。信誓旦旦，将个人政治生涯同2017年政改“捆绑”。

　　坚持人大决定才可能有突破

　　在香港，有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一方面，强调现行制度缺陷，谁出任行政长官都无法迴避管治和施政困难；一方面，将现行管治和施政困难归咎个人。把争取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最后希望寄託于若干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因为不欲梁振英连任而“转舦”上，是这一类逻辑混乱的表现之一。

　　政务司司长和政改咨询专责小组其他两名成员，近两年多来，对于推动政改所做不懈努力是人尽皆知的。然而，不能不指出，在2月13日立法会会议上，政务司司长表示，政府与立法会关系没有恶化到完全不能合作的地步，较准确的说法是：政府要面对立法会议员对政制发展意见不同，或者对行政长官採取“对人不对事”的态度以策动“不合作运动”，这一番言论不无将制度问题同个人问题相混淆之嫌；同3月7日动员舆论支持政府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说辞一脉相承。这里善意地指出来，是希望政改咨询专责小组同行政长官一道，在最后三个月，为争取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目标竭尽全力。

　　香港政治对抗十分严峻，反对派不容易被分化。唯有坚定地宣传必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香港政制发展才可能取得突破。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