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反对派拒绝“袋住先”的政治盘算

　　文|杨坚

　　政改第二轮咨询剩下最后一周，社会焦点转向了“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是否有人、如有会是哪几个可能“转軚”。2月24日《明报》“港闻”版刊登该报记者在农历春节前访问莫乃光、叶建源、冯检基、梁继昌、李国麟、汤家骅等6位立法会议员的信息，他们被视为特区政府重点游说以争取“转軚”的对象。从《明报》刊登的信息看，他们的确同反对派主流态度有所差异，都不坚持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2014年8月31日决定，都表示愿意参考民意，也表示愿意或不排斥同中央有关部门沟通。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具体意见，例如，其中至少3人要求“出闸”门槛降至八分之一，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

　　拒绝“袋住先”涉双重因素

　　有人会问：再过二、三个月，当特区政府提交立法会审议的关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议案付诸表决时，上述6人中是否会有4人“转軚”呢？因为，政治一天都嫌长，何况二、三个月。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弄明白反对派为何反对全国人大“8·31”决定？

　　2月16日，陈弘毅教授在《明报》发表《“袋住先？”——民间智能与“泛民”心态》认为：“泛民主派”之所以拒绝“袋住先”，“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作为从政者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去看有关问题，而不是从广大市民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既有其感性的一面，也有其理性的一面。在感情上，由于他们在人大‘8·31’决定之前，大力主张‘公民提名’，反对（根据所谓‘爱国爱港’标准进行）‘筛选’，而‘8·31’决定与他们一直争取的普选方案背道而驰，所以他们要坚持反对到底，不惜代价（代价是政制的‘原地踏步’），不愿意‘委曲求全’”。

　　其理性的一面则如经济学家雷鼎鸣教授所分析：“特首若是有一二百万票选出，其认受性便会大增，以反对政府施政为纲领的政客，便会失去着力点”；“香港近年的政治每以将政府官员变成捱打的沙包为主导，若此‘常态’被特首得到授权而扭转，不少政客熟悉的斗争艺术会沦为无用之技，他们将来地位能否保持，极成疑问”。“换句话说，由于‘8·31’决定的‘高门槛’，‘泛民’很难‘出闸’成为候选人，所以他们不愿意见到对方（‘建制派’）人士成为候选人并通过普选获得比‘泛民’议员更强的民意授权和认受性”。

　　以上分析忽略了一点：反对派不只是因为“感情”上无法承受“转軚”，以及理性上顾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后的政治格局而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而是还由于他们难以估量因而难以承受“转軚”将会带给他们在2015年11月区议会和2016年9月立法会竞选中的打击。

　　阻挠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固然会失去一部分“中间群众”的选票，“转軚”会丧失基本群众。同时，“不转？”会使一部分成员退出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转軚”会引发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整体性分裂。

　　明白了上述道理，也就容易理解6名被视为特区政府游说对象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为何在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同时，表现得同反对派主流有所差异。

　　“泛民”议员“转軚”的政治成本

　　不能否定，在这6名议员中，有的具有将来改变政治立场的“基因”，但是，目前，他们在已然表明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前提下，必须考虑两点，一是所谓政治道德，一是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中的选票。

　　未来二、三个月，媒体将不断采访这6位立法会议员，不断追问他们是否“转軚”。前者是为了新闻，尽媒体的职责，却会给后者造成难以应付的压力。一旦“转軚”将要承受的政治道德责任非亲身体验则无法理解。

　　在这6人中，4人是传统功能界别议员，必须以所在界别选民政治倾向而不是面向全港的民意调查结果为依归。另外两人一为地区直选议员一为“超级区议会”议员，他们以“温和民主派”面目出现，有利于他们维持基本选民，也有助于他们争取一部分“中间群众”的选票。

　　不能不指出，“广大市民的观点和角度”是不存在的，现实是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分化形成对立两极。这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恶化、政改进入决战阶段的必然反映。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的政治水平和能力同他们的志向不匹配，但是，他们天天浸淫于实际政治，对于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分化是深有体会的，不可能为所谓“广大市民的观点和角度”所打动。

　　同时，必须申明，笔者即使不以为任何游说若干“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努力能够实现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却认同展开那一类游说是需要的。一是显示特区政府尽最大努力推动香港政制发展。在这方面，政改咨询专责小组锲而不舍的精神应予肯定。二是有助于推动反对派政治团体分裂。三是为其中若干名“泛民主派”议员今后政改“转軚”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