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深思香港管治的困难

        文|杨坚

　　2015年2月14日，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继续审议政府关于设立创新及科技局的拨款申请，但是在反对派议员竭力“拉布”阻挠下，最终未能将议案付诸表决。根据议事规则，政府需要重新向立法会提交成立创科局的决议案，意味着从2012年6月开始本届政府催生这一新政策局以推动香港科技创新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努力再次受挫。

　　与此同时，行政长官梁振英遭遇又一轮来自反对派阵营的攻击。

　　反对派“对人不对事”攻击特首

　　2月11日，世华网路营运总裁刘进图在《明报》撰文称，政府一些极具影响力人士，致电要求香港大学校务委员否决由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出任副校长，立法会议员郭荣铿称获悉此事，并明确指出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个别行政会议成员所为。民主党、公民党等随即分别要求香港大学校委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进行调查。

　　2月14日，《明报》再披露：香港大学将于今年3月举行学位颁授典礼，向社会杰出人士颁授名誉学位。3名独立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行政长官梁振英于2月3日中午宴请理工大学校董会成员时称，香港大学名誉学位委员会早前向他提交颁授名誉博士推荐名单，他做了删减。

　　在2月13日立法会会议上，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政府与立法会关系没有恶化到完全不能合作的地步，较准确的说法是：政府要面对立法会议员对政制发展意见不同，或者对行政长官採取“对人不对事”的态度以策动“不合作运动”。

　　的确，对待梁振英，反对派已然是“对人不对事”必欲去之而后快。问题是，即使换一个人出任行政长官，反对派也不会对新任行政长官採取“对事不对人”态度，其根源与政制发展无法取得共识一脉相承。

　　香港政制发展的分歧源于香港基本政治矛盾，即“拒中抗共”势力与爱国爱港阵营关于“谁主香港沉浮”的斗争。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任何人出任行政长官，都必须在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之间做抉择，不可能亦无法“骑墙”。梁振英作为行政长官之所以越来越遭受反对派攻击，是因为他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坚持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坚持得很苦很累，但他必须坚持。所以，反对派对他的攻击只会加剧，爱国爱港阵营对他的支持也就必须加强。

　　然而，香港管治的困难不止于两大对抗政治阵营无法妥协，还因为香港社会依旧存在?根深蒂固的支持或同情反对派的“民意”，后者反映西方价值观。

　　就在反对派炮製梁振英干预和阻挠陈文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风波之际，香港大学发生另一个风波——在香港大学学生会换届竞选中，一名参与竞选的女学生因为来自内地而遭攻击；另一位参选的男学生，也来自内地，遭揭露其外公是内地高干。在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案例中，“抹红”成了政治污名化手段。

　　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多达200名学者参与2月8日陈祖为、何芝君、成名、冯伟华、陈家洛、庄耀洸等18名大专院校学者和教员所发起的题为《坚守学院一片自由文明的天空》的声明，指责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对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以及左派传媒对获推荐出任港大副校长的陈文敏的批评，却不见香港高等学府学者给予两名来自内地大学生因为参与竞选香港大学学生会，而遭受歧视和攻击以任何形式的声援。

　　建制派须打破传统管治模式

　　长期以来，香港建制派虽然标榜政治中立，其实，却是深具政治倾向。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也是传统政治势力的保护神。传统管治不仅体现在传统建制架构及相应政治文化，而且植根于传统政治生态及相应民意基础。当前香港管治之困难，在于传统管治必须被打破却很不容易打破。现任行政长官必须深明此道而坚决“推陈出新”。出路在于前行，倒退纯属幻想，停顿也不可能。

　　值此方兴与未艾交战之际，反对派必定偏向极端。民主党不仅由其前主席何俊仁率先提出辞职以策动“变相公投”的倡议，而且，其现任主席刘慧卿已然要求特区政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三名成员在政改失败后辞职。

　　在一部分青年中，“港独”思潮抬头。2月6日，浸会大学学生会改选前3天，名为“弘毅”的唯一候选组合删去其竞选纲领中“毋忘六四，捍卫民主”的“毋忘六四”，有关人士解释这一删改与港人身份认同相关，称“港人”与“中国人”是两个民族，“港人”没有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2月9日晚，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柴湾青年广场出席青年交流会，与约200名青年讨论政改。有人要求重新启动政改“五步曲”。林太表示，香港只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必须尊重中央对于香港政改的宪制责任。有青年随即高呼“香港建国”和“独立”等口号。

　　事实证明，克服香港管治困难需要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