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源于错误理解“一国两制”

　　文|刘乃强

　　继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批评《学苑》“港独”主张之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最近在公开场合亦再次强调，不容许藉口高度自治散布“港独”言论。中央和特区政府明确表态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老问题：“港独”言论已经在散播，所谓“不容许”，究竟如何体现、如何执行？

　　要讨论“港独”，不得不谈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则牵涉有关国家概念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国两制”是香港与国家关系最主要的纽带。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不是一个人或一两千字能够弄明白，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带起相关讨论。

　　最新一期的《文化纵横》杂志发表了内地学者、新左派领袖汪晖教授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其中强调了“去政治化”、缺乏“文化政治”认同带来的政治危机，不仅仅是“台独”，还包括“港独”“疆独”和“藏独”等危机。这篇文章，一针见血，任何希望了解“港独”等身份认同危机问题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

　　汪明确指出，中国各个民族团结成为“中华民族”，只有在反帝反侵略语境中，以及在存在世界霸权的认识下，才能成立。“中华民族”是政治性的口号，即存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容易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空洞的“身份政治”，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动员方式：大家不再讲终极的价值和关怀，把诉求本质化，变成“因为我是港人，所以我比大陆人好，所以我应该享有这般或那般的权利”。

　　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权问题上理解“台独”或“港独”问题，并没有如汪晖一样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上述政治问题的衍生物。“统一问题一旦被贬低为一个族裔性问题或者说一个族裔民族主义及其主权形式的问题，就丧失了其真正的严重性”。

　　因此，对汪晖而言，“文化政治”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它关心的是“政治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我们常讲的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这正是我们在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最缺乏的视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讲历史教育，而且还不能实现！

　　汪晖认为分离主义的源头是“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但至少在香港而言，“港独”的抬头似乎与中国近期的“再革命化”关系比较大。冷战结束、“告别革命”，这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而相对而言当时可谓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蜜月期。本地左派的失落基本上是从1978年开始。中英谈判以来，中方在港统战对象偏重商界，亦不过是这个趋势的延续。香港传统左派的心灰意冷，可能让我们对抗“港独”思想的防御力减弱，却解释不了“港独”思想为何在冷战结束快三十年的今天突然冒起。

　　1980年代，冷战虽然未正式结束但已见苗头，国际关系缓和不少。这个历史性的国际关系形势，也很大程度上是中英双方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当时能够以现在的形式达成共识的一大原因。试想像，在1960年“三线建设”的年代，中苏交恶、中美关系紧张，如果新界租约是在1967年到期而不是1997，“一国两制”一定不能谈得拢。

　　可以说，告别了革命，才有今天这种形式的“一国两制”。当年港人都认为内地改革，要透过香港以英美为师，逐步拥抱“普世价值”，最终达至“国际标准”的“自由”“民主”；内地不少人也抱有如此观点。当时包括我在内主张“民主回归”，之所以能获得大部分港人认同，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准确了解。即使在1989年以后，支联会等也没有放弃“建设民主中国”的目标。认识这个脉络，才真正认识现在已经过时的以民主党为首的老一辈反对派。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回归”，最终是像陈方安生所说的，回归到“一国一制”，即香港这“先进”的一制。

　　民主回归思潮是冷战后期的产物，“新冷战”则催生了“民主回归已死”的思想。经过过去三十年反覆试验，中国今天坚决自主制度创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个决心和自信，港人无论愿意与否，都不能再视而不见，当他们发现自己从老师变为劣等生，部分人萌生了退守“本土”之念，分离主义的根源即在此。

　　“新冷战”不一定再次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决，国际关系矛盾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国两制”和国民身份的问题，在这个局面下又有独特的呈现方式。

　　港人中反对“港独”的人，大都把病态本土主义归咎于香港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消失。他们的视野中，看不到香港在文化和制度上各方面的优越性均全面受到威胁。他们把经济因素看得太重，反而因此理解不了“港独派”的深层焦虑，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自然也抓不到痒处。

　　“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从来都不是在价值上空洞和中立的概念，也不可能是。诞生于冷战后期的时空，“两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较好的一制”和“没那么好的一制”。

　　在香港，这是左中右的共识，至今如是。因此，港人每次赞赏“一国两制”的设计，潜台词往往是“幸好我们不用生活在另一制”。特区政府每次说“香港赖以成功的法治”之类，言下之意也是“另一制没有”。我们只知道内地“发展”迅速，充满“机遇”，但这“另一制”具体有什么比“我们这一制”好，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从来不提，相信也说不出来。

　　去政治化的“爱国”，在香港则变成“现实爱国”“投机爱国”，所以出现许多中产专业人士一边以“爱国”自诩，一边急着把子女送出去全面西化等诸多怪现象。其实，香港主流社会真正的分歧不是爱国或不爱国，而只不过是“独港”和“港独”的分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