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施维尔 资料图
文 | 谷风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施维尔月初访港,并与众多香港反对派政客会面。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施维尔返回英国后,竟然通过传媒放风,声称对未能与特首或政务司司长会面而感到“愤怒”云云。施维尔的这种表现,显然有失职业外交官的身份,更等同是在自打嘴巴:难道访港前不知道自己能见谁、不能见谁?明知无法与特首会面,又何必来香港?而他此次吃闭门羹,个中原因,他难道还会不知道?
无礼在先再出丑与人无尤
英国当局在支持香港反对派政团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家心知肚明。而在“占中”的酝酿以及发生过程中,英国人又与美国人合作发挥了什么作用,香港市民也不是不知道。因此,当“占中”末期,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声称要来香港进行所谓的“调查”时,被拒入境,公众一点也不意外。试问,一个主权国家又岂能容另一个国家“调查”为名干预内政?如果允许英国“调查团”来香港“执法”,必将是一件严重的外交事故,甚至可能成为世人笑柄。
或许是由于该国议会无法入境香港“调查”,作为主管亚太事务的施维尔,便顺理成章地担负起这一责任,事实上这也是施维尔入境的真正目的,毕竟,一个人远比十几个人大张旗鼓来得低调,不易引起公众注意。施维尔来港后,与多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会面,还同本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主席、终审庭首席大法官会面,问了许多有关香港特区政改之事。可想而知,施维尔的这番会面,可以“补足”英议会“报告”的缺陷,令这份报告可以不那么尴尬地完成。
既然能顺利入境,又能顺利地与他想见的人,那么施维尔也就应当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面子”。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尽了外交礼节上的方便,他应当知足。事实上,在“占中”之后、政改咨询开始的敏感时期,完全可以拒绝或者要求施维尔推迟来港,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更重要一点是,施维尔来香港谈的不是“英国事务”,而是特区的“政改问题”,这同样是中国内政,就算他低调见面,也不是恰当的做法。更何况,他还要以官式身份与代表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或政务司司长会面,更是荒谬的想法。试问,如果两人在礼宾府会面,而会谈内容是围绕政改展开,将形成特区政府与英国当局商讨中国内政的荒谬情形,任何理性的人都应当知道,这是不可能之事。
然而,施维尔不仅没有“知足”,甚至意图寻找机会攻击曾经给他方便的特区政府。他返回英国后数周,近日通过媒体放风,声称对无法与特区高官会面感到“愤怒”;并称“这太令人吃惊了,这种级别的官员在港访问受到如此冷遇前所未闻”云云。
尊重主权改善关系要诚意
且莫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的身份与素养,一个基本的礼节是,到访当地,首要是尊重当地政府,他竟然连这一点也不尊重,是失礼在先。更何况,施维尔明明知道自己此行是无法与特区高官会面的,他大可以不来香港,既然来了,还要反驳一番,这不是在自打嘴巴?那么要面子,何苦再来香港?来了还要批评主人,还有这种道理?
事实上,原本的中英关系、香港与英国当局的关系并不是这样恶劣的。公众记得,2013年6月施维尔曾经来港,当时还曾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面;同年5月保安局长黎栋国访英时,亦曾与施维尔会面。这表明,特区政府是向来给予英国应有的尊重,但事实在证明,破坏两地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人自己。2013年9月,也即施维尔访港后的三个月,他突然在香港本地报章撰文,声称英国愿意向反对派“随时提供任何支援”;而英国副首相更是连番发表攻击中国政府、特区政府的言论。在“占中”期间,该国议会意图来香港“调查执法”,更是触动了外交红线。所有这一切,英国人应当明白,是他们自己打破了原有的外交关系,是英国人无礼、越权在先,怨不得别人。当时已有强大的舆论在批评,施维尔的“提供任何支援”言论,是严重的外交挑衅。常识都知道,政改是本港事务及中国内政,何需英国政府的支援,即使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但英政府也不可以在政改问题上指手画脚。
如果英国人是抱着善意、抱着改善两地关系的目的来香港,那么,施维尔必会受到足够甚至超乎寻常的外交礼遇。但如果施维尔是抱着插手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联系反对派势力而来,那么,他应当对自己能顺利成行而感到庆幸,所谓“外交无小事”,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香港回归已经十八年,不再是英国的旧有殖民地,主权在谁,施维尔应心知肚明。
吃了闭门羹,背后原因何在,施维尔不必装作不知道。如果他真有意改善双方关系,那么,他最需要做的就是发挥影响力,停止国会对香港进行的所谓“调查”。当然,这是不可能之事,对于英国人而言,维护本国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而能利用香港作为与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他们岂会随意放手?利益在先,那么施维尔的“延后愤怒”表现,不是太过虚伪了吗?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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