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香港实际是什么？

　　文|杨坚

　　特区政府即将启动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第二阶段咨询。因为被“占中”延宕了近3个月，所以，只能以2个月时间来争取形成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主流方案。

　　在“占中”期间，有人指望借助所谓数万人上街支持“占中”的民情，要求特区政府向中央撰写有关报告，让中央有一个下台阶来“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事实已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到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强调，香港政制发展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

　　当前，香港实际情况是，两大对抗政治阵营形同水火，社会陷入空前分裂。特区政府领导和组织第二阶段政改咨询，不能脱离这样的实情。

　　因此，宣传口号必须实事求是。譬如，强调2017年实现普选是香港500万选民共同期盼，就忽略了500万选民对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严重分歧。不管怎样的普选方案，如果能够落实，固然给全体合资格选民以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的机会，但是，有关方案首先不可能得到全体选民一致支持，其次，很可能被相当一部分选民抵制而拒绝投票。

　　丧失原则亦未必得到妥协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央承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因此，中央必须使有关方案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按这种观点推断，特区政府将要提交立法会审议的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议案，必须为若干“泛民主派”议员支持而形成三分之二多数。

　　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29日决定是讲2017年“可以”而不是“必须”普选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重申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同时，就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核心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尤其，8月31日决定标题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指明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而没有指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决不是疏忽。换言之，2017年能否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取决于香港能否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来形成为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和大多数香港居民（选民）所支持的方案。如果有困难而能够克服，当然要积极争取；如果困难大而暂时无法形成共识，则不必也不可强求。

　　以目前政治形势而论，如果一定要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那么，唯有将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决定“掏空”。

　　有人天真地以为，只要中央肯松动一点给反对派一丝机会派出代表参与竞争行政长官普选，譬如，将1200人提名委员会组成做较大调整，增设若干由反对派主导的具体界别；最好是由个人投票代替公司投票产生提名委员会成员，果如此，则他们就能够游说若干“泛民主派”议员转态。但是，政治游戏规则是严酷的：得寸进尺。只要你让了一小步，反对派就会要求你让一大步。结果是，原则丧失了，妥协未必得到。

　　处于今天香港管治和施政的领导职位，的确是如同在“夹缝”中生存，又好比是走一条细而长的钢索。固然要求高超政治技巧，更要求坚定政治立场和高贵政治品格。“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是之谓也。

　　展开第二阶段咨询并制订提交立法会审议的方案，是特区政府绕不过去的责任。相比较，对待其他公共政策议题，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是否就可以避重就轻或先易后难呢？

　　一位先后替第二届、第三届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重要智囊人物，最近一再强调，梁振英不宜推出具争议政策。

　　为政治震荡设经济民生“缓冲器”

　　坦率地说，正是因为第三届政府不作为，而今，第四届政府面对积重如山的公共政策议题欲罢不能。第三届政府本可以有所为却不作为，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其主事者们避重就轻或先易后难的施政作风。这对于香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举一例。

　　不久前，香港总商会关于香港竞争力的一项内部调查（即仅调查其会员）结果显示，高达68%的回应是，香港竞争力进一步下降。2008年同类调查仅4.5%被访者认为香港竞争力下降。嗣后，历年同类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对香港竞争力持悲观者不断增加。

　　第三届政府所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使其得以回避矛盾。第四届政府则无法回避政治经济社会错综复杂问题的全面挑战。

　　香港经济和民生问题固然不是政改问题，但与之相关联。特区政府引导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和制订提交立法会审议的政改方案，固然必须从香港政情出发，但是，政情同民情相关联，后者同经济民生息息相关。

　　我一直判断，2017年无法实现行政长官普选，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也难以取得改进。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在推动政改第二阶段咨询的同时，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缓冲政改受挫带来的冲击。

　　毋须赘言，如果2014年香港经济各项指标不是尚可，那么，“占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大。2015年全球和香港经济形势复杂，特区政府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为政治震荡设置经济民生“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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