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定康对香港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有关举动引来香港社会各界一致谴责。
文/李俊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政改作出决定,为特区于2017年普选产生特首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这都是香港民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更莫说与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专制政制相比了。然而,令人感到极其可笑的是,“末代总督”彭定康,也是一手破坏香港回归进程的“千古罪人”,竟然又一次跳出来横加指责,满口的“道义责任”,彷彿在说“英国人曾经给过香港人民主,现在已经失去”,真是恬不知耻莫过于此。彭定康所代表的是殖民时代的过去,而香港正在迎接普选的到来,是要留恋过去还是拥抱未来?香港市民不用彭定康来教如何选择。
今年刚好七十岁整的彭定康,不久前才刚刚因健康原因辞去英国BBC信託基金主席一职,目前仅挂牛津大学校监的虚职。与二十二年他来到香港之时相比,在当今的英国政坛,他已经不再拥有实质的影响力。作为一名曾经的保守派政治明星,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彭定康应当明白,这就是政治,现实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然而,或许仍然留恋着往日的风光,他不愿意就此被遗忘,仍然意图在香港政治社会发展中扮着“太上皇”的角色。近一年多来,屡屡放出荒谬言论。
昨日,也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区政改决定后的第三天,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了一篇名为《香港困局考问英国道义责任》。他说:“我假定,英国政府迟早将对北京的计划发表评论。这将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种责任。没有人能真的相信,这将产生商业方面的后果,或者说,在我们的荣誉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这样的后果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香港的福祉,香港拥有与经济自由相称的政治体制──这些对我们事关重大。我希望这些问题将在不危及香港未来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表面上,他似乎在针对英国的政府及议会,以及批评现届政府没有向中国政府施压去帮助香港的反对派阵营。但实际上,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指责中国政府“扼杀”香港的民主。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英国政客的虚伪之处:明明香港是在推进民主,到了他的文里却成了“民主倒退”;明明普选即将到来,他却说成是“面临社会痉挛”。这到底是事实还是又一种的政治无知?
第一,香港的民主发展,与英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纵使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但这是主权移交的外交文件,香港回归后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已经与英国人彻底分割。在法律上没有英国人的角色,“道义责任”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何谓“道义责任”?是指英国人要为殖民统治香港一百多年而感到羞愧,还是说英国人可以因为曾经是贩卖鸦片的强盗而“有权”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
事实上,就在同一时期,英国BBC就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日前曾致函英国议会外事委,敦促伦敦取消对香港政治局势的调查,批评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的调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向外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并且会干扰香港政治改革。”中国“不会容忍来自英国人和任何其他外部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并警告英国此举将损害中英两国的关系。而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亦指出,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关香港政改事务属于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这些声明,已经说明了根本问题。
第二,香港的民主发展,曾因彭定康而停滞不前。彭定康做了五年的“港督”,然而,恰恰是在这五年时间里,香港原本可以顺利回归的局面被打破,民主发展更因此而遭受挫折而停滞不前,这也是他的“千古罪人”名号的由来。那些在香港反对派口中彭定康的所谓“政绩”,实际上却是英国政客狡猾的算计,以新设计的“选举模式”,去达到破坏香港的回归。实际上,香港当前出现的社会分裂、政治分化、矛盾纷争,一切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彭定康的年代。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彭定康的破坏,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会演变到今天的地步。
道理很清楚,香港已经回归祖国,香港的一切发展都与英国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任何所谓的“英国有道义责任”,是另一套干预中国内政的政客说辞。如果说英国人真有“道义责任”观念,那么,他们最应该做也是最迫切的,就是立即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让香港市民在平和理性的环境下、在不受侵扰的环境下去谋求普选方案的共识。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彭定康竟然提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例子,称:“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曾走访香港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礼貌地问我,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国家的国家,怎么能在既不征求市民意见、又不给他们留下民主前景以捍卫自己未来的情况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给政府体制非常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当时我的一个助手说,怪事,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男子居然提出了香港最清醒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这是彭定康捏造的还是真有其事,然而,一个精神病人的话竟然能令他如此念念不忘,这说明了什么?是说明英国人连精神病人还不如,还是在说明他仍然活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世界里?
香港人正在拥抱未来,彭定康也不必死抱过去,面对现实或许是最佳的晚年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