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中评社台北7月15日电（特约作者 石之瑜）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藉由对亚洲主义的滥用，取得了一个集体的概念，隐身其中，并自以为因此就进入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资格。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既不东亚，也不共荣，甚至不是日本自己。
战后的日本经历了一亿总忏悔与迅速调整，间接说明了另一个深层而近乎窒息的日本，早就等着要重新呼吸人性的空气。但是也因为同时堕入美国的集体安全体系，而为那个挫折的军国主义遗绪，铺陈了在 60年后复苏的养分。
果其然，安倍首相透过对宪法文字的再操弄提出的集体自卫权，正在重蹈覆辙，他乃借用了集体安全的概念，隐身其中，试图藉此建立日本向外派遣军队的法律基础。
然而，集体自卫权既非集体，也非自卫，更非权利。相反的，是将日本重新卷入物质化与肉体化的权力过程。但是，跟大东亚共荣圈一样的是，在这个将日本肉体化的过程中，把日本自身所需负担的责任消弭了，转而依附在一个没有具体内涵的集体身分中，因而与日本追求正常化国家的愿望，从精神上完全抵触。
如此这般，必须在集体概念中才能偷偷的主张自己，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个梦魇。当代右翼超越不了这样的思想桎梏，便偷懒地依样画葫芦。其结果，因为没有属于日本自己的责任反思，必然缺乏对自身行动的克制，因此就不可能限于自卫，尤有甚者，极端者可能最后会感觉，天下没有什么由日本采取的行动不是属于自卫的。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则行动选择的过程，必然不能屈就于国内人民的和平愿望，故其间绝对没有什么权利意识可言。相反的，集体自卫权只可能是对权利的压制──对日本人民向国家主张和平权利的压制，与对日本国家向国际主张和平权利的压制。因此，侈言集体自卫权的结果，不徒谈不上日本国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民主权利，也谈不上日本做为国家拒绝效忠集体的权利。
一旦进入了集体的想像，这个追求日本自身国家正常化的欲望，就自然升华为要求集体与自己共存共荣的权力欲望，否则岂有正常化可言？在共存共荣的思想规定中，势必摧毁集体之所以为集体所仰赖的相互性，从而沦为绝对服从或绝对极权的伪集体。
这个极其熟悉的思想堕落，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二战的历史，因为在东亚的权力分布与二战之前大相径庭，且思想堕落而陷入肉体化的，又岂是仅止于抱持军国思想的日本右翼？不过，右翼在国内遂行政治极权的政治环境早就一去不复返，更何况安倍政府对于世局进行判断与操持的自信仍然无法建立。
然而，危险继续存在于历史极其熟悉的一股对邻国的蔑视之中，在于周边小国充满投机的近视与鼓噪之中，在于霸权体系对日本加以更大与更强的收编御用之中，在于日本思想界习以为常的转向思维与断裂人格之中。
集体自卫权已经对于战后以来颇具规模的和平主义，造成严重的伤害，更已经破坏了东亚意识与亚洲主义的人道面向。日本原来是世界和平与东亚安定的主要精神力量，现在发动的自我肉体化运动，则是毁灭的开端。
（中评社特约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