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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放生:解决国企共性问题还需从改制入手

周放生:每年国资委都这么说,国资委也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其责任。所谓长效机制、治本之策,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国资委的意图也是要落实中央决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从增量做起,从体制机制上逐步解决问题。

  我主张对于国企今后所有新的经营性投资项目,应首先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如果民营资本和管理团队资本都不愿意进入,则该项目可行性报告必定存在虚假问题,不宜投资。只有在对可行性报告论证之后,当民营资本和管理团队资本都愿意进入之时,再认真通过既定决策程序,该项目才可以投资。这个办法只要普遍实行,一招制胜,一定能够将国企投资屡屡巨亏的问题逐渐减少。到那时由全民买单的失误投资也会越来越少。

  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的原因也是一样,没有内在的利益制衡,只有利益无风险。

  过去已有企业改制的大量案例证明,国企只要改成混合所有制,其久已存在的投资屡屡造成巨亏、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所谓三大共性问题就会比改制之前大为减少。

  《华夏时报》:舆论批评这些违规行为无视已有的决策程序,导致本不该发生的人为疏失,认为一些央企高管在此过程中可能已涉嫌滥用权力和玩忽职守。你怎么看?

  周放生:如果我刚才所提到的体制问题不解决,则无论通过多么严格的程序审核,都不起根本作用。国企内部现有任何程序都约束不了其一把手的决策行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只有当一把手要为自己的决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买单的时候,其必然自我约束。在这个基础上再经历民主、科学的审核程序,就可以减少决策的严重失误。

  《华夏时报》:在法律上,国企高层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巨额亏损,许多似乎是恶意违规所致,那么,为何鲜有追究刑责?为何不以较高违法代价,警示后来者?

  周放生:如果其中有腐败问题,则毫无疑问将依法处罚。但如果没有发现其中有贪腐行为,则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最重的处罚就是将其免职,目前法律上尚未有对于国企高层因决策失误造成巨额亏损的明确的处罚规定。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改制,只有实行混合所有制,只有决策行为与高管个人经济利益、经济责任相挂钩。

  比如先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构,再投项目,否则不投项目,这就是釜底抽薪式的解决问题,而且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只要坚持这一条,只要从增量做起,相信再过几年投资失误就会减少,三大共性问题也一定会减少。

  《华夏时报》:由于顾雏军案,由于郎顾之争,中国民营企业家或民间资本对于加入所谓混合所有制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似乎仍心存疑虑。你怎么看?目前顾雏军案已在广东高院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结果如果有利于顾雏军,是否也会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推行?

  周放生:有这个疑虑是客观存在,但另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搞了那么多的混合所有制,大多取得了成功,并没有都出问题。而且郎顾之争尚未有最终的结果,社会各界也对学者郎咸平的观点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对他的观点,我们大可不必当真。

  如果顾雏军案再审结果有利于顾雏军,可能会减少一些民企民资参与混合所有制的疑虑。

  我们总要每天都有进步

  《华夏时报》:现在涉事央企有的宣称审计署报告中所提及的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完毕,有的则表示“边审边改”或“持续整改”等,但仍有舆论对所谓整改的真实性、有效性提出质疑,你怎么看?

  周放生:这确实没办法,因为信息不对称。也许我们应相信央企正在认真整改,央企也没有理由不认真整改。因为毕竟是审计署审计出来的结果,毕竟整个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已形成强大压力。但整改之后会否再度出现同样问题,这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体制并未改变,产生问题的根本并未改变。

  解决根本问题,还需从改制入手。这并非是说一改就灵,一改治百病,但改总比不改好。改制之后,国企共性问题不可能杜绝,但一定会比现在少。我们不能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我们总要每天都有进步,再过十年,问题就会少多了。

  《华夏时报》:有人说,大型国企屡犯屡审,屡审屡犯,违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审计出来的问题早已见怪不怪了。那么,果真痼疾难治无可救药了吗?如何从源头上遏制违规问题发生?

  周放生:在解决制度问题的基础之上,按照科学程序走,国企管理就会越来越规范,违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体制问题解决了,就是从源头上遏制违规问题发生。这样就会减少国家、企业和公民个人损失,减少让全民买单的额度和次数。

  《华夏时报》:你认为应当如何真正建立起对国有企业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周放生:对国企的外部监督机制已经实在太多了,全世界所有的监督机制、手段能用的我们几乎都用上了,比如审计、监察、监事会、董事会、巡视组等等,但效果都有限,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内生的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解决。而我们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制度规定却还远远不够。

  《华夏时报》:目前我们为何没看到将违法违规人员信息公开?也没看到检察机关及时向社会通报对涉嫌犯罪者查处进度?

  周放生:这比较难做到,因为于法无据,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因素又非常之复杂。所以,如果有了利益机制,决策者有了自我约束的动力,这比任何外部监督的办法都管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所有制是符合人性的机制,只有符合人性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国资委已针对审计结果表态说,将督促相关企业深入剖析原因,对症下药,认真落实整改,要求中央企业举一反三,探索建立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寻求治本之策,着力解决共性问题。在你看来,何谓解决共性问题的长效机制、治本之策?

  周放生:每年国资委都这么说,国资委也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其责任。所谓长效机制、治本之策,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国资委的意图也是要落实中央决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从增量做起,从体制机制上逐步解决问题。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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